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5 次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前篇讲经济,后篇讲政治,中心点都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逻辑是一脉相承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时曾说,《论十大关系》中的“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过《论十大关系》与《正处》的衍生关系。1981年的历史决议也将这两篇著作列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的代表作。

  

   然而,为什么《论十大关系》没有贯彻下去?正确的思想却得到了错误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背离说”,但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提得最多、党内外宣传也最多的时期,恰恰就是在“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而在以统筹兼顾为主题的经济调整时期,《论十大关系》反而提得最少或根本不提了。这种状况或许反映了《论十大关系》内容本身具有的二重性——既有急于跃进的强调“多快”的一面,也有兼顾各方的强调“好省”的另一面。在内容理解上的多义性,在政策实践上则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诉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需要从文本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考辨的重大课题。

  

   文本政治学就是通过解读文本的微言大义,阐发某种思想观念,以确定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导的国家体制中,领导人每一个文本的定稿公布,都标志着某种指导思想的正式定型,表达其治国理政的施政理念。对于《正处》的文本修订公布过程与反右派斗争的关联逻辑,学界一般是比较清楚的。在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正处》进行了重要修改,增添了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等内容,并正式公开发表,但《论十大关系》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对于它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关联逻辑,由于缺乏原始文本,很难对其文本流变进行考辨,很多问题难以厘清。现在一些学者虽然已开始注意到从“多快好省”的角度来分析《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但大多是依据公开发表的经典版本,不清楚原始文本是如何流变的。由于缺乏对其经典化过程的语境分析,过分解读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探讨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的逻辑关联,实际上就是考察“多快好省”高速发展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关节点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事件。在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前后,党内高层在建设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产生了理解的多义性。“反冒进”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情绪与务实派领导人协调发展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反映到他们对《论十大关系》不同理解的认知分歧方面。

  

   到1955年底,全国农业集体化即将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右倾保守”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应该是在经济建设上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了。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解释“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和铺张浪费。这个貌似面面俱到的两重性口号,重心是“反对保守主义”,鼓动大干快上。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于1月25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表。1月中旬,薄一波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偶然讲到刘少奇正在逐一约谈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此事立即触动了毛泽东的兴奋点,要薄一波也给他组织一下各部委的汇报*。

  

   毛泽东、刘少奇二人听取汇报的主旨不尽相同。刘少奇是为准备中共八大报告摸情况,以确定八大的主题报告思路。毛泽东则是为推动建设高潮的摸情况,以确定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听汇报的初衷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但随着汇报中对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了解的增多,他的赶超思路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听汇报的前期阶段,毛泽东谈话的重点是如何大干快上,论证中国赶超苏联的可能性,要求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如讲中央束缚了地方发展的手脚;多搞基本建设,结果利润会更大;中国的党委制优越于苏联的一长制;经济建设就是要“好大喜功”;等等。在听汇报后期,毛泽东显然从“以苏为鉴”中提升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一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增强了要避免斯大林错误政策的纠错意识;二是通过听各业务部门的汇报,对现代工业的复杂性有了一定知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期更加关注一些影响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负面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审慎意识,如讲“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二五”计划的轻工业投资要略有增加,等等*。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有比较冷静的态度了。如果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概括毛泽东关注点的前后变化,在汇报开始时他的关注重点是“多、快”,体现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汇报后期的关注重点则是“好、省”,体现的是统筹兼顾的思想。这个思考重心变化的过程,构成了“十大关系”出台的语境。毛泽东事后还多次讲,他原来的“好大喜功”思想,就是在这次听各部委集体汇报后才有了转变*。

  

   然而,《论十大关系》所体现的“统筹兼顾”思想,是作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赶超目标的策略手段提出的。如毛泽东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大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谓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具体来说,就是依靠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敌对力量。不难看出,这是沿用了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模式。用划分敌我友的政治分类,来分析和解决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很大。在动员型经济模式下,综合平衡的“统筹兼顾”并不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是从属于整个赶超战略的技术手段。毛泽东是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高度上考虑经济计划的,认为计划工作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在“大跃进”运动中,极力宣传所谓“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方法论上就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

  

   妥善处理好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矛盾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重工业优先战略更快更好地发展,这是中共高层的集体共识。所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了党内同志的热烈欢迎。然而,由于《论十大关系》在内容上的综合性和多重语义的辩证性,中共高层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理解和不同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在高速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路线方针上,也反映在“十大关系”主次轻重安排的具体政策上。毛泽东无疑是最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最高领导人,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反而增强了毛泽东赶超苏联的信心。他甚至把中国“一穷二白”的后发劣势的负面因素,也认为是可以在经济建设速度和技术发展上超过苏联的正面因素。他不满意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按部就班的刻板,希望通过发挥地方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干快上。在中央各部门汇报后,毛泽东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准备汇报,并亲自阅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的指示》,提出了十条汇报题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盲目发展的冲动十分强烈。周恩来、陈云等负责国务院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路径选择上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但在计划安排和发展速度上,不能不量入为出地算账,进行全国一盘棋的综合平衡安排。

  

   《论十大关系》与国务院工作的关系最紧密,周恩来宣传贯彻也最积极,先后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国务院体制会议、全国公检法联席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讲“十大关系”。作为部署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突出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并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加以阐释。他说,“论十大关系”告诉我们,搞好一件事情,需要反过来考虑一下问题。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

  

   同毛泽东一起听汇报和讨论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也大都是从统筹兼顾方面去理解《论十大关系》,启发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想法。如朱德在1956年8月关于学习贯彻《论十大关系》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了这十大矛盾,“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还逐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建议,如利用轻工业、沿海地区工业发展对外贸易,支持重工业;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结合,把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发展供销合作社,作为工业和农业的桥梁,国家与群众的缓冲垫;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核心主要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四级财政体制,确定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给地方稳定的财政;大汉族主义和工作中急躁图快的思想,都会破坏民族关系;对于旧知识分子、科学家、公教人员等都应予以使用和信任;对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般的反革命分子,要一律给出路,把他们从革命的对象改造成为团结的对象;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必须持诚恳相待的治病救人态度,打倒的办法是错误的;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与民族国家交往,还要与帝国主义国家交往,取人所长, 补我所短,解决资金不足、某些原料缺乏、技术不高;等等。*朱德给中央的这些建议,宏观上高屋建瓴,微观上具体可行,代表了党内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兼顾各方、面向世界的建设思路。

  

   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认识分歧,在具体政策上的体现,是反“右倾保守”和反急躁冒进的冲突;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则是对《论十大关系》的不同理解。“反冒进”是中共高层多数的集体意见,暂时抑制住了党内盲目赶超的躁动势头。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思想和“反冒进”的政策经验,确定了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险主义、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了“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反急躁冒进方针,要求“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还特别提出了“留一手”的思想,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这是吸取了1956年初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的重大教训。周恩来在1956年7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

  

在八大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经济部门都是把“十大关系”作为政策依据,执行积极稳妥的经济发展方针。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对“反冒进”没有提出异议。直到1956年10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七条意见,要求在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时,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反冒进”时讲,这是他的一个妥协方案,是给“反冒进”挡一下水。但这一时期的经济指导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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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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