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21世纪以来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8-11-07 18: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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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  
“要从长远角度审视我国的国家利益并确保安全”,其对于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综合性指导方针意义重大。

   可以说,日本版“国安会”正是仿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职能而成立的。随着日本政治决策层向“政高官低”的方向扭转,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通过努力继续扩大首相权限,进一步向“官僚主导政治”发起进攻,已经形成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政治局面。安倍不断强化首相权力,尤其在外交、安全防务领域大力贯彻基于国家利益的政治意图,整合外交、安全保障和情报等各机构人力,形成以首相官邸主导制定外交、安保政策的体制。安倍政府成立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日本版“国安会”,实现了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根本转移。日本版“国安会”由首相担任主席,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常设会议决策机制,定期会晤,研讨日本中长期战略性问题,主要负责制定日本中长期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战略及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审议日本国防、外交的重要事宜。“国安会”下设“国家安全保障局”,该机构包括“宏观”、“战略”、“情报”、“同盟及友好国家”、“中国和朝鲜”以及“中东等其他”六大职能部门。作为国安会的事务局和执行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负责统筹日本外交、安保政策,负责分析并策划起草外交、防卫和反恐等有关方案,负责危机管理工作及具体落实。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防卫计划大纲》的起草就是由该机构完成的。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司令部”职能下,通过政治上的强大领导,举政府之力使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更具战略性和系统性,并可付诸实施。可以说,日本通过“国安会”已经形成了由首相主导、负责外交和安保的阁僚参加、政府各职能部门协调一致的高效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快了基于国家利益的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研究和落实。

  

   (二)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基于二战侵略他国而战败的历史、政治原因及和平宪法规定,日本的防卫及安全力量被称之为“自卫队”,职责也仅限于“专守防卫”。2014年7月,日本内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后,日本政府依据同盟国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自身国家安保理念,出台《国际和平支援法》等一系列安保法(简称“新安保法”),以支援同盟国美国的全球性军事行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名义,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共同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新安保法允许在有关国家“同意”的前提下,自卫队可以在他国领土上开展活动,并放宽自卫队的武器使用标准。日本出台新安保法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借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自卫队“海外动武”的国家对外职能,加快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步伐。此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安保法制,是日本战后安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不仅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严重危害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安全。

   日本新安保法涉及自卫队职能重新定位等重大现实问题,关乎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新安保法包括一个新立法《国际和平支援法》和由十个修正法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这些法律的修改大多涉及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任务和范围等内容,并允许政府根据对相关事态的判断,向其他相关国家军队提供支援。日本政府还修改了1999年制定的《周边事态法》,并将其更名为《重要影响事态法》。该法作为安全保障相关法之一,事实上废除了日本自卫队活动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地理限制。由此,自卫队可以向战斗中的美军等他国军队提供补给和运输等后勤支援,甚至可依据新安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主动发动武力攻击。可以说,日本依据国内法借行使集体自卫权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极有可能引发冲突或战争。

   随着新安保法的成立,以维护海上通道权益为由,日本与南海声索国扩大联合训练,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海洋维权活动。此外,日本还派遣自卫队舰船进入南海,维护所谓的海上通道“航行自由”。依据新安保法相关规定,位于海上通道周边的国家可以界定为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若这些国家受到攻击危及日本的国家利益,即使日本自卫队并未受到攻击也可以适时攻击,理论上已使日本海上力量可能随时“依法”海外用兵,甚至动武。

   《国际和平支援法》等新安保法的出台,是日本调整对外战略的内在需要。从《国际和平支援法》等法律的内容来看,“海外用兵”已被纳入自卫队“理所应当的任务”范畴之内。新安保法以维护日本海外权益为由,进一步为自卫队“解套”,进而重新定位自卫队在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中的作用。随着日本从“海外派兵”到“海外用兵”的潜在变化,其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也将落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安保合作之中。

   综上所述,日本对外战略的利益诉求,集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海洋秩序和价值观推广于一体,表现为日本特有的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并已演化成严重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为了通过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谋求所谓首要“核心利益”,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优势,发挥日美澳印体制作用,通过安全经济并举、以维护海洋秩序的名义和价值观来推广,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基于本国所谓“核心利益”,以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等方式,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加快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战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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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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