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感谢父母和海外求学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3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0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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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系主任说我是写文章的生产机器。其实,写文章做研究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以为要打好非常坚实的基础,才能做研究。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有坚实的基础当然好,但问题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为了加快出成果的速度,应该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研究中学习新东西和新技巧,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只有这样,才具有针对性,才学得快,记得牢,且学的东西都是你最需要的。除了必要的基础,读论文要从最新的论文读起,最好是从未发表的论文(working paper)看起,这样你一下就能达到了研究的最前沿,已发表的文章至少两、三年前就已写出,更新的结果可能已经被别人做出来了。每篇文章后面都有相关的文献,可从里面找出与论文主题非常相关的那些论文学习,从这些论文中又可找出更早的论文,这样便可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对你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读论文,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完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它改进的地方,比如它的假设太强,结论不符合实际,或模型太复杂等。即使文章本身没有太大改进的地方,结果很有新意,理论很新,但是否可把其中的思想,想法借鉴到其他领域中去,从而对其他领域作出贡献呢?

   一般来说在国外发表论文很难,非常具有竞争性,从写出文章到正式发表的周期很长,一般来说要两到三年,有时甚至要拖五、六年才能发表。由于我的多产,在1989-1993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和论文引用次数的排名中,列第247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论文发表列第282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4位,按论文引用次数,列为504,据华人经济学家第4位。被最近出版的《Who is Who in Economics》收列为世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海外引才计划

  

   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这关键一步,中国时至今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在继续做国际原创性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平稳制度转型。2014年,我与我的研究助手一道将过去所做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汇编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与未来》,在201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这一专著采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机制设计理论中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的核心特征,系统化分析了中国改革路径的演化、内在逻辑和未来。在这本专著中,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得到一个充分的结合,与此同时,在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约束进行深入的考察之后,这本书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使得我们的专著区别于其他零碎的以及泛泛而谈的作品。这一专著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分析、政策讨论和事实考察,它的重要性在于为不同领域的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对改革中困难、挑战以及前景的各种不同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经济学科和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分析中独具特色。

   除了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近20年来我一直努力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其实,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其关键就是去行政化,不能管得太死,而应该让各个学校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200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启了成规模柔性引进海外高层次经济学人的先河,我与其他27位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教授一道受聘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给本科和博士生开始一门门完整的现代经济学课程,这一举措当时受到了社会、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这还不是大规模全职引进海外经济学高层次人才的举动,而我的期待是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质人才大批全职地引进回国,这样的机会很快来到了。2004年,上海财经大学以经济学院为试点面向全球招聘院长,希望聘请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海外华裔学者来担纲革新重任,他们向我发出邀请。“‘田老师,我们把你请来,不是希望你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这种人我们多的是,我们希望你过来,能帮我们把学科建设做起来,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上海财经大学时任校长谈敏教授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觉得上海财大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

