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0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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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杏培  

   在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通常在两种文化语境、两个文学现象之间,考察文学受到的影响,追溯文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这种追源溯流、考辨因果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普遍规律,因而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广泛青睐。但影响研究在影响源和被影响者、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联如果过于随意和主观,不能通过实证的方式或逻辑演绎落到实处,那么,这种影响研究即使能够找到表面的同源性或类同性,由于不能阐明国别与国别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之间交互、融合、影响、变异的规律,这种影响研究将会是丧失合法性的假式关联研究。

   洪子诚在一篇题为《相关性: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文章中,高度评价荷兰学者佛克马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一书,认为佛克马在这部有关影响研究的著作中,确立了“有迹可循”的学术方法⑧。正如佛克马在书中所说,“我们将只探讨那些有迹可循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文学影响,即仅涉及那些明显由苏联文学和文学理论派生出来或有苏联渊源的文学现象”⑨。“有迹可循”在佛克马这里实际上是指一种确凿无疑的联系,他认为可循的联系是所谓影响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也即,“谈到文学的影响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何为‘影响’。文学问的影响涉及影响源、受影响的地区,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有可循的联系。历史上不同因素间的不断混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果影响源不确定或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无可循的联系,那就不是文学的影响问题”⑩。当下很多文学研究,试图通过影响研究的方式探寻文学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最终使这种影响研究成为一种主观臆测。

   考察中外作家或本土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常以比较的视野,寻找两个对象之间的影响、渊源等关系,从而确认这种文学关联。而这种关联研究常常借助于枚举法来完成。即为了说明两个文本之间的模仿和影响,而列举出两个文本在人物书写、主题表达等方面的若干相似或雷同之处,通过这种所谓影响的痕迹来确认两个文本的某种关联。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会在某些阶段形成一些共通的伦理道德规则、审美倾向,因而,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表述中找到共同点并非难事,但找到了这些共同点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与事实上的关联?答案是未必。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简单枚举法依靠的是观察,它的结论依赖于观察例证的数量、分布范围和有没有反例,只要有一个反例,全称结论就被推翻”(11)。有学者指出,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方法停留在“简单枚举法”的层次,通过中国式的“经验方法”得出多如牛毛的“高论”。但是,“无论堆积了多少‘经验’证据,实际上都不足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结论”(12)。也就是说,有限的“经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结论,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除了这种跨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前影响研究还被较多地运用于文学与其他学科、艺术门类的互文性、渗透性研究中。也就是说,考察文学内部体裁之间(比如韩东的小说与诗歌、张承志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其他学科、艺术门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确实,不少中外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其他学科、艺术门类的影响,比如宗教之于托尔斯泰、音乐之于余华、绘画之于汪曾祺或伍尔夫。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13)。诚然,文学在生成和流变的过程中,难免要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习俗、绘画、音乐、歌舞、影视、雕塑、建筑以及园林等发生关系。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如何开展这种跨界的研究?杨义认为,应该去“梳理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形式的相互通借”,探求“它们在新的审美可能性上互相逗引”和“缔缘共谋的历程”(14)。但在研究实践中,由于这种关联研究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还要在文学的肌理中辨析出“影响的痕迹”和“缔缘的历程”,确实充满了难度。要将这类关联研究写好绝非易事。比如陈彦的《“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一文,从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角度,试图找出沈从文结缘物质文化(研究)对其文学写作的影响,从而探寻作家的文学手法和美学精神的另类来源。

   应该说,这篇文章建构了一个重要而新颖的角度。沈从文对“物”的智性乐趣很可能影响他对新文学的思考与写作实践,因而正如作者所说,“有必要检视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意义”(15)。物质文化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关联点在哪儿?作者找到了“留心细物”这一美学视点,认为留心细物体现了沈从文的审美方式,也有效寄托了作家“爱欲”的迁移,这些观点都没有问题。但对于关键问题,留心细物的艺术视点如何影响沈从文的写作,影响了沈从文创作的哪些方面,这种美学视点与沈从文的文艺观有怎样的关系,文章除第三部分以《长河》《芸庐纪事》《看虹录》为例,用两三百字简单讨论外再无细致分析,从而造成论文核心命题的悬而未答。另外,留心细物作为连接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的核心概念,这一视点是如何发生的?是物质文化(研究)催生了留心细物的观照方式,还是留心细物作为美学自觉在沈从文投身物质文化之初就已存在,结缘物质文化只是强化了这一艺术视点?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物质文化与沈从文写作关联的紧密或松散:如果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在沈从文结缘物质文化之前就有,那么就不应夸大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写作的意义与内在关联;如果留心细物确实是沈从文从事美术、工艺品收藏与研究之后形成的艺术视野,进而渗透、影响文学创作,那么,这种关联又具有另外一种价值。但这篇论文显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自觉追问,在我看来,不可夸大物质文化对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决定性意义,留心细物并非结缘物质文化之后的产物。沈从文在1949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历程时,曾追溯早年观察其他生命时“留心微小”的特点,他说:“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就记忆所及,最先启发我教育我的,是黄蜂和嬉子在门户墙壁间的结窠。工作辛勤结构完整处,使我体会到微小生命的忠诚和巧智。其次看到鸟雀的作窠伏雏,花草在风雨阳光中的长成和新陈代谢,也美丽也严肃的生和死。举凡动植潜跃,生命虽极端渺小,都有它的完整自足性。再其次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16)由此可见,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在沈从文早年的日常经验和生命体验中早已成为一种美学自觉。断言“沈从文关于‘物’的认知确实重构了艺术史谱系”,问题不大,但从留心细物这一点来说,物质文化与沈从文的写作可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这也正是论文总是强调“细物”认知重构了艺术品谱系,而疏于回答物质文化究竟对文学创作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多大影响的原因。

