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法治专业化”的陷阱——《马背上的法庭》与法治群众路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2: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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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  
同意对方。法律的执行正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治理者深入局部人群之中,通过耐心的宣传、协商等政治方式来塑造“同意”。由此,群众逐步自觉地成为守法的公民,继而形成统一的公民,成为人民。

   换言之,执行在法治的群众路线中的实质并非简单的国家暴力,而是对潜藏在群众中的人民性进行唤醒、塑造与激活。

   鸡肚寨的国徽盗窃案之所以成为故事的转折点,就在于案件的解决到底是依赖于摩梭人的母系组织机构,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司法组织。现代化转型中的摩梭人,到底是以庙堂为中心组织,还是以法庭为中心组织。但是,缺乏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方式将使得现代化无法产生一种代表各方利益的公共机制,乃至形成一种相互敌视的政治文化。这种敌视的政治文化常常割裂如鸡尾寨的彝族人与法院人的联系。

   老冯的基层司法实践以一种尊重真实社会的保守主义态度来重建政治共同体,法治的群众路线在于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国家与人民生活融为一体,熟知并尊重每一个传统习俗。正是在为人民服务的伦理驱动下,作为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老冯才能够游走在法律与习俗之间,既完成国家的政治整合,又尊重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塑造出充满“同意”的政治社会。缺乏“同意”的社会是无法有效执行法律的。每一场执行都是一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话,而非国家单方面的独白。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当代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也是基层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个组织、动员、整合和表达机制。[4]但改革开放后的基层组织方式的弱化使得基层司法只能提供一种绩效意义上的公共治理产品,而无法动员基层群众,以政治伦理塑造成共和国的人民。换言之,当老冯以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伦理塑造基层社会共识的同时,群众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了政治所需要的、达成同意的德性。[5]在法治建设中,“同意”的德性是更为根本的法律,是政治共同体面对现代化撕裂危机的重要抵制方式。由此,基层法治的群众路线不仅要实现大国的多样化的治理,同时还有赖于细心呵护群众的善良风俗。

  

   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

  

   老冯的法治群众路线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职业伦理及政治伦理——为人民服务,这同样支撑着杨阿姨和跌落深山的法官同事“长腿”。伦理秩序是法律权威的前提。自由主义的法学观念常常关注法治的立法环节,从而提出“法律移植”法治建设方案。尽管立法过程通过利益代表机制而吸纳了部分民众意见,但是,法治实施等更多的复杂环节在于执法与司法。正如前文所述,法律的执行才是国家法与具体的群众生活之间的互动环节。这种互动并非简单地条文对条文,而是具体的人之间的互动。由此,法治运行离不开人的行为。基层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决定了基层法治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急速转型的背景下,法治恰恰应秉持一定的保守主义气质,学会自我克制,明白法律的界限,而非浪漫地将道德、政治等问题全部囊括其中。否则,阿洛式的法治引来的只是公民抗命——鸡尾寨的彝族人“不打官司”来抗议公家人的行为不正是现代的公民抗命表现吗?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职业伦理基础不断瓦解。伦理问题一方面不断转变为体制改革问题。例如一些司法案件在执行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常常转变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体制改革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体制的建立。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些基层法官花费大量时间应付上级考核、调研与开会。甚至有时只能拿晚上的时间来阅读卷宗。官僚体制改变了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其行为目标不再是让群众满意,而是让上级满意。

   此外,自由主义的“启蒙”与个体自由的释放同样深刻地改造了伦理秩序。在阿洛、妻子这些城里人看来,国家、法律的前提正是保护他们这些个体身上的欲望——“我只晓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我们没有半点错”。个体权利或者合法权利不过是欲望的工具与遮羞布。在阿洛以个人幸福的名义质疑老冯牺牲“个人权利”的事业时,共产主义伦理式微的世界中,老冯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伦理世界构建的话语等级秩序,老冯的“牺牲”更多地被视为名誉的换取。这不过是另一种欲望而已。在欲望的视野中,“父子”冲突瓦解,老冯的牺牲与阿洛的私奔并没有任何高下之分。

   影片的结尾并未落在老冯失足落崖的悲伤之中,而是以退岗的杨阿姨的眼神落幕。在影片的开场,这位被通知因为法官职业化的需要而退岗的基层干部,眼神中充满着疑惑;在影片的结尾,这位回归的基层群众,眼神不再疑惑,而是充满了期待——期待着阿洛能够理解老冯,期待更多老冯这样的基层法治工作者来到身边。

   与宗族秩序一样,国家法律显得更加具象化、人格化。但鸡尾寨的彝族社会中,两种“规矩”甚至演变为一场承认政治,随时陷入互不交往的“敌我状态”。

   我们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状态本就是社会的真实状态——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审慎,甚至以略带保守主义气息的态度来面对法治与社会的关系。

   审执分离改革解决了司法效率与监督制衡的问题,但忽视了案件执行在司法运作中的意义。“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标的本质是执行的完结。在审判“案结”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关键是执行环节法官与每个具体群众的互动。

   执行在法治的群众路线中的实质并非简单的国家暴力,而是对潜藏在群众中的人民性进行唤醒、塑造与激活。

   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体制的建立。

   注释:

   1《就近诉讼成都恢复新建23个派出法庭》,载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014/0617/c345458-21438837.html.

   2相关争论的最新研究参见谭秋桂:《论我国民事审执分离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徐卉:《论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路径选择》,载《实证法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期。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5页。

   4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载《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卷。

   5毕克尔:《同意的道德性》,徐斌译,中国政法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22页。

   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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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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