   于是,在学校开明领导层的支持下,我于2004年7月12日走马上任经济学院院长,“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就职演说,给出了如何服务国家急需、打造一流学科、追求长远卓越的愿景目标、战略、方针和六大举措以及我的雄心壮志。不过,许多老师当时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在国内没有什么名气,上财经济学院更是不咋样,即使在学校也只是处于中偏下的位置,而我的想法是,如我向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引用毛泽东的话时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还记得第一天到上海财经大学任职,学校旁边一个街道正在改造,当我3个月后再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改造已经竣工,变成了一条休闲美食街,一问是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我不禁感慨民营企业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祖国大地到处都是工地,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在这种充满发展活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海外人才回国发展大有可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归的时代。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需要与世界接轨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国内杰出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海外留学人才群体是一个巨大的高层次人才库。海外人才也普遍感受到了国家的积极召唤,感受到了国家发展中个人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在高等教育引才方面,我一直觉得与其零零碎碎地引进海归,让他们迅速被同化、无暇做研究,还不如一次性引进一批新鲜血液,很快形成团队规模,配套以先进的学术机制,给年轻学者充分的舞台和空间。就像建三峡水电站对长江截流一样,一小块一小块石头地扔下去是不可能有效截流的。所以,我走马上任的一个星期内就亲自起草了一份经济学院三年振兴计划,给出了如何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具体规划和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提出一年引进10个、三年引进30个海归博士的人才引进计划,而当时接任院长,学校给我的任务和要求是三年仅仅引进3个海外博士。同时,我专门向时任校长谈敏教授和时任分管人事的校领导要了一个在国际经济学家招聘市场方面的特殊政策:只要学院给人助教授offer,学校就一定要认可,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和鼎力支持。如果按照国内通常规定,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招人也是如此,由于国际人才市场竞争激烈,要等到学校人事处和分管校领导批准,黄花菜都凉了,无法招到好的人才。就这么一个特殊政策,我们当年就招到10个海归。经过这10多年的招聘,动态引进了100多位,其成效和成绩是全世界经济学界皆知的,我们的国际化和由此所取得成绩是我们学校让外界真正佩服的最大亮点,上财的国际化有今天如此大的成效,谈敏和时任分管人事的校领导是最大的功臣。所以,让我充分地坚信,一个领导的格局、眼光、胸怀、担当、使命责任感及其目标决定了一个单位的事业大小和成功与否,如果没有这些,不可能为单位,为下属分忧解愁,只唯上,不唯实,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开拓和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就这样成为了国内高校最早开始依托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这一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家人才市场招聘渠道,进行大规模、成建制地引进海归优秀人才的大学,发展到目前每年已经有超过50所的国内高校参会招聘,其中很多是直接按照我们的招聘程序和做法在做。当然,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不仅仅是引人人才,而是一个聚一流师资、汇一流学生、设一流课程、育一流人才、做一流研究、臻一流治理、创一流学科、建一流学院的打造方略,为此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为此,我随后向学校提出来一系列全方面综合治理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改革建议和举措,比如在当时就给新招到的海归博士每人一间办公室,这样的魄力和举措当时几乎没有一个高校这样做,同时在国内开先河建立了常任轨(tenure track)制度,对本科和研究生及博士课程进行大力度改革,如加强数理基础,开设硕博连读项目,给所有的博士生开设《资本论》必修课等等。谈敏校长、时任分管人事的校领导及分管教学的孙铮副校长排除了各种困难和阻碍,对我们经济学院的改革治理和学科建设给予了极大支持。可以说,我那时虽然非常劳累,但由于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推进和不断取得的改革成效,让我充满活力和激情,对工作感到无比快乐,开心和自豪,且充满信心。

   经济学关涉社会经济治理,事关政策、决策走势,特别是随着中国正在经历由大国到强国的转型,无疑对高校经济学研究所能贡献的知识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以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同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既抓追求世界一流长远卓越的原创性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非常注重服务国家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研究,两手抓两手都硬。通过“常任轨”国际期刊目录的导引和六年“非升即走”的长周期、高质量导向考核机制约束,2005年以来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教师已经在这类国际顶尖和知名经济学期刊发表署名机构论文300多篇,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多见于与Science、Nature齐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国际顶级和一流经济学期刊。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五大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论文发表“大满贯”纪录,不仅对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许多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实践提炼的研究成果,用国际通行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

   与此同时,我也注重引导教师发现和解决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科学问题和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瓶颈问题,以促进有机融合,从而追求长远卓越。基于此,从整合全校资源的角度,2006年7月经我倡导成立了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并兼任院长。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平台,高等研究院主要依托海内外优秀研究团队,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以项目的形式联合攻关,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长远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当前难点、热点经济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供决策参考。

  

中美教育经历对比

  

   这10多年来我在国内大学一线基层搞教育改革,我的一个是感觉在思想解放方面,教育部门相对落后。尽管与改革之前比取得了很大成绩和长足进步,但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整体还是一个大一统、行政化、功利性的运行体系,没有真正按教育教学规律、知识创造规律在办。政府干预过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极其有限,这就导致千校一面、高度同质,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丧失,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并且,政府从资金投入、课程设置、学科评估、管理等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大包大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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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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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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