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18-09-28 0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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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进入专栏)  
而不是垄断了软实力的概念。那些主张规范性权力、观念性权力和道义性权力的学者,为了与约瑟夫·奈有所区别,而不用软实力概念。本文主张使用软实力,但却用规范性、观念性和道义性力量来定义软实力。

   在“软实力”基础上塑造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国际领导能力。如果在21世纪中后期,“权力转移”大体完成了,即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同时因为存在逐步完善的有效的亚洲及其太平洋协调,这一“权力转移”将是历史上最为顺利的,即成功克服了“修昔底德陷阱”。

   (四)重启亚洲地区主义

   在亚洲,最近几年,地区主义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政策而销声匿迹了。(21)这是遗憾的消极发展。如果选择亚洲协调,地区主义则是题中应有之义。(22)在欧洲,地区主义并非仅仅限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关于和平、治理、秩序和繁荣的“政治工程”,所以,是毫不动摇的、别无选择的。大国(如法德)领导欧洲地区主义,但欧洲地区主义的包容性已经使得“欧盟”几乎等同于“欧洲”。

   中国应该尽快重启新的亚洲地区主义。这是因为亚洲协调成立的观念基础是亚洲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将驱动亚洲协调。不参加或者远离亚洲协调,就等于“脱亚”,有关国家将不得不思考其“脱亚”的巨大代价。朝核六方会谈《九一九声明》(2005年)的一大贡献是中、美、俄、日、韩与朝“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探讨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途径”。朝核六方会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地区主义为原则的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美国最近提出的“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in the Asia-Pacific)等,(23)尽管仍然以美国霸权为前提或者条件,但地区安全网络本身也是亚太协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制度对已经出现的各种地区贸易安排,尤其是缺少透明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的协调。不过,亚太自由贸易区若要具有协调能力,则要借鉴TPP,提出具有足够普遍吸引力的地区贸易治理的规则和规范(最佳实践)。2014年,APEC北京峰会通过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是中国协调的结果。(24)不管是美国主导的TPP还是中国寻求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都应该只是走向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工具和途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是亚洲协调的基础,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需要在扩大的同时得到巩固,同时,亚信等可以成为亚洲安全与和平理事会。

   (五)以中美协调为关键

   “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在中美协调和把中美协调放到亚洲协调中,并通过亚洲协调解决中美冲突。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应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或者“再平衡”的。在两届为期八年的奥巴马政府即将卸任之际(2017年1月),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如果把“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解为中美协调,那么今后中国则要继续推进这一进程。中美能否做到下述的相互承认和相互不接受?中国继续承认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尤其是美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在内的世界秩序的重大贡献,但肯定不接受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而美国也承认、接受中国在亚洲地区繁荣和安全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但肯定不会接受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本文认为这是可能的且是必要的,这才是亚洲协调的关键。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自认为是亚洲的霸权,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存在及其中国对待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态度,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霸权。根据牛军的研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逐渐达成一个不是共识的共识:中美“都不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25)所以,中美一直在进行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因为中国,美国实际上在东亚并未拥有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无所不包的霸权地位(hegemony);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就是真的有意,中国在东亚也不可能重新建立地区霸权。现在的危险发展是:“中美战略互疑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互相误读对方的意图,使原有的基础共识消失了”。(26)目前,美国似乎正在调整其“转向亚洲”的对华政策,上述美国在“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下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6年军演(RIMPAC)。(27)其实,中国可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借鉴“东盟方式”,搞一个“上海+”以包括美国。

   (六)不可或缺全球协调

   亚洲协调是全球协调的一部分,向全球其他重要行为体开放。亚洲协调为21世纪的全球协调提供基础与范例,导向全球安全治理。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等)都可以参加亚洲协调。

  

六、结论

  

   目前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深层的重大的紧张与冲突。亚洲协调是解决紧张与冲突的根本方法之一。

   1990年以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发展,已经为亚洲协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即,本地区的一个趋势是走向亚洲协调。但是,这些发展并不是主动的、设计的亚洲协调。亚洲也即太平洋地区需要一个符合本地区现状和趋势的地区协调。

   亚洲协调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各种协调中的最主要协调,即是高于目前存在的各种双边安排(从美国组织的同盟体系到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和各种“次区域”安排(从上海合作组织到东盟),对事关和平(战争)、安全(战略)、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地区治理。如果没有亚洲协调,在对抗和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各种分裂趋势将加剧。

   历史上的欧洲协调并不等于当时的欧洲的大国协调。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英文的concert of powers不幸被误解为中文的大国协调,这是对欧洲历史的曲解。19世纪的欧洲协调固然是当时的大国主导,但并不是说当时的欧洲中小国家就在其中完全被动或者根本不在其中。与欧洲协调的经验等不同,甚至与目前存在的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协调(如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和财政上的大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同,亚洲协调不是几个大国(如中、美、俄、日、印度等)之间的协调,而是一个包容性的(包括绝大多数本地区国家和有关的全球国家的)协调。亚洲协调不仅包括大国协调,也包括亚洲地区(含太平洋)其他重要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作为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东盟,还包括愿意参加进来的其他重要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如欧盟。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不可能接受亚洲协调,更不可能推动亚洲协调,而是继续依靠加强其在亚洲的同盟来“管理”中国,但是,美国也许最终会意识到,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只有亚洲协调才是保持、维持和增进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几乎最有效方法。亚洲是21世纪的世界中心(经济和安全),日本在21世纪如果“脱亚”则是远离世界中心。而日本借助美国来对抗中国,甚至联合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等对抗中国,并不能达到日本重新至少在经济上主导亚洲的目标,因为这些国家与日本在其“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一些东盟国家选择与中国对抗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其代价是削弱东盟的中心性甚至使东盟共同体名不副实,而不能进一步一体化的东盟,其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就下降了。

   对中国来说,历史的机会是主动提出和设计亚洲协调,作为中国长期的(对)亚洲战略与(对)亚洲政策。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大为修正了源于欧洲等地区的“贸易和平”,实现了亚洲的“发展和平”。如果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大国或者强国选择亚洲协调,则亚洲的“贸易和平”或者“发展和平”将主导21世纪,加上1979-1980年开始到今天的近四十年和平,到2079-2080年,亚洲的百年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期刊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给予的中肯意见,并承担文中全部疏漏、错误的责任。

   [收稿日期:20116-07-04]

   [修回日期:2016-07-27]

   注释:

   ①[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②Jennifer Mitzen,Power in Concert: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③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21世纪的全球强国协调》(政策报告),2014,http://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downloads/PolicyPaper_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pdf。本文作者是该项目的主要参加者之一。而该项目的理论卷的第一章见:[德]哈拉尔德·米勒、卡斯滕·劳赫:《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李亚丽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36-67页。米勒教授曾是德国政府军控谈判前首席代表,原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院长,法兰克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是该项目的主持人。

   ④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Anticipating the Future:Twenty Millennia of Human Progress,London:Simon and Schuster,1997.

   ⑤对这一类比的概括可以见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反复强调的观点:“亚洲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存在着爆发更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参见Henry Kissinger,Remarks at the 50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February 1,2014,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2/221134.htm。

   ⑥Christopher Coker,The Improbable Wa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⑦[韩]金永熙:《韩国应放弃部署萨德计划》,韩国《中央日报》(网络版),2016年7月1日,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 method=detail&art_id=153842。

   ⑧Graham Allison,"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London),August 22,2012.

   ⑨见维基百科对香格里拉对话的介绍,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ngri_La_Dialogue.

⑩见维基百科对亚信会议的介绍,https://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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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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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6 , 34 (5)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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