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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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国  
树立起自己的合法性,这封信以宗教信仰作为标准,依据罗马教宗主持的加冕膏立礼仪,运用当时拉丁世界流行的“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二元对比,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帝国贬斥为“犹太人”,背主忘约,不配被称为罗马帝国;而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理所当然的帝国正统。至此,依靠宗教获得帝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加洛林帝国从理论上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

   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路易二世还率兵南征拜占庭新近获得的意大利南部堡垒巴里城。但是事与愿违,出师败绩,他本人也被对方俘虏。经过贝内文托主教的斡旋,在发下永不再来的誓言之后,路易被释平安归来。为了洗清耻辱,次年5月路易二世请求教宗哈德良二世再次为他加冕,并废除于被俘期间所发的誓言,委托妻子再次率军进攻巴里城。帝权依靠教宗而“复生”。路易二世的这次行为实际上是神圣帝权的一次具体实践。加洛林帝国的治理从此越来越宗教化,也越来越神圣化。

   帝国治理的神圣化,不仅体现在帝权要依靠教宗举行仪式而获得或者失而复得,而且还表现为教俗不分,甚至按照教会法来治国理政的宗教化倾向。阿努尔夫皇帝于895年5月颁布的帝国敕令明确规定:“上帝托付我们来照顾王国和基督教会,我们应以虔诚的信仰遵循这些教令,否则就不能按照教会法(iure ecclesiastico)来统领帝国……我们不是为了扩张权力,而是为了展示正义而发号施令。我们要用自身的权威命令所有伯爵,将那些被主教们开除教籍之后仍然不愿悔罪者抓捕起来,押送到我们的面前,让那些不尊重神法裁决的家伙接受人法的宣判。”(62)

   诚如大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在讨论帝权与教权的此消彼长之时所言:“尽管在上帝的教会中有王位和教职两个位格,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将基督教帝国与教会分割开来。事实上,自从老提奥多西皇帝(Theodosius the Great,378-395年在位)执政以来,不再是双城史,而是一城史,即合而为一的教会史。”(63)因此,罗马帝国的神圣化从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就开始了。帝国的神圣化,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帝权日益基督教化,从而神圣化;另一方面,教会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向政权靠拢,掌握政治权力并干涉世俗政治事务。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还只是罗马帝国神圣化这个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像奥托那样将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神圣化是西方历史中的一种长时段现象。从提奥多西王朝、查士丁尼的改革、圣像摧毁运动、教宗国的肇建、查理曼称帝,再到奥托称帝,历史变迁的总趋势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大趋势往往被称为基督教化。但是,上述每个阶段基督教化的内容和方向并不一样,而且每位帝王的基督教化政策也各有特色。宽泛而言,上述各个时期都具有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的资格,我们所需要调整的只是判定帝国神圣化的具体标准。

   就本文所讨论的这个阶段而言,其特色在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罗马化”和罗马教宗主导的“神圣化”。查理曼称帝之时,他选择自己的帝号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其后还得添加“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这两个头衔。这表明:他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就是当时他控制的法兰克王国和伦巴第王国之外的原罗马帝国遗留地,主要指罗马教宗所辖地区,即后来的教宗国。西罗马帝国复兴时的这一独特局势,对这一阶段的帝国神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理制约作用。对查理曼而言,帝号合法性的根本来自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承认,而且他采取的维持帝国统一性的策略,以及他临终前对帝国传承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罗马城与帝位之间的暂时分离。但是,此后历史变迁的结果,却是帝国越来越以罗马城为中心,即以罗马城及其辖区为罗马帝国的地理基础。由于依托罗马城及其辖地,加洛林晚期诸帝有意无意地越来越依赖于这一地区的“地主”——罗马教宗。路易二世将帝权的合法性牢固地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在实现帝权神圣化的同时,也使得罗马教宗取得了法理上的决定帝号的权威性。此后对帝号争夺的混乱时局,也在不断地促使这一权威性得到应用,并日益深入人心。

   正是在加洛林晚期诸帝的实际行动中,加洛林帝国的“罗马性”和“神圣性”逐渐发展起来,加洛林帝国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换言之,在加洛林帝国衰落时期,中古神圣罗马帝国得到了真正的型塑,出现在西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

   注释:

   ①李祖训:《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②何炳松:《中古欧洲史》。此书版本众多,这里选择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由刘寅生、房鑫亮编订的“何炳松文集”本之第一卷,1996年版,第109-110页。

   ③[英]雅各著,胡涵真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页。

   ④最近被译成中文的几部老版英文教材的修订版,也还在坚持此说。参见[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袁传伟译:《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美]朱迪斯·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著,杨宁、李韵译:《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⑤Adolf Hofmeister,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MGH),Hannover:Hahn,1912,pp.276-278.

   ⑥Adolf Hofmeister,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pp.276-278.

   ⑦Octavius Clason,Deutschland und Die Kaiseridee: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Untersuchung,Bonn:Adolph Mark,1870,p.11.

   ⑧Heinrich Class,Deutsche Geschichte von Einhart,Leipzig: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14,p.26.德文普通辞书中至今仍使用类似的说法,如dtv Lexikon,“神圣罗马帝国乃是于1806年终止的老帝国,凭借962年奥托一世建立的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传统联系起来”。“Heiliges  Reich”,indtv Lexikon,Bd.,8,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9,p.39.

   ⑨[英]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91页。

   ⑩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Basil Blackwell,1955,p.109.

   (11)Matthias Becher,Karl der ,München:Verlag C.H.Beck,2008,p.13.

   (12)Peter H.Wilson,Heart of Europe:A History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Cambri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2016,pp.2,26.

   (13)Timothy Reuter,ed.,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Ⅲ,c.900-c.102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0-251.

   (14)[法]伏尔泰著,梁守铿等译:《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0页。

   (15)Georg H.Pertz und Friedrich Kurze,eds.,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00.801,Hannover:Hahn,1895,pp.110-112.

   (16)[法]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更为流行的解释是认为艾因哈德在模仿古典的修辞术,有意识地将查理曼刻画为谦逊的统治者,参见Matthias Becher,Karl der ,p.21.

   (17)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学术史,参见李隆国:《名实之间:学术棱镜中的查理曼称帝》,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延续: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历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321页。

   (18)Gerorg H.Pertz,ed.,Annales Laureshamenses,MGH.,Scriptorum Tomus I.,Hannover:Hahn,1826,p.38.

   (19)[英]瓦尔特·厄尔曼著,夏洞奇译:《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0页。乌尔曼的观点最近被西蒙·格罗特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教宗约翰八世是教宗权威合法性的关键推动者,约翰八世强硬地坚持:皇帝的职责乃是“保护基督教会”,因此作为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教宗可以任免皇帝。参见Simon Groth,“How to Become Emperor:John VIII and the Role of the Papacy in the 9th Century,” in Christian Scholl,et al.eds.,Trans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Rule in the Middle Age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GmbH,2017,pp.117-138.感谢刘寅提供了这份资料。

   (20)L.Duchesne,ed.,Le Liber Pontificalis,pars II,Paris:Ernest Thorin,1892,p.7.

   (21)Cyril Mango & Roger Scott,tran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 History AD 284-813,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p.653,647.

   (22)George H.Pertz,ed.,Annales Laureshamenses,MGH.,Scriptorum Tomus I.,p.38.

(23)Engelbert Mühlbacher,ed.,Die Urkunden der Karolinger,erster Bd.,MGH.Diplomatum Karolinorum,Tom.I.,No.196,Hannover:Hahn,1906,pp.263-264.著名学者彼得·克拉森怀疑这份文书的真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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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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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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