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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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一鸽  
2000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取消,城乡统筹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公共财政覆盖乡村,支农惠农项目下乡等,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取到予。在村庄形态上,村庄合并、村改居等成为全国性态势,部分地方出现赶农民上楼、集中居住(赵树凯,2012)。在村庄正式治理方面,这一时期实行了村干部工资的财政覆盖,村干部行政化,乡镇政府通过包村干部、村官等方式加强渗透村治以及村庄选举等重大事项,对村民自治造成一定程度的空间挤压,导致村干部身份转化和双重角色的不平衡(周飞舟,2006;吴毅,2007;王汉生、王一鸽,2009)。这一时期也在一些地方进行村治的实践,村民自治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村庄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村中人情往来”支出居高不下,说明传统村庄制度规范对于农户,尤其是农一代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宅基地制度研究课题组报告,2017)。

   概而言之,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变,尽管发生了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以及农一代与土地和村庄的特殊关系,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但没有根本改变农民 “依恋于土”,“乡土中国”下农民与土地的黏性在经济上有所变化,但在制度、社会和文化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三、“城乡中国”的特征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进入我们所称的“城乡中国”阶段。做出这一划分的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不仅昭示了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也与以前各阶段结构变革下的城乡特征发生本质的不同。更具意味的是,农二代的这些经济社会特征还会进一步显化和强化,其对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的转型将产生根本影响。我们在本节将就已经呈现出的“城乡中国”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一)乡土变故土:农二代引发的代际革命

  

   近10年来,80、90后出生的“农二代”开始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出现一系列显著的代际性变化。

   首先是在经济特征上明显体现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的倾向。

   一是较之农一代,农二代对工作类型与职业的重视超过单纯的现金收入。基于2003~2012年的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农二代这一时期的平均月工资为1180元,低于农一代平均月工资1202元,两者的职业选择呈现出差异性:农一代至少有30%~40%从事建筑业,农二代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均超过40%,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Zhao et al.,2018)。另一份基于2011~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更完整地呈现出:农二代从事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生产运输等传统行业的比例低于农一代,从事制造业、党政机关及科教文卫工作的比例高于农一代;随着时间推移,更多农二代选择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越来越少选择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刘守英、纪竞垚,2018)。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选择,更有利于适应城市经济体系。农二代中虽有近70%的比例为雇员或雇工,但越来越多的农二代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这些新近的发现与早期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迁移动机的研究一致: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收入已不再是影响农二代迁移动机的唯一和最重要因素,更多的因素,诸如扩大阅历、积累经验、提高个人素质,学习专业技能,甚至期望工作本身要“有趣”等等,都成为职业选择的参考因素。另外,农二代的职业流动性远高于农一代,维权意识也显著增强(王春光,2001;刘传江、程建林,2008;储卉娟,2011;卢晖临、潘毅,2014;周大鸣,杨小柳,2014;蔡玉萍、罗鸣,2015)。

   二是农二代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上也表现出与农一代很大的差异。农二代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农一代,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9.515年),90后农民工这一群体更达到了9.79年,比受教育年龄平均为8.71年的农一代要高出1年多(Zhao et al.,2018)。农二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主要在城市完成,他们更多地借助社会关系等资源以及信息化手段寻找工作,更具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意识,同时获得工作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远高于农一代。

   三是与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疏远。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二代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1.7岁,农一代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35.9岁,二者相差14岁;农二代每年平均在外时间为9个月,比农一代(7.9个月)多出1个月时间;在务农经验方面,农二代远远少于农一代,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农一代平均为1.8个月,农二代仅为0.7个月(Zhao et al.,2018)。

