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从“中体西用”到“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对外思想的变迁与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15: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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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蓝欣  

   第二,我们还必须理直气壮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美国正面交流。既要破迂谈,也要立新意,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理论贡献。张之洞关于“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的方针对我们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视野来看中美关系大有裨益。中国地位的上升要求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国内不少国际问题的专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宜之计的设计上,比如近年出笼的“和平崛起论”就是一大败笔。国内时论言“和平崛起”的最大误区在于一厢情愿,好像选择何种“崛起”方法的主动权尽在我手中。其实大谬不然。产生这种错误思路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误解,对地缘政治的不通。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的最大弱点是对大国关系的互动趋势既无直感,又无预见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知识。所谓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判断能力是指对大国关系走向的及时预测能力。这不是外交政策的一般跟踪分析所能做得到。欧美各国都有专职机构,起用各方面的专家做此事.如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司,或法国外交部的政策预测司,而国内并无类似的以专家为主的预测机构。

   先举一例,笔者自1999年以来在与国内同仁的交流中不断强调中国和欧盟关系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在一篇2000年的文章中指出今后数年对美国的最大战略牵制将来自欧盟国家。可是,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绝大部分国际问题专家仍抱住过去的“西一西矛盾不会出大格论”不放.究其原因,无非是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战后历史不理解.国内研究机构仍有苏联模式的阴影,研究美国,则全力侧重中美关系,而研究欧洲则只跟踪欧洲内部发展的进程。殊不知“跨大西洋关系”乃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提纲挈领的一对关系,无论在华盛顿还是欧洲各国首都都是首要外交任务。因此,西方很多外交决策取决于这对关系,而“跨大西洋关系”亦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第一显学。中美关系则要低几个层次。应该说,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无论在经费上,还是水平上都比跨大西洋研究的同行要逊色许多,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进不了内圈。因此,通过美国的“中国通”来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真谛实在是过于牵强。

   另举一例,有一种说法谓“和平崛起”的要旨是借鉴成功经验,摒弃失败教训。也就是说效仿“大英帝国和平崛起”之经验,吸取德国、日本的教训。近来有些学者鼓吹这种理论,其实后患无穷。此说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对英、德、日的崛起缺乏正确的理解。大英帝国南征北战经年,在扩张过程中毫不比德、日逊色,但在地缘政治方面确实高出德、日一筹。相反,德、日在崛起之时也是慎之又慎的。德国统一后建立的俾斯麦欧洲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和平崛起的杰作。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无扩张的大动作。所以,片面地以英美为榜样是一种容易误导的思路。

   再举一例,时下的一个时髦话题是中国应该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受害者心态”中解放出来,转向“大国心态”。此说本不无道理,不过这里的所谓“大国心态”究竟要如何动作却语焉不详。首先,对大国如何定义已成问题:应是great power,还是big power?一般称其为big country则更是不可理喻。其次,如果说“大国心态”的体现是地区性的,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争取独大,则于和平崛起有妨害作用。反之,如果“大国心态”反映在全球事务上,则要求娴熟的地缘政治技巧。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与发展是多国互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一国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和平崛起能否实现取决于对当前国际体系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老是以为主动权在握,实际上仍是小国寡民的心态。

   伊战以来地缘政治的现实至少有两大根本变化:一是跨大西洋关系开始震荡,二是欧亚大陆已形成一条由三边和睦关系所组成的战略态势,即欧盟对俄共同战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和欧一中战略协作关系。从历史上看,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对地缘政治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时,整个国际体系的基础就开始松动,甚至会导致塌方。当然,各国在意识到国际关系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有先有后,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的感觉如何。应该说,伊战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大地震,但震中不在中东,而在大西洋。其次,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的战略现实是首次出现,而欧亚大陆正是英国历史学家麦金德爵士(Sir Talford MacKinder)所提出的“世界心腹之地”。全球体系已开始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从中国、欧盟和俄国的角度来看,多极世界不但是现实可能,而且是21世纪国际和平的保障。因此,以欧亚大陆为依托,抓住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机遇,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要求中国从小国寡民的“中央王国”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将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结合起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分清两个地区战略价值的孰轻孰重,逐步地、有意识地降低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降低对外政策长期以来的对美国过分依赖的心理,将精力放在亚欧战略协作上。笔者认为,对亚太地区一定程度上的“善意忽”(benign neglect)符合和平崛起的战略。所谓“善意忽略”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名词。它不是指真正的忽略,而是指一种政策上的战略调整。亚太地区战略冲突的几率太高,与其积极进取,不如无为而治,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对美、日的挑战可暂时置之不理,避其锋芒。同时背靠欧亚大陆,积极促进中、俄、欧的战略协调。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恐怕只有欧亚大陆有望做出积极和有效的反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已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不放弃地区性的狭隘战略观,中国不可能成为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亚欧战略协调是制约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含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此外,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的。

