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学 张伟:以司法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1: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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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学   张伟  
明确定罪量刑时不仅要考虑涉案枪支数量,还要充分考虑情节,确保案件的处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还可以发挥指引、评价、预测、教育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司法解释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往往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如2018年1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举证证明责任等问题,无论对婚姻家庭生活还是债权人行为都有很强的指引作用。2017年1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医院实施紧急救治可以免责,为医生救死扶伤提供司法保障。

   (三)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追求以和为贵、少讼、甚至无讼的理想世界,这是我国古代执政者的重要理念,也与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理念有共通之处。要充分发挥社会综治组织、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与之有效对接,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于司法审判,具有对抗性不强、社会关系便于修复等特点,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司法调解,是一个释法明理、利益博弈、情感说服的综合过程,法官可以将“法理情”相互融合,在调解的过程中让当事人接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调解结果的达成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伴随着“案结事了”,案件当事人有更好的心态接受法官说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

   公正与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体系的重要基石。在宏观层面,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推进司法改革,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践行,同时又是重要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人民法院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积极推进“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司法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公正高效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创新司法便民举措,完善司法民主机制,等等。通过坚定不移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五)通过法治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即使在信息传播速度缓慢、文艺种类有限的古代,在广为流传的古典小说和经典戏曲当中,司法案件主题也占据了相当比例,例如《铡美案》《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其中,《铡美案》就体现了“恶有恶报”“糟糠之妻不下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社会朴素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更需要加强法治宣传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将法律规范和司法案件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传播出去,扩散开来,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通过司法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的宣传:

   一是与公民日常行为密切的法律知识。人们对抽象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概念并不特别感兴趣,往往关注与自身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例如人们普遍关注“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问题,这一问题背后既蕴含着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也暗含着侵权责任、举证责任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再如,社会公众一度对“醉酒死亡事件中同饮者在什么情况下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展开热议,这一问题既涉及到文明友善的价值观念,又涉及责任认定的具体法律规定。因此,结合鲜活的司法案例对关系公民日常行为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可以很好地发挥法治手段提升道德观念的作用。

   二是与大众思维普遍存在一定差距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由于法律及法律思维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大众思维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例如,2017年深圳王鹏因饲养贩卖“小太阳”鹦鹉获刑、河北非遗传承人杨风申制造“古火”烟花获刑,两个案件的一审判决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引发广泛争论,相当比例的网民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理解。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判罚过重,依法改判,但仍然认定构成犯罪。这实际上是由大众思维与法律专业思维的隔阂造成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即构成犯罪,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特定的行为即认定具有相应的危险从而构成犯罪,而网民往往以行为的动机和后果界定罪与非罪。对此类内容进行普及,可以提升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治精神。

   三是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有强烈的问题针对性,为公民明确了相关的行为准则,既是公众需要了解的又是公众想要了解的。例如2018年4月制定的《英雄烈士保护法》,有力地回应了近年来侮辱英烈的事件时有发生、历史虚无主义抬头的问题,结合具体的案例对相关规定进行宣传,在普及法律知识之外,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四、以司法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增强法官通过司法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仅有24字,但其内涵非常丰富。要通过司法审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提高法官的政治、法律素养,特别是提升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适用法律的能力和释法明理的能力。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法官的基本功,也是法官职业生涯终生需要提升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释法明理的能力。在裁判结果确定后,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审判的最终产品,要结合天理国法人情,将事理、法理、学理、情理、文理说透,尽可能突破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能看懂的局面,这是对法官审判能力的更高、也是必然要求。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收集、整理和汇编辖区内法院具有指导意义的优秀裁判文书,充分发挥典型案例释法说理的引导、规范和教育功能。法院可以选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案例,开展裁判文书社会公开评选等活动,既探索公众易于接受的裁判文书风格和特征,又在评选过程中以案释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注重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通过司法民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工作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的重要方式。一是将民意融入审判,提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水平。“有利于架起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形成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优势互补,实现司法专业化判断与群众对公正认知的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4]二是将司法审判所体现的法律价值以及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出去。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活动,可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人民陪审员来自人民群众,他们可以将参与审判的所见所闻传播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极大地提高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可度和司法的公信力。2018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选任条件、选任程序进行了调整,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进一步增强,人民陪审员参审作用的发挥进一步得到保障。人民法院要严格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避免“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情况出现,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注重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对一些成效突出的工作模式或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

   (三)在司法审判中科学回应舆论关切

   司法案件引发舆论关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一个案件要真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和公共话题,其背后往往潜藏着某种价值观冲突。对这些案件的审判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司法是独立的判断,但绝不是一种自闭的独断与独裁”。[15]社会热点案件背后的社会舆论,既是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又是检验案件社会效果的重要途径,社会舆论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桥梁。要改变抵触舆论的心态、适应在监督下进行司法审判,就必须善于科学地回应舆论关切。借助网络平台归纳梳理案件背后的民意。网民关于案件的意见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无效信息,例如基于一方当事人“剪辑”过的事实所发表的评论、严重偏离理性的意见等等。通过梳理发现对司法审判有价值的民意,尤其要重视在一些案件中大家经过交流沟通达成共识的民意——即“公众舆论”。[16]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为例,有学者在比较了媒体报道的案情经过与法院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之后,认为二者“基本吻合”“网友和大多数法学专家均质疑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合理性”,[17]这种各方意见比较一致的舆论就要高度重视。

   法律的滞后性、稳定性与高度活跃的社会实践之间、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公众的朴素情感与司法理性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在案件审理中通过社会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民法院就要对社会舆论进行审视,揭示其背后所包含的冲突以及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法院要充分听取社会民意,但不一味迎合舆论,审判权的行使要受到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严格限制,要始终坚持法治定力,对舆论既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为舆论所左右。

   (四)充分发掘和运用司法大数据的价值,提升以司法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针对性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集聚了海量裁判文书,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的手段从中梳理出价值观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司法审判、司法政策、法治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例如《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表明,离婚后财产纠纷和损害赔偿的案件增幅明显提高,这就应当加强对其原因的深入分析,服务社会治理和婚姻家事审判,促进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再如,根据《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未成年人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高达62.63%,罪名多集中在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且留守家庭、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流动式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排名前五。[18]因此,根据这些信息应当加强对特定未成年人群体、特定犯罪类型的警示教育和法律普及工作。

   (五)借助“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诚实信用原则被公认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和诉讼过程中的诚实守信情况是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惩戒失信、维护诚信还要体现到案件执行环节。人民法院要借助攻坚“全面解决执行难”,将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融入到案件执行中去,着力增强全体公民的诚信意识,促进社会诚信建设。通过综合治理执行难,强化联合信用惩戒,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要把信用惩戒同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健全完善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制度体系。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拓展惩戒措施内容,达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效果。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弥补道德的柔性规范。要通过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等多种渠道,积极营造攻坚执行难的舆论氛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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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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