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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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通过划分“民主”和“集权”体制来解决纷争?显然,在国际法领域对于国际制裁还存有大量争议、在“黑客干预”、“通俄门”等一类案件还有大量事实有待廓清,特别是在国际转型期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多种利益交织的背景下,制裁措施的合宜性问题,事关重大而不容忽视。

   (二)“对俄制裁法”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内外进程?

   2017年夏天美国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标志着美国在最高层次上以最为集中的方式,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俄持有对立和压制的态度。

   首先承受压力的是俄罗斯经济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是,冷战结束以后,美欧一直把俄罗斯能源部门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争议只是集中在俄罗斯天然气价格问题,甚至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制裁只是集中于限制俄能源企业的设备进口。但是,页岩气革命之后,美国已经开始出口自己的液化天然气,俄罗斯能源公司正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现在的争议问题已经不是价格问题,而是通过制裁整个取代俄罗斯能源的出口。

   来自西方的第二个打击是阻断俄罗斯的海外资金链。乌克兰危机爆发时,制裁主要表现为对俄罗斯海外融资能力的限制,据估算大约有600多亿欧元筹资来源在当时被切断。2017年美国的对俄制裁法案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出于安全考量,对所有进入国际市场的俄罗斯企业,不分国有、私有一律采取限制措施,冻结银行账号、封锁贷款机会,进一步加深了俄投融资的困难。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关于1991年至2015年俄产能下滑的报告,透露在这25年里俄全国固定资产损失幅度堪比二战期间损失,为了弥补这些损失,需要投资的总额达27-28万亿卢布(合4000多亿美元)。“对俄制裁案”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的打击,至少使俄罗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段内难以摆脱危机。(46)

   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显然受到政治影响的推波助澜。从较长趋势来看,“对俄制裁法”改变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双方再也不把对方视为敌人的基本原则。在圣彼得堡大学康斯坦丁·库德雷教授看来,“不再敌对”这一原则是1989年美苏马耳他会晤、1992年戴维营宣言所多次强调的,也是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中所规定的立场。而今的“对俄制裁法”则把俄罗斯视为与伊朗和朝鲜一样的敌人。(47)

   从外交和战略方面而言,“对俄制裁法”不仅承担责任保护北约和欧盟盟友,而且制裁法确认将帮助所有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西巴尔干国家、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库德雷认为,文件尽管没有直说,但是很显然,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虽不是北约正式成员但属于共同体的一分子。美国国会宣布,将永远不承认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要求莫斯科撤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改变对乌克兰东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政策,并停止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这一清单比早先要求俄罗斯执行《明斯克协议》作为规范和解除制裁的条件要多得多。(48)

   诚然,俄罗斯经济的巨大潜能、普京继续主政后政治持续稳定的能力,包括俄罗斯强劲的军事战略实力和外交领域的丰厚积累都会有力抵御美国的制裁。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俄罗斯内外环境都处于外部沉重压力之下,不利于俄罗斯复兴和国际地位的恢复。诚如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所言,俄美关系是2017年俄罗斯最大的失望。(49)俄罗斯人——从精英到平民——的尊严和心理所受的打击,也都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影响其对美国和西方关系作出调整的可能。

   (三)对俄制裁案多大程度上影响美、欧、俄关系走向?

   美对俄制裁案生效后,显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会受到全面的影响。在美俄关系下降到冷战后历史最低水平的同时,备受关注的欧俄关系将如何发展呢?“对俄制裁案”在对俄打击的同时,对俄罗斯与欧洲,特别是与德国的能源合作给予限制,这将在多大程度上,给欧俄关系带来调整的机会呢?

   一方面,直至2018年初,都不乏欧洲人士对美制裁俄罗斯的批评之声。建立于1952年的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比歇勒认为:“自2014年对俄实行制裁以来,俄罗斯与欧盟方面共损失了超过1000亿欧元的资产。其中俄罗斯承担了60%,而欧盟承担了40%的损失。”在美国财政部“克里姆林报告”提出可能遭受制裁的200人名单之后,这位商界领导人进一步表示:“希望冲突能够降级,只通过外交,而不是制裁来解决分歧。”(50)俄前外长伊万诺夫也曾有明确的评论:“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客们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制裁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清楚。实际上,这和俄罗斯并没有太多关系。相反,倒是特朗普政府凸显并加剧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根本利益分歧。”(51)

   但是,另一方面,自乌克兰危机到“对俄制裁案”,一直有看法认为,美国对俄制裁伤及欧洲利益,因此,欧洲国家,特别是与俄罗斯共建北方管道的德国,会带头对美国的制裁提出挑战。然而,事实进程还是较之这样的简单推理要复杂得多。多年以来,欧洲与美国虽然相互间猜忌与批评不断,大西洋盟友关系也确实在衰减过程中,但毕竟还得以维持。而问题的另一面,欧洲国家在经历内部深刻动荡之际,仍然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政治影响扩展保持警惕,也继续实施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欧关系并没有因“对俄制裁案”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俄罗斯资深战略家曾经断言: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调整不太可能在最近的三四年中发生。(52)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洲出于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依然处于相互之间斗而不破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随着双方经济逐渐复苏,俄欧双边贸易增长了四分之一,俄罗斯贸易流转的一半份额是面向欧洲。俄罗斯提交和获得申根签证的人数,依然处于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赴欧洲留学生依然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尽管欧俄双边关系僵持,但文化、教育、科技合作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总之,美国“对俄制裁案”既没有阻止大西洋联盟的传统合作的渐趋松弛,也没有遏制住欧洲希望发展与俄罗斯合作的总趋势。

