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强:舒缓“访”务困境的政治愿景

——信访与中国治理空间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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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强  
html)、辽宁运钞车被抢案(http://news.163.com/16/0918/20/C199K92K000181FV.html)等事件。

   [⑩] 比如,上海要求一律处理去北京“非访”的人员。由于按规定行政拘留需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处理,当上海赴京(非访的)访民由上海方面进行治安处罚时,理论上北京警方应当向上海方面移交相应的案卷材料。但当上海被拘留的访民向北京警方申请与此相关的信息时,往往被告知不能提供或无此信息。如果提供了,北京方面就可能面临着滥权的指控,如果不提供,则上海的处罚显得没有依据。

   [11] 上海访民形成了每月尾周五赴京上访的惯例,如同候鸟一样行动,连往返的车次也大体一致,是中国最大的“拼访团”。

   [12] 《湖南官员几乎专职陪唐慧上访4年 耗资超400万》,见:http://news.sina.com.cn/c/2014-12-25/065731325424.shtml。这篇报导还说,一名法学教授曾介绍陪访者、镇委书记魏斌一天的工作。早晨5点,接到唐慧的短信,今天要去长沙上访,魏斌会先带一名工作人员到车站,买好三张车票,其中一张是唐慧的。8点,吃完早饭,魏斌劝不下来,就陪同唐慧到省政府门口。唐慧开始一天的上访,主要是拦截“车牌号看起来是领导的车辆”。魏斌只能买一份《湖南日报》,在旁边假装看报纸,每当唐慧扑上去拦截车辆时,魏斌就用余光随时关注唐慧的动向。中午,随行陪访的工作人员会买三份6块钱的盒饭,魏斌把报纸的专刊,铺在地上,摆好盒饭,劝唐慧过来,三人头碰头地把饭吃了。下午,唐慧继续上访,魏斌的“假装看报纸”也将继续。

   [13] 见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内河航运管理局处理人民来信1955年上半年总结》、《上海市人事局关于1965年春节前后干部和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汇报》、《上海人事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汇报》(根据内容,应为1964年)。

   [14]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党报一篇题为《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再提高一步》的社论中指出:“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本市党政机关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又有了很大的改进,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不仅数量继续有所增加,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大量的人民来信来访,说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提高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加强了。”《上海信访档案》:《B163-2-1203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再提高一步》,存上海档案馆。1961年6月17日,报纸名称不详。

   [15] 唐皇凤:《.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6] 一般来说,制度本身的运行具有积累、耗散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额外职能,而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亦有此消彼长、共消共长之多种可能。任何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行,需要两大基本要件:一是政治体系是否能够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二是政治体系的特性与作为是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被人们视为应该接受并自觉服从的权力与制度,前者为政治的有效性,后者为政治的合法性。中国国家秩序建设的路径为“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见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7] 不断升格的维稳与安保几乎使北京的城市运行陷入困境,而近乎扫荡式的社会治理也冲击着社会管制的极限。2014年的APEC峰会、2015年的“胜利日”阅兵等几乎造成北京的停摆。可能基于分担与舒缓北京压力的考虑,近些年来,一些国际性会议移师二三线城市,如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杭州继承办2016年G20峰会外,还将承办2022年亚运会,郑州于2015年承办了上合组织峰会后,又于2016年承办了博鳌秋季峰会。

   [18] 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涉法涉诉非正常上访行为依法处置的意见》(黑公通〔2009〕80号)规定,“非正常上访行为,不论是个访还是集体访,不论是否实施过激行为,都违反了《信访条例》等有关规定,一律认定为违法行为,均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商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告》称,“信访人赴京、赴省在非信访接待场所,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有意表露信访人身份,虽无过激行为,但被公安部门清理处理的”视为非正常上访行为。根据2007年3月某区信访局《关于拔付区集中调处教育学习班[18]经费的请示》的内容,“自2月26日调处教育学习班成立以来,现有学员9名,工作人员62名……据预算,此次办班共需经费203668元……”。实施两会稳控,为9名“学员”配备了62名工作人员,支出20余万元,维稳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19] 平庸之恶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的著名概念。196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进行了审判,并于次年将其处以绞刑。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即对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而艾希曼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邪恶的平庸”。此后,汉氏以《反抗“平庸之恶”》([美]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

   [20] 关于临时调整谭双喜老师工作岗位的通知 天心区铜铺街小学:你校谭双喜老师的婆婆为枣子园项目拆迁对象,经指挥部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协商,一直未能签订拆迁协议。目前,该项目的拆迁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为保证该项目的拆迁按进度进行,按照区委、区政府及枣子园项目拆迁指挥部的要求,请临时调整谭双喜老师工作岗位,安排谭双喜老师至枣子园项目拆迁指挥部工作,直至其婆婆签订拆迁协议。工作岗位临时调整期间,请学校妥善安排好谭双喜老师目前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以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章)2013年10月24日

   [21] Lee, C. & Zhang, Y.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vol.118, No.6.

   [22] 刘正强:《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23] 在中国,除了行政系统的信访机构(一般与同级党委合署),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乃至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国企等都有自己的信访机构。

   [24]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49页。

   [25] 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理论上只能约束行政机关。但各地的信访机关往往也是当地党委的办事机构,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理论上也受党委、政法委以及“联席办”的领导,涉法涉诉改革之前信访受理大厅也往往会接收涉法涉诉类的信访事项(政法口的部门如公检法司也会在信访大厅派驻人员)。

   [26] 2005年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将1995版的“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改为“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这在压实强化地方政府信访责任的同时,也导致了无原则的治理。“法定事项分类”尽管刚刚从中央层面启动,却具有导向意义。

   [27] 见:http://news.163.com/15/0805/06/B080H3CI0001124J.html。

   [28] 不过,在地方政府的工作中,这种切割面临着内在的困难:信访问题与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学理上可以分清,但实际运作中的分工上却不那么容易,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和工作惯性难以在短期内克服。实事上,许多地方的工作安排仍然混合操作,如一些媒体的报道:“我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总结2015年信访维稳工作,并对2016年信访维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常德市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暨信访维稳工作调度会”等。

   [29] 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由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唯名论者奥卡姆提出,他在哲学认识上主张简约主义,力主祛除一切认识事物冗杂的预设,“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奥卡姆剃刀”。600多年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奥卡姆剃刀定律也认为: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在现代社会中,复杂容易使人迷失,只有简单化后才利于人们理解和操作。(根据网络资料)

   [30] 尽管“非正常上访”这种用语也值得商榷。

   [31] 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它来自拉丁语pater,意思是指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将父爱主义首先引入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研究与分析者是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他用父爱主义来解释国家与企业间的家长式关系,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产生短缺的原因。造成国家在短缺经济再生产中的这种“父爱主义”色彩除了跟社会的资源由国家统一控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合法性宣称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推促。新中国的父爱传统基于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实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改造对官员们进行“父爱”宣传,令其“为人民服务”,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人民公仆”来对管理成员进行角色定位,实现了国家“父爱主义”的制度化实践。根据狄金华:《情境构建与策略表达:信访话语中的国家与农民——兼论政府治理上访的困境》,载《中国研究》2014年版。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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