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政治社会:关于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中层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21: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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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因此政治社会就从社会内部将现代国家与社会联系了起来。由于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的根基或者说政治基础,所以政治社会不同于市民社会、基础权力等理论范畴,它弥合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所设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在社会之中制造的新质因素的理论化表达,可以说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政治社会构成了我们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超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局限性的理论基础。

  

   葛兰西在分析现代国家时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国家是由两个上层建筑组成的,一个是服务于统治集团霸权的市民社会,另一个则是服务于直接统治的行政官僚与司法系统。[⑩]显而易见,葛兰西已经敏锐的发现徒行政系统构不成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还必须涵盖社会之中的因素,并且这个因素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密切相关。葛兰西所指的服务于霸权形式的市民社会,主要包括政党组织、大的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学校等,市民社会既是统治集团贯彻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是统治集团向普通民众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市民社会就成为了一种国家向社会延伸的场域。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对于现代国家有着重大意义,行政官僚系统只不过是现代国家“外在的壕沟”,而市民社会才是背后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现代国家越是成熟,市民社会就越是强大,并且越是能够对现代国家提供强大的支撑。[11]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分析揭示了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存在着政治基础,但是葛兰西仅仅从霸权行使的角度来认识这个政治基础则是不够的,而且葛兰西接受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主张,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后社会充分发育的结果,所以葛兰西虽然触及到了政治社会,但是对于政治社会的性质却缺乏清楚的判断。

  

   迈克尔·曼在论述现代国家时提出的基础权力同政治社会比较接近。曼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需要基础权力,而基础权力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它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可以说“基础权力即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12]基础权力是现代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对社会行使的权力,它渗透或者说“贯穿”社会、协调社会生活,从而将社会生活建构在国家疆域的范围之内,曼着重强调指出,基础权力既是现代国家对社会的冲击和建构,又是社会能够控制国家的通道,基础权力类似于一个“双向车道”。[13]因此,基础权力代表着现代国家的制度特性,是现代国家极大扩展了的制度性基础。[14]曼的观点揭示了基础权力的性质,这就是基础权力是国家在社会之中建构的支持现代国家的政治构造,因此基础权力就从社会内部将现代国家和社会联系了起来,从而破除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知识传统。然而,曼对于基础权力具体的组成要素却语焉不详,这使人很难从经验事实上对基础权力进行观察和研究,与此同时,曼也没有认识到基础权力是否存在多种类型的问题,所以曼错过了将基础权力发展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的机会。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在分析民主转型问题时直接使用了政治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政治社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先决条件,“通过政治社会,政治组织围绕如何对公共权力和国家机器实施合法的控制进行竞争”,政治社会是社会自身形成的政治构造,由政党、选举、选举规则、政治领导、政党之间的联盟以及立法机关构成。[15]斯泰潘将政治社会作为民主政治先决条件的看法体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也详细列举了政治社会的组成要素,就这些要素本身而论,它们要么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要么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因此斯泰潘发展出了比较成熟可用于经验研究的分析概念和初步的政治社会理论。但是斯泰潘将政治社会限定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从而认为政治社会只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这就无法回答政治社会如何形成以及能否变化的问题。进而论之,斯泰潘的政治社会理论缺乏对于政治社会起源和政治社会性质的明确解释。

  

   笔者所指的政治社会是在吸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迈克尔·曼的基础权力基础上,进一步扩张斯泰潘的政治社会概念而提出的分析概念。首先,政治社会同市民社会和基础权力一样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因此在性质上它是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建构的政治构造,但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质因素,它从社会内部将现代国家与社会仅仅联合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状态。其次,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通过国家制度在社会之中扎下的根基,是国家与社会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沉淀物,因此政治社会在经验上是能够被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虽然政治社会是一个广泛而又深入的网络,但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等,则是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要素。换言之,正是由于明确了政治社会的性质以及组成政治社会的基本元素,政治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分析概念。

  

