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0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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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杏培  
最典型的就是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1907年与秋瑾准备发动起义,徐锡麟被残忍杀害后,心肝被安徽巡抚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秋瑾随后也被杀害。这一事件带给鲁迅的悲怆体验是巨大的,徐锡麟和秋瑾作为人物原型分别成了《狂人日记》中的“徐锡林”和《药》中的“夏瑜”。已有学者通过大量确凿可信的材料论证了鲁迅笔下的“吃人”主题与其早年阅读、历史文化体验之间的内在关联(20)。也就是说,鲁迅对“吃人”主题的描写,不需要等他看到1918年5月的吃人报道,才产生了藤井所说的“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也并非来源于李冬木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里所说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中的吃人记载。而这两种学术观点的共同用意是抹杀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主题所具有的先锋性和深刻性。

   为了“矮化”《狂人日记》,藤井抛出他的第二个观点:由于《狂人日记》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这可能意味着它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藤井的这个判断与逻辑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经典作品由于其内在厚度和丰富内蕴,具有多种阐释视角和如同谜一样不能说尽的魅力,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皆是如此。而在藤井这里,无法解释的“谜”竟成了作品“不太成熟”的依据。难道直白、浅显是成熟作品的必备条件?有“谜”的特质的作品就都是不成熟的作品吗?这种见解和逻辑过于虚妄而霸道。藤井之所以认为《狂人日记》不成熟,依据的是两点:一是鲁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很幼稚;二是1933年,鲁迅在上海编辑《鲁迅自选集》的时候,没有把《狂人日记》收录进去。因此,藤井认为这部作品不成熟,“对鲁迅来说,也不一定很重要”。其实,鲁迅说这部作品很幼稚,完全是自谦,如果他真觉得幼稚,也不会在后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做出“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的断语和自我表扬,也不至于在这种“自夸”之后,声称《新青年》除了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外,“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21)。把鲁迅一句自谦的话当成实情进而当作否定鲁迅的例证,这何尝不是对鲁迅的一种误读?

   至于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己的集子,并不是因为“不成熟”而羞于见人,真正的原因在于,鲁迅怕这样的小说“教错了青年”(22)。鲁迅1918年受新文化的感召“遵将令”写作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启了启蒙之路。但鲁迅一直心有犹疑,正如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说,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3)。一直到晚年,鲁迅对自己的启蒙始终抱有疑虑,尤其是他目睹很多青年受其感召参加革命,结果惨遭屠杀,再加上“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24)的来信(1928)指责鲁迅是毒害青年的“元凶”,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更加怀疑自己的启蒙。这种“诱杀青年”的愧疚和痛苦的自我怀疑,造成了晚年鲁迅这样一种心境:“当时他说话,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25)因而,在1932年出版自选集时,“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26)。可见,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选集,并且反对将《狂人日记》收进中小学教材,并不是如藤井所言由于作品“不成熟”,而是出于鲁迅思想上的这种痛苦和对启蒙的反省。

   否定了《狂人日记》的功绩和特色后,藤井抛出他的第三个重要命题:鲁迅的“第一篇成熟的作品”不是其他作品,而是《孔乙己》。尤其重要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影响了《孔乙己》的写作。通过具体的情节、主题比较,藤井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孔乙己》与《毛利先生》是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前者“模仿了”后者。

   据资料显示,芥川龙之介与鲁迅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二人对彼此印象颇好。芥川龙之介1921年6月来华时,鲁迅翻译的芥川作品《罗生门》正在报刊上连载,芥川对于鲁迅的译文“惊喜交加”(27)。两位作家有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能看到某种共通乃至影响。但具体到《孔乙己》与《毛利先生》这一个案,说他们具有一种“影响关系”,还需要确凿的史实来证明。擅长实证研究的藤井当然要为这一结论找到对应的史实:《毛利先生》发表于日本《新潮》杂志1919年1月号上,同时收录在新潮社1919年1月15日发行的小说集《傀儡戏》中。《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10日,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同时根据周作人日记里周氏兄弟收到这部小说集的记载,藤井断言,“肯定鲁迅先看过《毛利先生》以后再写《孔乙己》的,我这样猜”。周氏兄弟拥有某本藏书,是否意味着鲁迅一定读过该书,并且是否一定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这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细节,在藤井这里不加辨析、不由分说地被简化成一种言之凿凿的现实,那就是鲁迅“肯定看过”,而且对其创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个有待商榷的结论暂且不去追究真伪,姑且认为鲁迅看过。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鲁迅翻译过芥川的作品,并对其作品有过评价,因而《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从逻辑上来讲,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一个关键问题藤井搞错了,那就是《毛利先生》发表于1919年1月,可《孔乙己》并非写于1919年3月。按《鲁迅全集》中《孔乙己》篇末的时间,确实标注的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但这个时间是“发表时间”,而《孔乙己》真正的写作时间是鲁迅在篇末的《附记》里记载的“1918年冬天”(28)。可见,藤井误把《孔乙己》的发表时间或鲁迅在编辑时补加的时间,当成了小说的创作时间。鲁迅在北京创作《孔乙己》的时间是1918年冬天,而远在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则是在1919年1月发表了《毛利先生》。鲁迅怎么可能在写作《孔乙己》的1918年冬天读到翌年1月才公开发表的《毛利先生》?藤井断言《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其结论的崩溃也就是必然的了。

