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6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09: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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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守军  
1746年瓦哈比派对被该派界定为“叛教者”的群体发动了暴力“圣战”,其手段十分残忍。在当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抢劫、倒卖文物、破坏圣墓、以残暴手段惩罚平民等行为,与早期瓦哈比派的有关做法较为接近。

  

三、近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列强以传播文明为借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领土和进行殖民活动,一场旨在复兴伊斯兰文明的运动逐渐兴起。发起这场运动的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97年)。因受到基佐的《文明史》启发,阿富汗尼提出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美德。当时,欧洲思想家认为宗教并不是最重要的,但阿富汗尼认为践行伊斯兰教的理念能给人带来美德和力量,只有真正信奉伊斯兰教才能实现文明的复兴。他由此提出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以共同的宗教责任将穆斯林团结到统一的“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之下。阿富汗尼的追随者发展了其思想,强调伊斯兰教是建构社会最理性的基石。教法学家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1865~1935年)及其追随者通过共同创办《灯塔》(Al-Manar)杂志,将这种思想传播和推广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富有改革意识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则反对任何创新。尽管里达早年对伊斯兰教改革持开放态度,但进入晚年后,他在思想上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渐被里达所吸纳并用于推进伊斯兰化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真正将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的是毛杜迪。毛杜迪的“圣战观”和“伊斯兰革命理论”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相较于其他意识形态,伊斯兰理念对国家统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印度次大陆,由于逊尼派伊斯兰教被印度教、什叶派、英国殖民主义者视为威胁,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家严格划定了“真正的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的界线。这些思想对毛杜迪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杜迪承袭并系统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论,强调伊斯兰教是摆脱“蒙昧”(Jahiliyyah)的唯一选择。意识形态一般是指个体或团体所持有的规范性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毛杜迪将伊斯兰教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伊斯兰教遂开始替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权力阶层统治国家的基础。毛杜迪宣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还是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秩序”。

   在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穆斯林通过发动“圣战”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为镇压穆斯林,西方殖民者将伊斯兰教歪曲成“一种嗜血的宗教,向自己的信徒宣扬屠杀”。作为回应,1927年毛杜迪撰写了《伊斯兰教中的“圣战”》(Al-Jihad fil Islam)一书。该书后于1930年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圣战观”。毛杜迪将“圣战”界定为建立公正的伊斯兰制度、传播伊斯兰教以及与“异教徒”进行斗争的手段,强调“圣战”不属于战争范畴,其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制度的统治,不是为了消灭个人或集团或者摧毁他们的财产,而是为了消灭罪恶”。个人和团体都应该“惩恶扬善”,任何旨在使个人或团体走上“正道”(Sunna)的行为都属于“圣战”范畴。毛杜迪认为“圣战”以革命手段实现正义,且只能在伊斯兰国家中实现。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旨在实现真正的正义,不考虑任何阶级或国家利益,既然所有人类都应该受益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正义,“圣战”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革命。毛杜迪强调,“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神权国家,而是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民主国家,世间一切权力皆归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因此伊斯兰国家应该由具有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人来领导,而且国家的管理不应该是独裁的,而应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毛杜迪关于建立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圣战”的泛化,都对后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嬗变


   成立于1928年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之一,该组织的创立者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1906~1949)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穆兄会的目标在于进一步推进此前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促进宗教虔信、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理想。早期穆兄会主要强调劝诫和宣教,后来才开始频繁参与政治活动并建立了武装力量。1948年,穆兄会因其成员刺杀埃及总理诺克拉西而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哈桑·班纳也遭暗杀,之后上台的纳赛尔政府宣布取缔穆兄会。

   穆兄会被取缔时,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年)是遭逮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库特布曾长期在美国求学和生活,但这段经历却使他的观点变得更为激进,逐渐从西方文化的仰慕者转变为西方制度的批判者。纳赛尔政府的镇压进一步加深了库特布思想的极端化。1964年,库特布的《路标》一书出版,该书提出了一套完整且具有鼓动性的极端主义理论,推动了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库特布也由此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

   库特布在《路标》中对毛杜迪的伊斯兰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库特布将“蒙昧”社会描述为“非穆斯林社会”或“在思想、信仰和律法上都不顺从真主的社会”。他认为,在任何时空中,人类都要面临选择:要么全然遵守真主之律法,要么实施人为的法律,而后者就是所谓的“蒙昧”状态。人类必须顺从真主才能获得自由,“蒙昧”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因此需要通过发动“圣战”来“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以便他们为万能的真主服务”。

   《路标》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组织实践活动以解放人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实行伊斯兰教法,实现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库特布否认国家的最高权力源于“人民主权”,主张“真主主权”,认为只有把国家的领导权重新归还于真主,才能摆脱人为法律下的“蒙昧”状态。他强调,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复归原初本真的伊斯兰是伊斯兰运动的首要目标,“所有不属于伊斯兰思想的事物应予以消灭”,因此穆斯林必须依靠“圣战”实现该目标。库特布提出的“真主主权”思想成为此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广泛传播至伊斯兰世界。