   对政治社会进行分析应该首先聚焦于民族主义观念和公民身份,它们赋予了现代国家向社会进行渗透的正当性,也正是借助民族主义观念和公民身份,现代国家才直接同普通民众联系了起来。利亚·格林菲尔德不同意将行政官僚系统的扩张视为现代国家建设核心内容的理论主张,她认为民族主义观念才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核心成分。她写到:“我所关注的焦点是一套观念,或者说一套观念体系内部的几种观念,这些观念所围绕的一个核心是‘民族’,在我看来,正是这些观念形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结构,或者换言之,现代性是由民族主义来界定的。”[16]民族主义观念其实就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它借助抽象特性将普通民众凝结成为国家整体,也就是使民众形成有关民族国家的一致看法。奥罗姆指出:“一个民族的形成似乎有赖于领导层及其追随者们具有能发现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的能力,正是以这些符号为基础,它们之间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厦的建立也才会具备重要的根基。”[17]民族主义是由国家推动形成的、广泛分布在社会之中的,从而将现代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公民身份则将抽象的民族主义观念转换成为一系列具体的民众能够享有的权利,在马歇尔看来,公民身份意指国家成员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平等地位,它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而不断扩展自身的范围,从最初的民事权利发展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18]查尔斯·蒂利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形成充满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公民权利就是讨价还价的产物。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讨价还价采取许多更可接受的形式:向国会请愿,以免除税收来收买城市官员,确定同业公会的特权作为贷款或者收费的报答,规范税收的估定和收取以反对保证他们更多自愿的支付等等。所有这些讨价还价创造出或者确定了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要求,个人和集体相对国家的权利,以及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19]公民身份是现代国家对普通民众社会身份的政治改造,它将普通民众直接整合进了国家统治的轨道,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微观基础。

  

   在现代国家渗透社会之时,它不得不正视社会不平等这一严重的事实。社会不平等的核心内容是财富占有的差距而呈现的经济不平等,因此阶级分化就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阶级划分在现代国家形成的初期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关键基础,因为阶级划分不仅通过将社会结构化从而为国家制造了纵横捭阖的机动空间,而且刻画出了一张利益聚合的图谱从而为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行动提供了指南,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控制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佩里·安德森在论述现代国家类型时指出:“近代初期典型的西欧模式是在无农奴身份的农民和占优势地位的城镇这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贵族绝对主义,典型的东欧模式则是在农奴制与驯服的城镇基础之上,贵族绝对主义勃然兴起。”[20]如果现代国家形成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国家将更多的利用和改造社会本来存在的阶级划分来建构支持基础,但如果现代国家形成过程是比较短促的,那么国家就有必要打破社会旧的阶级划分,利用国家掌握的资源制造出新的阶级以构造自身的支持基础。

  

   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是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战略性问题,它不仅意味着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精英将施恩于那个社会集团、打击那个社会集团,而且意味着现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将存在很大的差异。瓦尔德纳在从事国家构建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统治精英在建立直接统治时面临着如何同特定的社会集团结盟以及何时同特定的社会集团结盟的抉择,如果建立直接统治的同时发生了统治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广泛结盟,那么现代国家将在社会中制造一个以庇护主义为特征的支持基础,如果建立直接统治之后再解决统治集团与特定社会集团结盟的问题,那么现代国家将在社会之中制造一个以发展为特征的支持基础。[21]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是政治社会中的结构化的核心关系,它是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依照国家意图而对社会力量进行的分化组合,也是对社会力量在经过改造之后进行的合理利用,因此集中体现了政治社会由现代国家来建造的特性。

  

   民族主义观念和公民身份对于国民有着良好的政治动员效果,当现代国家借助民族主义观念和公民身份将普通民众吸引到统治的轨道上之时,它同时也为民众负担起更多的责任,“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的扩张,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22]当普通民众与现代国家之间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之时,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也会不断增强,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必须对民众的政治参与进行引导,而政党与社会组织就是现代国家引导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手段。当民众的政治参与兴起时,现代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制度通道来接纳这些政治参与,这就会使政治秩序承受巨大的压力以致发生秩序崩溃,政党与社会组织恰是解决政治参与的关键性制度供给。在引导民众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政党的作用尤其重要,“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23]政党与社会组织是现代国家为动员起来的民众制造的物质外壳,它限定了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具体形式,从而将社会力量塑造成为了有利于现代国家的组织化状态。

  

   政党所具有的支持现代国家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代表分配以及选区划分规则的配合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在形式上是为了引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有序的参与政治过程,但其实质则是依照国家意志对政治权力进行配置,因为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什么政党能够赢得选举以及什么政党能够生存下去,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具体状态以及民众参与政治的组织化样式。政党都有着自身的社会阶层基础,因此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通过决定政党的命运,间接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同政治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越是依赖那个社会阶层的支持,政治权力的分配也就越是倾向于那个社会阶层。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体现了现代国家为政治社会注入的刚性特征,它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强制性改造的结果,更是现代国家与社会深度互动、融合而成的沉淀物。

  

   三、政治社会的理论拓展:理想类型与学术价值

  

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中建构的政治基础,政治社会必须涵盖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等基本内容。至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组成政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是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结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代表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而不是其它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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