   除了此篇认为《孔乙己》是模仿芥川的《毛利先生》,这种牵强比附和庸俗实证在藤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中早已出现。比如认为《故乡》模仿契诃夫的《省会》,《复仇》源自《真实如此伪装》(29)。这类研究以所谓实证为基本方法,将鲁迅作品与外国某位作家的某句话、某段描写进行对比,继而得出某某作品是“模板”、鲁迅“模仿”某某的结论。诚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确实如李冬木所言,会有一个“模仿、提升的过程”(30),我们也赏识日本学者这种爬梳史料、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但这些研究在试图为鲁迅的精神生成和文学创作找寻源头,试图依靠史料和实证还原真实鲁迅的学术诉求中,是不是应该让研究前提更扎实些,让材料和结论之间的逻辑更密实些?考量明治时代对鲁迅的“巨大影响”时,是否也应该兼顾鲁迅去国前后的时代环境、文化体验?

   运用这种“强行关联法”研究鲁迅的还有李冬木教授。《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文是李冬木较有代表性的鲁迅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采用田野调查、实地勘查等方法,将鲁迅的某部小说分割出若干元素,实证推演出某部分是虚构,某部分是写实,以“现实原型”作为探求文本世界的最大要义。另一方面,李文的这些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试图引出他的宏论:鲁迅创作《阿金》是因为借用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支那人气质》日译版这一模板;《狂人日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外国人的模仿,尤其是“吃人”主题更是直接因袭和模仿日本作家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限于篇幅,此处言简意赅地指出这种关联研究的路数和弊病。鲁迅1902至1909年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留学,留学时期的体验、阅读与经历确实对鲁迅的文化观、性格特征与文学表达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日本学者往往喜欢研究明治时代对鲁迅的影响,肆意确认鲁迅与明治时代文化、文学的关系,任意扩大明治资源对鲁迅的意义。李冬木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通常采用实证的方式,追溯鲁迅的文学渊源和跨国影响,他们对日本的文学传统与文献史料比较熟稔,在找到鲁迅与日本作家、文学或现象的某个连接点后,会大量罗列日本文学的相关史料,以某种“论从史出”的逻辑宣布鲁迅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影响、渊源及其必然性。而实际上,由于与中国文化语境的隔膜,再加上主观预设的“日本影响”的先在性,他们建立起来的论证逻辑看似实证和密实,实际上经不起推敲。“阿金考”和“狂人考”式的研究简化了鲁迅探求现代社会理想和文化出路的意义系统及思想渊源,夸大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资源对于鲁迅的影响。而这种把鲁迅作品与日本文化、文学进行简单关联,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类似之处,进而武断地宣称鲁迅作品的某种叙事形制、思想原点来源于日本,从而确认日本资源之于鲁迅的渊源意义和决定性影响,体现了学术心态上的某种霸权倾向,在方法上显得庸俗、机械。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关联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和阐释性,再加上研究者知识结构和资料占有的不同,关联研究方法生产出了大量关联泛化、关联虚化、关联缺失的相关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方法论来说违背了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正是因为理由的不充分,现象之间的论证逻辑发生中断或弱化,从而使关联显得浮泛、游移,甚至漏洞百出。这种被普遍应用于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的根本弊病在于逻辑硬伤。强行关联法看似借助于材料、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试图在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起因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内在关联,继而描述文学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但由于论证过程中逻辑中断或伪逻辑的建构,使整个研究丧失真正的阐释效用,继而走向一种不具合法性的学术实践。

   “强行关联法”之所以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思维与研究图式,原因之一在于,学术生产中过于强烈的目标取向和发现问题的功利心态。学术生产强调学术实践的目标指向与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常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带着一种先验的学术动机,主观预设学术规律和学术关联,然后再去找材料,所有的论证都似乎是确认这种关联,这类研究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情况,在学术论证过程中,中途发现规律难以实现,关联发生中断,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能否大度而客观地承认这种关联研究的失效?事实上,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这种失败。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活动和学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农民式的学术开垦”,它以极端的功利主义为特点,常常对客观材料断章取义或为了实现一己言说百般曲解文本,这种学术硬伤必然导致类似于原始人“刀耕火种”式的粗放型精神生产(31)。确实,在当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生产环境下,研究者都要以真理的发现者和重大问题的提出者时不时地现身或发声,即使对一些自己明知可能没法做出“新见”和“重大发现”的研究,也要微言大义、煞有介事地找出意义和价值。

问题是,由于事物自身的复杂性或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现象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有时并不那么容易获得。吕思勉曾这样说道:“史事之相关如水流然,前波后波息息相续,谓千万里外之波涛,与现在甫起之微波无涉,不可得也。”(32)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各种文学影响、中外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在作家的实际创作过程中“溶解了”(33),如果在论证过程和具体技术层面中不能有效量化这种影响的“痕迹”,研究者能否客观地承认这种影响和关联研究的失效,并明示自己研究的限度?这实际上关乎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学术研究的主客观之争是20世纪中外学术史上的一大论题。事实性与价值性是主客观关系的基本表现方式。事实性是指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价值性是指学术研究的目的、立场。“虽然我们不反对怀疑、假设等主观性较强的方法,虽然我们无法去除学术研究中价值、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强调客观性、事实性、科学性是第一位的。”(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反对各种学术假设和主观判断,我们反对的是那种虚假逻辑和想象关联的学术实践,我们赞成实证研究和史料梳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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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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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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