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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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59)相比之下,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真正是亲力亲为,大体做到了在各人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由他最后总其成,从而保证了全书论述的逻辑性和风格的一致性。

   通史无疑应以“通”为目标。范文澜对通史之“通”有深刻体认。他认为: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具体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炼出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寻绎社会历史各个现象的有机联系,研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所谓“会通”,即为直通与旁通的结合。(60)换言之,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纵向时间上的发展变化,以及横向空间上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历史是不可割断之流,不能拘囿于古代、近代之界分。范氏指出:“研究古代史的人,说我只读有关古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近代史……这样想,就是自己坐‘禁闭’”。(61)另一方面,历史现象绝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此必须研究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政治运动、思想趋向背后的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

   范文澜早年受汉学熏陶,治学务求实证。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他也有深刻触动,使他更增进了对教条主义的警醒。他的通史撰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力于在研究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辨识历史事实,寻绎历史规律。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62)范氏无疑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但他坚决反对将阶级分析教条化、绝对化。他强调:“阶级斗争的情景既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63)

   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范氏的通史书写,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明确指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的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之履。”(64)他尖锐批评尚钺所著《中国历史纲要》“用西欧历史作蓝本”,“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而“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65)有此思想基础,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注重挖掘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着力于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展开论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66)

   正因为力戒教条主义,范文澜能树立自我,不迷信权威。1957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讲演中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我们要谦虚,但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67)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秦汉以来的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这也是自秦汉时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68)进而引发学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69)范氏的观点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论断,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决不动摇。1956年5月5日,陆定一在会上讲道:“范(按:指范文澜)的汉民族形成文甚好。听说反对者多,是由于斯大林的教条。”(70)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发展,他的这一观点日益被学界认同。章学诚讲撰著通史须“独断于一心”,范氏写史有自己的定见,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充满自信,确实很好的诠释了“独断于一心”。

   1949年以前范文澜的研究,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1949年以后范文澜的研究,在唯物史观已经成为史学研究指导理论时,同时也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范文澜都追求理论指导和科学研究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风范,《中国通史简编》及其修订便是其研究成果的突出代表。

   正因为范文澜研究、撰写历史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史实出发,由史实而推导历史的逻辑发展,其在延安时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非唯受革命者推重,亦得到当时主流学界的肯定。齐思和认为:“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时期。”(71)据说傅斯年对此书亦有赞誉之词。(72)可见只要不囿于特定的立场,当可充分估量范氏通史书写的学术价值。

   由于时代变迁和研究发展,今天我们已然超越范著通史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对他的著述也有各种不同评价,但我们不能抹煞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写史的独特价值。范文澜撰著通史的理念与实践,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他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懈追求,他在通史撰著中对“直通”、“旁通”、“会通”的追求及其贡献,也理应得到我们的长久敬意。

   ①蔡美彪:《旧国学传人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页。

   ②梁启超:《〈文心雕龙讲疏〉序》,《范文澜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③此据叶毅均之说,见叶毅均著:《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待刊。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认为范氏1925年入朴社;《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增订本,第146页)则记范氏1927年入朴社。

   ④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学林旧事》,第19页。

   ⑤对于范文澜的思想转变,叶毅均有深入探讨。详参叶毅均著:《为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学术思想前传》,(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7年博士论文。

   ⑥《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54—355页。

   ⑦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学林旧事》,第27页。

   ⑧《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56—357页。

   ⑨朱瑞熙、徐日彪:《范文澜》,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⑩王兰西:《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转引自《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59页。

   (11)朱瑞熙、徐日彪:《范文澜》,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104页。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60页)所记范文澜至延安时间为1940年1月。

   (12)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13)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46页。

   (15)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16)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7)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18)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19)蔡美彪:《学林旧事》,第29页。

   (20)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范文澜手稿十六种》,笔者曾应邀看过此手稿原件。

   (21)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22)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范文澜手稿十六种》,笔者曾应邀看过此手稿原件。

   (23)最初5人,分上古、中古、明清3个小组修改《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后改称“通史组”,人员有所增加。

   (24)李瑚:《李瑚日记》,1952年9月,未刊手稿。

   (25)近代史所档案:《整风补课群众意见之三》(1958年)。

   (26)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页。

   (27)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28)蔡美彪:《〈中国通史〉的编写情况和体会》,《中学历史》1985年第5期。

   (29)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30)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1)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第83页。

   (32)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3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869页。

   (34)《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有关函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7页。

   (35)俞筱尧:《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新文化史料》1986年第2期。

   (36)转引自华昌泗:《回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沪出版前后》,《书的记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3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2、13页。

   (38)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页。

   (3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21页。

   (4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457页。

   (4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第579、577页。

   (4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300页。

   (43)《中国通史简编》(《民国丛书》第一编74,据1947年版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345页。

(44)《中国通史简编》(《民国丛书》第一编74),第324—329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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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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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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