   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将会出现怎样的前景呢?虽然对欧俄关系预测的文献不在少数,但是相形之下,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教授最近提出以四种场景为基础的预测,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在2018-2024年这六年之中的未来事态发展的线索和路径,也较富创意地描画了多种取向的未来前景。这四种趋向虽然都不是实际的进程,却在过去和未来的内外事务的对接中,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各自主观意志的驱动下,存在着可以被转化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未来欧俄关系很难会是这四种模式的纯粹搬演,而是会在四种模式提出的事态发展的机理之下出现各种变异和转型。

   科尔图诺夫教授提出的第一种预测是:“无人主导的空间”。其内涵为:在今后六年中,俄欧有可能不准备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应。欧盟依然虚弱、涣散、成员之间矛盾凸显,无力推进真正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革。欧盟最主要国家——德国将会更多聚焦于内部事务,而不是欧洲共同事务。俄罗斯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冒险,而把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推迟到2018-2024年这一政治周期的交替阶段。至于出现有利的能源行情、力求适应全球经济变化、优化进口替代政策和大部分居民支持继续实施社会政治稳定政策等目标,很可能会是整整下一个十年的俄罗斯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欧俄合作的意愿受到限制,在较长时段内,会是俄欧双方“各自短拙之处的互相平衡”。当然,俄罗斯希望弱化来自欧洲的制裁,但2018年难有起色。因为制裁仍是推动欧盟政治统一的为数不多的象征。欧俄共同的邻居——乌克兰将会“遭殃”,甚至即使是顿巴斯获得暂时的停火,欧俄关系也没有多大发展空间。欧盟方面没有多少资源可用来投入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俄罗斯也尽量与这位难以预测并怀有敌意的邻居保持距离。欧盟实际上并不希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显著的影响。因为在这一领域,还是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倒是在与中国合作这方面,欧洲和俄罗斯可以走得更近。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二种预测:“新冷战:强大的欧洲vs惰性的俄罗斯”。这一预测包含着这样的场景,双边关系权重自然会偏向欧洲。但前提是,欧盟领导人能够扭转欧盟分化的颓势;英国顺利完成与欧盟的谈判,并依然是欧盟的好伙伴;先前的民粹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会遭受失败;欧洲政党政治体系能够有所起色;欧盟能从美国获得部分“战略自治”;欧盟经济将更富于创新和竞争力。而俄罗斯如果依然按照上述第一种情景演进,那么,欧洲将会采取“遏制”战略来对待俄罗斯,欧洲会加大与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的合作,甚至会在叙利亚、伊朗乃至朝鲜半岛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影响。而俄罗斯居民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心态就会继续强化,欧洲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力量上升和俄罗斯的衰退将不可避免。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三种可能前景:“分裂的欧盟vs改革的俄罗斯”。在这一模拟前景下,欧盟依然处于优柔寡断、分裂涣散的局面。而俄罗斯改革则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共管理大幅改善;腐败减少;企业活跃,每年经济以4-5%的幅度增长,在某些方面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带头人。俄罗斯实力的恢复大大拓展了它在欧亚空间的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得到巩固,并向欧洲地区扩展,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都能稳定,欧洲对俄制裁减轻。同时,俄罗斯将稳步向东方转移,中俄间的不平衡发展将会逐渐缩小,“大欧亚”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会深化,中俄的发展对欧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刺激会增大。俄罗斯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力量上升。这时,平衡的权重倒向俄罗斯。俄罗斯的增长和欧盟的下滑将会同步发生。

   科尔图诺夫所描绘的第四种场景是指“两个大欧洲的同时并存:稳固的欧盟vs改革的俄罗斯”。这一组预测指的是可能出现一个克服自身困难、增加了自信的稳固的欧洲,同时面对一个经过改革焕发了力量、雄心勃勃谋求发展的俄罗斯。实际上,这一情况在新世纪短暂的时间里,并非没有出现过。即在21世纪之初,地缘空间急剧扩展的欧盟与在世界能源价格行情暴涨中获利的俄罗斯曾迎头相撞。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并非不能重演。但是,当下的欧盟经历了内外危机,已经没有了早年地缘空间和“普世价值”扩张时的志得意满,而俄罗斯历经打击,丧失了支持高速经济发展的能力。这种相同的境遇反而会推动双方开始在经济领域合作。因此,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重新稳固的欧盟和一个经过改革焕发活力的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一起),成为大欧洲相互联系和支撑的两根支柱。尽管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诸种结构上的不均衡,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不均衡会逐渐缩小;俄罗斯会充满自信地承认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欧盟;而欧盟则会把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自己的天然伙伴。届时,乌克兰也会在欧洲两大巨人之间发挥真正的桥梁作用。当然,这一前景不会在2024年前到来,还需要好几个十年的时间。无论进展快慢,欧盟和俄罗斯将不仅在地区事务,而且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53)

   虽然,科尔图诺夫的预测带有大胆想象的成分,但四种预测的推演逻辑,确实并非空穴来风。关键还是取决于欧俄关系实施的内外环境。一方面,美俄关系依然是一个左右欧俄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不太乐观的判断是,在以“对俄制裁案”为路标的美俄关系于相当长时段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欧俄关系很难有令人欣慰的进展。另一方面,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所指出:当“欧洲依然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者和最大的盟友群”的时候,“88%的德国人说,德国的首要防御伙伴应该是欧盟而不是美国”;“62%的德国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54)显然,这样一种局面还会对俄罗斯与欧美整个西方关系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

总体来看,“对俄制裁案”还在推进和实施过程中,这一事件无论对美国宪政体制沿革还是对即将到来、几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带来何种影响,也无论会怎样左右大国关系的合纵连横以及作用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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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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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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