  

三、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与庸俗实证


   一直以来,海外汉学界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为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镜鉴的资源。然而,由于大陆学界普遍存在的“汉学心态”(17),形成了过分倚重和不恰当抬高海外汉学学术的气候。同时,在海外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强行关联是一个频频出现的顽症和“幽灵”。这种强行关联法大量存在于日、韩、欧美学者的学术成果中,要么体现在理论与文本的强行对接上,要么表现为作家间影响关系的庸俗实证上,要么落实在作品间关系的主观杜撰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以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旅日学者李冬木两位教授的部分研究为例,谈谈海外汉学研究中强行关联的诸多形态。

   藤井省三是一位在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日本学者,他的学术贡献和儒雅友善的人格此处暂且不表,还是先从他的具体文章说起。《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是由一次演讲形成的论文,这篇文章从大的方面说谈的是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关系,论文又主要以鲁迅和芥川龙之介为例,试图说明两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影响关系。藤井主要分析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这两部小说。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写于1918年4月,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部作品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8),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之作。藤井在这篇文章中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狂人日记》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而《孔乙己》才是水平相当高的短篇小说。在藤井看来,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之间的十个月,是鲁迅小说水平发生质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而促成这一变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毛利先生》的影响。提出这样的设想本身无可厚非,历史的真相就应该在假设和辨析中得到彰明。但藤井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以及重要论据却错误百出,经不起推敲。

   藤井抛出的第一个重要见解是《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延后说”。他认为,《狂人日记》并不是写于1918年4月,而是这一年5月;那一期《新青年》杂志也不是出版于1918年5月,而是这一年6月。他的理由是,1918年6月11日《申报》发表了《新青年》关于鲁迅《狂人日记》的广告,而《新青年》杂志不可能在出版(5月)一个月后才在6月的《申报》做广告。由这样一个“常识”和《申报》刊登的广告时间,继而得出“《新青年》的出版就在6月份,而《狂人日记》的时间也要比4月份晚”(19)。其实,确认《狂人日记》写作和《新青年》的出版具体时间并不太难。笔者翻阅了《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清晰可见发行、出版时间为“民国七年五月十五日”,即1918年5月15日。至于根据《申报》上《狂人日记》的广告发表在6月11日,就得出“《新青年》在6月11号左右出版”的“常识”,则显然是一种经验式推导,不足为信。

   那么,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纠缠于时间上的这一两个月,有何意义?藤井为何大费周折地把《狂人日记》和《新青年》的写作、出版时间推迟?其实,这里面大有深意。北京的一份报纸《晨钟报》(后改为《晨报》)在1918年刊登了好多关于“吃人”的报道,分别是5月19日的“孝子割股疗亲”、5月26日的“贤妇割肉奉姑”“贤妇割臂疗夫”。于是藤井指出:“鲁迅可能看到5月《晨报》里这些吃肉的报道,非常担心中国的吃人历史还在,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可知,藤井煞费苦心地把《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向后推迟一两个月,是为了让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前一定要“看到”《晨钟报》,也即给鲁迅笔下的吃人主题找到某种源头和现实起因。而所谓吃人的源头和起因,在藤井看来便是《晨钟报》上的两则报道,由于鲁迅标注《狂人日记》写作时间是1918年4月,这一时间显然没法与5月中下旬《晨钟报》上吃人的消息发生逻辑关联,所以,藤井便“大胆假设”《狂人日记》实际创作时间为5月的某一天,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4月是鲁迅的“虚拟”或“障眼法”。由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时间被推后了,那么当然也要让《新青年》推迟一个月。

我发现,日本学者对鲁迅作品中“吃人”主题的来源很有兴趣,但他们不承认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体悟,也不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已经阅览了大量野史、正史中关于吃人的记载,而且否认生活中的吃人事件曾给鲁迅带来的巨大刺激。他们要么认为鲁迅的“吃人”来自明治时代的某本书,比如日本佛教大学李冬木教授的《狂人日记》研究;要么将鲁迅笔下“吃人”这一文化母题归结为报纸上的某几篇报道对鲁迅的偶然触动,比如藤井。其实,单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鲁迅身边不乏这种吃人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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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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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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