   1971年,受到毛杜迪和库特布理论影响的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Omar Abdel Rahman)在狱中撰文,公然号召消灭“不信道者”和“异教徒”。根据他的定义,“不信道者”包括作为“有经人”(People of the Book)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与传统伊斯兰教倡导的宗教宽容思想相违背。此后,阿卜杜·拉赫曼的追随者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法拉吉将库特布的思想转化为实践。在他看来,穆兄会的行动模式不够激进,因而于1979年退出穆兄会并成立“伊斯兰圣战组织”,“基地”组织理论家扎瓦赫里也是该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1981年10月6日,“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刺杀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埃及当局逮捕了法拉吉和扎瓦赫里。1982年法拉吉被处决,1985年扎瓦赫里出狱后离开埃及前往沙特朝觐,次年在沙特吉达结识本·拉登,而后者领导的“基地”组织于1988年成立。

   哈桑·班纳被暗杀后,穆兄会领导人哈桑·胡代比(Hassan al-Hudaybi)继任。

   作为埃及上诉法院的法官,胡代比比穆兄会其他成员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他对库特布追随者日益激进的思想和暴力倾向感到焦虑。1977年,胡代比出版《宣教者,而非教法官》(Preachers Not Judges)一书,抨击库特布的《路标》,试图解决埃及社会日益严重的信仰问题,恢复穆兄会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力。胡代比从驳斥毛杜迪的思想入手,强调穆斯林是否恪守伊斯兰教信仰不能仅通过诵读“清真言或行为来进行判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认为,任何人为法律都会导致偶像崇拜,是“叛教”的表现。与毛杜迪立场不同,胡代比拒绝承认一个真正穆斯林的身份是由他的言语或行为决定的,因为很难从人的言语或行为来判断其内心的真实信仰。胡代比对“叛教者”的判断标准进行了修正,力图使穆兄会能够超越“库特布主义”(Qutbism)的极端立场。库特布及其追随者认为,顺从真主之外任何权威的行为,都属于“叛教”行为,针对“叛教”的穆斯林,理应运用暴力“圣战”或全球“伊斯兰革命”的方式予以征伐。胡代比对“叛教者”概念的重新界定,实际上否定了库特布极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基。《宣教者,而非教法官》一书的理论成为穆兄会新一代成员的指导思想,穆兄会开始调整策略,逐步放弃使用暴力手段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转而釆取更加温和、合法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进程。胡代比努力修正伊斯兰极端主义,成功将穆兄会改造成温和的伊斯兰组织。然而,胡代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的否定,也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社会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矛盾。

   1979年,为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的巴基斯坦宗教学者阿卜杜拉·尤素福·阿扎姆签发了名为“保卫穆斯林土地”(In Defense of Muslim Lands)的教令,呼吁发动“圣战”以恢复穆斯林对阿富汗的统治。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响应号召并组建“圣战”队伍,本·拉登为此提供了资金。阿扎姆认同伊本·泰米叶的观点,强调“圣战”是“伊斯兰的神圣使命”,比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宗教功修更为重要,理由在于“圣战”的目的是建立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其他功修则是为履行个人的精神义务。阿扎姆全身心投入阿富汗“圣战”,不仅致力于发展“圣战”理论,而且设法筹集资金、招募国际“圣战”分子,发动了一场跨国“圣战”运动,因此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

   阿扎姆的理论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都具有复兴伊斯兰文明的诉求,但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上,两者存在本质区别。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认为,复兴伊斯兰文明通过践行伊斯兰教的美德来实现;而阿扎姆则认为,“圣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在阿扎姆看来,“圣战”有助于伊斯兰教迅速传播,使伊斯兰文明战胜其他文明,“圣战”是导致罗马、波斯两大帝国急剧衰败的根本原因。

   阿扎姆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终结“蒙昧”时代的唯一路径,只有小部分精英团体能够在“乌玛”的引导下团结一致并发挥领导作用,精英团体所遵守的严苛条律是构建整个伊斯兰体系的基础,并提出“只有圣战和‘枪’,不谈判,不开会,不对话”的口号。阿扎姆认为,解放阿富汗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回穆斯林失去领土的全球“圣战”的第一步。阿富汗“圣战”期间,阿扎姆招募和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为后来“基地”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现实基础。1988年,阿扎姆的学生本·拉登成立“基地”组织,并很快发展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除“定叛”和“圣战”思想外,“效忠与拒绝”(al-Wala’ Wal-Bara’)也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效忠与拒绝”是指“对信徒忠诚,对非信徒持否认态度”,其实质是要求“信道者”断绝与“不信道者”之间的关系,“不信道者”包括那些非虔诚的穆斯林。约旦宗教学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在当代语境下对“效忠与拒绝”这一概念的阐释强化了萨拉菲主义者对“异教徒”的排斥和仇视。1989年,马克迪西在其著作中批判了沙特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结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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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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