   其次是在社会特征上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

   一是在迁移模式上,农二代不仅如农一代那样,一如既往地离土出村,而且更多选择跨省份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基于2003~2012年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农二代前往东部省份务工的概率高出农一代大约10%左右;农二代明显偏好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比例高达54.9%,农一代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则仅为26%(Zhao et al.,2018)。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6.3%;在跨省份流动农民工中,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省份内流动农民工则有54.6%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二是农二代对在城家庭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加强子女教育、增强社会流动的期望提高。农二代举家迁移比重上升,2010~2014年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都在不断增长,2014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21.27%。农二代发生“夫妻迁移”或“举家迁移”的概率显著高于农一代(陈辉、熊春文,2011;Zhao et al.,2018)。有研究表明,在长三角等地区,改善子女教育是农民工选择家庭迁移的首要动机(钱文荣、黄祖辉,2007)。三是在城里购房与在乡下建房呈此涨彼落之势。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进城农民工的购房比例在不断提高,当年购房者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20。农二代购房意愿也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

   四是更重视下一代教育以期增强代际社会流动性。无论是居家迁移还是在城里购房,主要目的是为了下一代教育。一些买不起房的家庭甚至在县城租房陪读。与农一代出外打工挣钱、孩子留守乡村的模式相比,农二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减低家庭分割对孩子教育的伤害。

   最后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普遍对城市价值更为认同。通过比较农民工平均每年向家乡的汇款数额可以发现,农一代每年在5000元左右,农二代仅为3800元左右。越年轻世代的农民工其汇款比例越低、消费开支比例越高,反映出农二代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差距在缩小,农二代在食品支出等方面的比例低于农一代(Zhao et al.,2018)。在社保方面,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而在户籍地社保比例则低于农一代(刘守英、纪竞垚,2018)。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表明,农二代对城市的融入意愿显著高于农一代,但同时,他们所感知到的不被城市接纳的排斥预期也显著高于农一代(朱妍、李煜,2013;田丰,2008;余晓敏、潘毅,2017)。农二代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城镇化,他们在休闲娱乐方式上越来越多元化,并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过年等节庆与仪式,或者说这类乡土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汇聚的场合,“农二代”却更少“在场”,不少人在春节期间返乡也很多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并且不会选择长时间停留。作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批离开村庄的人群,他们的 “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中国日益变为回不去的“故土”——乡村制度、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都在这一场村庄转型中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韩少功,2018)。

   从根本上说,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表明农民对乡土的观念正在改变。他们与土地、与乡村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将对未来的农业、村庄以及整个乡村现代化走向产生根本影响。从经济行为特征来看,农二代更明显的表现出留城、务工、离土、离农的趋势,这既与他们出村进城时就不熟悉农业、与土地的情感淡漠有关,也与他们的工作方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在城市完成有关;他们不再依恋土地,而是更适应和依赖城市经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已发生从经济依赖性下降到土地观念层面的重大转变。

  

   (二)告别过密化农业:农业转型与农作制度变迁

  

   结构转变不仅带来人地关系变化,而且带来农业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引致农业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折——即从延续千年的依靠过密化劳动力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传统农业模式转向通过增加资本和机械化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模式。经过快速的结构变革,中国的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出现历史性下降。2000年时的第一产业占比降到15%,2013年时降至10%,2016年进一步降至8.6%。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的意义更大,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到2000年时为50%,2016年时已降至27.7%。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计算的“刘易斯转折点”约于2010年前后到来(戚成蹊,2017;Y. Zhang,T. Shao and Q. Dong,2018)。长期困扰中国乡村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出现缓解可能,2004~2012年,农户的户均耕地由7.88亩增加到8.23亩(Liu,Wang and Shi,2018);而2010~2016年,中国的劳均耕地面积由6.54亩增加到9.42亩。中国的农业发展动能出现转折,大约在2003年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开始快速提升,且增速远超过土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2000~2012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46%,农业人均产值年增长率高达14.11%,同期亩均产量年增长率只有1.73%。来自7万农户的微观数据也证实了类似的趋势(Liu,Wang and Shi,2018)。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后,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衰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兴起。伴随农业的这一历史转型,农作方式、农地权利安排、农地流转市场、农业经营模式、农业功能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农作方式的变化。在农业投入结构方面,机械加速替代人力。随着快速非农化与农业用工同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用工的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主要农作物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反映在家庭用工价和雇工工价两方面,都出现迅速增长:1999~2015年间,主要作物(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料、棉花等)均出现用工成本的上升和亩均用工数的减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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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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