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科场场域与1895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18-09-21 0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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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寒士的“幸运”正是要使多数被排挤者得到合理化的解释。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统治者对不满朝廷的被统治者在帝制后期开的一副药方便是将其诱入科场,一旦科场失意,便只能归咎于自身的不济而无怨于科举本身及朝廷。纵然科场是多数人的“考试地狱”,但俨然严明的科场纪律使其只能为“三场辛苦磨成鬼”枉自嗟叹。

   尽管屡受挫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对科场恋恋不已呢?因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将考生们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他们乐此不疲的行动。这东西就是儒家经典、文言官话、书法诗画、长袍顶戴种种有形无形之物构筑起来的“士绅惯习”。士绅惯习是在长年累月备考应试中自觉不自觉地按科场形塑起来的,是科场场域固有属性在场域成员身上的内化物。同时,又恰恰是由它将这个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辉煌色彩、值得众人去投入的世界。尽管科场根本不可能授予多数人以科名,但它却成了让每一个考生都程度不同地要去分享的“身份文化”的场域。考生们常年熏陶在这种场域里,仿佛产生了同在某个别样的“生活世界”的平等感。这一切都精致地遮蔽了科场的“后台”,使考生们获得了在“前台”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的动力。

   然而,士绅惯习在把受同一种身份文化熏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把掌握着不同资本、操持着不同话语的人隔离开来,确立起官/士、士/民、富/穷、上/下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与心理障碍。士绅惯习驱动着权贵之家进行以科名来保持并扩大资源的行动,驱动着贫寒之家进行以科名来获取资源、改变地位的行动。正是在这些胜少败多却又无休无止的社会行动中,既有的社会支配惯习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少数侥幸获得功名的贫寒之士可能由此摆脱受支配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仍始终被固定在被支配的位置上。更何况,他们也只不过是成了布迪厄所说的“统治集团中的被支配者”而已。

   特纳在分析西方学校教育时曾区分出“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两种规范制度。科举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形式上公平竞争的一面,更有实质上由特定的权威集团及其代理人来控制筛选的一面。筛选“前台”的特殊主义标准保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格局之再生产,筛选“前台”的普通主义标准则赋予了这种格局的合法性——我们可把这种筛选引起的流动称之为“集团内的竞争性流动”。正是这种流动模式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既然我们说出身低微的人通过科场进入统治集团后是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那么,当那些如王冕一类的人从根本上拒绝科场所确立的分类体系时,这是否就是抵抗了呢?如果说前者是因为承认科场文化、接受同化,从而被这个制度所笼络的话,那么,后者将自己排斥在科场大门之外岂不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了吗?也许在这里存在着布迪厄所指出的无法解救的矛盾:“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正是通往解放。这就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他们无路可逃。”但如果真是这样,究竟又如何理解场域变迁呢?如何理解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转型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下文要展开分析的。

  

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科场场域在运行规则上是覆盖全国的,即令是地方(省级)学务也是由中央派出的学政直接控制。但晚近以来,地方政治势力的分量日增,儒学也有了地域化发展的趋势,加之各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使各地的科场场域受到某些地方性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大致有四方面:

   首先,湖南地方的军事化对科场场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湘军之兴除打破了中央-地方、满一汉的政治势力平衡外,还另开了一条新的晋升之阶——从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并非是抛开科场办团练,而是创立了“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据《湘军兵志》统计,官佐出身于从附生到进士一列的士人占有58%之多。这即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的前身:绅军政权。湘人由此一改清中期以前科名寥寥的局面,形成了科名与军功的对流(即以士领军或以军功捐科名),湘运也呈蒸蒸日上之势。湖南在太平军起义后生员和捐监生数增长了43.5%;湖南士绅的数量在全国官学中从原来的第9位上升到第5位;上层士绅数量剧增,湖南乡试中额在1850年前为45人,会试中额大约每两科9人,而1850年后乡试中额高达70多人,而会试中额平均每科高达11人。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湘军之功。军功作为一种新兴势力开始介入了湖南科场的运作。

   其次,湖湘书院文化对科场场域的影响。儒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地域化过程。在第三个阶段,湖湘以书院为载体,以事功乡贤之崇祀为手段,以“朱(熹)张(械)会讲”为契机,渐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霸权。在科场场域中学校(书院)体系一般来说几乎是科举的附庸。但就湖南而言,因其文化传统、历史影响而在各种风浪中存留下来的湖湘书院(以岳麓为典型代表)与科场场域一直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张力关系。

   再次,湖南近代士绅的城市化趋向明显。传统士绅大多居住乡村,此即所谓“乡绅”。而近代以来,绅士开始越来越多地聚居城市,湖南尤其突出。这除了费孝通所分析的在全国普遍存在由“社会侵蚀”所带来的城乡分化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湖南社会特定的因素:湘军被裁撤后,回乡的将士一般都集中在所属县城或省城。如长沙新增“宫保第”13家,湘乡县城有2000户士绅家庭落户于此。

   *本文选自《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年》第一章,应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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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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