   首先,如要侈谈“崛起”的手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可能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这个理论之所以反映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这实际上是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因此,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

   近来“和平崛起论”已经销声匿迹,但又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即建立“和谐世界说”。作为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和谐世界说本无可非议。但是,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中使用这个概念如果不当,也会引起外人误解。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是很难的。“和谐世界”不等于“和而不同”。中国和平融人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乃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而不是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新出现的和谐世界理论,被用来表达中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总看法。同其他的理论创新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和谐世界论的来源据说是中国悠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实大谬不然。

   仅从学理上讲,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便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用“和谐”这个形容词来修饰“世界”,到底是要描绘一个现存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是要表明中国的一种外交动作?如果是指前者,事实却是世界的现状远远未能达到“和谐”的阶段。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能是后者。那么其含义就应当是以中土传统和价值观将这个现实世界“和而谐之”。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和平崛起”目标的重大意识形态动作。所以,“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是极不准确的,并有误导作用。其真实含义应当是描绘动作而不是状态的the harmonize the world。有人以为,如果翻译成“创造一个和谐世界”也许就能自圆其说,其实这里仍有问题,因为和谐世界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将不可知预设为已知,似乎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发展的模式早已成竹在胸,或者有着一套完整的设计。

   中国人常常爱说“政者正也”。和平崛起充其量不过只能算是“正己”,和谐世界却要“正他人”,即彻底改变各国的国际关系行为。从策略上看,把追求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开战略目标也许算是创新,但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却早有先例。在它之前已有西方人所开拓的帝国主义式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谐世界论被用来支撑大一统的基督上帝。后来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以人人平等、取消阶级差别为和谐世界的基础。

   那么,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的创新之处在哪里呢?近期有赵汀阳等学者推出“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说,以所谓“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据说它是对中国传统的新诠释。问题在于,这个诠释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首先,它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已有曲解。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确实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但他老人家还有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不知为何,和谐世界论将“和而不同”单独提出来,并诠释为一对因果关系,即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承认或尊重“不同”的大前提,才能达到“和”的结果。甚而有人断言,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必须承认中西思考的方式不同。“和而不同”的本义绝不是“差别共存”。《国语?郑语》记载着史伯回答桓公的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才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始含义。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所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差别共存”的思路。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的世界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类的)“世代之间的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而不是现代的反映空间概念的world(应当指出,欧洲中世纪的world本来也有社会含义),从而也没有“差别共存”的理念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既无西方的所谓哲学,更无所谓本体论。中国传统思路绝不会导向那种无休无止的“这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任何带本体论色彩的对传统的诠释,最终必然走向西方的神学。海外新儒家学派所患的不治之症即在于此,因为它公开打出追寻儒家本体论的旗号。

   赵汀阳们亦毫无例外。比如,其立论基础是西方的对立的二元论,将现存世界体系看成是所谓“非世界”,从而引申出“回归世界本原”的逻辑推断。事实上,这恰恰是以“西方重分别”来偷换“中国重和合”的一个典型手段,“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屡试不爽,毫无新意。

   中国人从来不把相互对应的事物在概念上加以混淆。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经地义,并不能因为要强调男女对立就把男称为“非女”,女称为“非男”,蓄意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所谓“非世界说”还有更大的一个弊病,它假设人们应当回归的“真实世界”,乃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世界,这就成为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属于“小人同而不和”的心态。

   总之,时下学界流行的和谐世界论更加接近西方思路,而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世界观来附会中国的“天下观”,然后用“和谐世界”来诠释“和而不同”。这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加剧中国对外关系的透明度问题。因此,中国应当戒言“崛起”,慎言“和谐”。即使要创造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须从传统源头上做起。那种光靠几个外来移植词作为立论的关键词的任何“石破天惊’的理论,都必然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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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统与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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