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宗:走廊地带的多重边界叠合与多民族共同体生成——兼论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范式与民族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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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宗  
来自于天山一带的卫拉特蒙古部在清代大量涌入河湟及其延伸段的西海地区和柴达木一带,后来部分群体由于受到挤压,离开柴达木一带而进入与其有地缘关系的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肃北县境内的别盖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柴达木一带和硕特蒙古部的北右翼末旗由于遭到兵匪之乱,离开柴达木,从陶莱、疏勒一带来到别盖。[23]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西域地区、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人群都会随时进入或者退出河西走廊,相应地其文化也会出入于河西走廊。如果把河西走廊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之中,不同时间段河西走廊的民族成分与文化构成是不一样的。明清以来,由于河西走廊一带游牧社会的边缘性特征,不像其周边的天山一带、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游牧社会组织。首先,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组织规模比较小;其次,游牧人群和民族比较复杂;再次,还有一定的游牧空间。这样,河西走廊就成了一个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兼容器”,也成了部分游牧民族逃避社会危机的栖身之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在东南亚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佐米亚”(Zomia)地带,其范围从东南亚中央高地到印度东北部,还包括中国的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以及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并且指出这一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适宜称其为破碎地带和避难区域。[24]从明清到民国期间(1938年保甲制度实行之前)河西走廊的游牧区域犹如一个西北游牧社会的“佐米亚”地带,尽管农耕社会企图把周边的游牧社会纳入其中,但是一直未能成功治理,只能实行不同于农耕社会的省(府)州县三(四)级行政管理模式的部落制管理形式。然而,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又地处游牧社会的边缘,属于部落统治的“权力稀薄地带”,这为周边地区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流通,以及在基础上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保障。

  

四、多元文化“结合部”铸就多民族共同体


   走廊地带往往是多民族的交融地带,由此也是多元文化的“结合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走廊既充当了不同文化圈的界限,又把周边不同的文化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窗格效应”。在木窗上的一条窗格有时候充当了好几个方块的界限,这样,窗格就把不同的界面组织并嵌合在一起,使窗子的界面成为一个整体。就区域文化来说,有很多区域的文化表现出单一性特征,而走廊地带文化的复合型与混合型特征,给区域研究带来一定的挑战。在关于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中,文化与族群的多样性,造成了异质性成分远远大于同质性元素,正好有悖于区域研究的规律性。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的研究中提出了“三圈说”,这三圈指的是“核心圈”“中间圈”“外圈”。其中的“中间圈”“就是像云南、贵州、四川、甘青地区的‘混杂’区域。”[26]其实,这里的“中间圈”也应该包括河西走廊。

   从地形结构来看,河西走廊正好处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是二者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河西走廊是青藏高原文化圈与蒙古高原文化圈之间的分界线与结合部,也就是说河西走廊既是历史上的“番域”和“夷区”的分界线,又是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在历史上中原王朝的边疆观念体系中,防备“番域”和“夷区”二者之间的结合,也是西北边疆治理与经略的主要理念。然而,明清时期“番域”和“夷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或者说出现了二者之间相结合的大动力。明清时期随着蒙古卫拉特诸部的兴起以及准噶尔政权的强大,越来越多蒙古高原的卫拉特蒙古人进入青藏高原,实现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一定程度的结合,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结合的一种趋势。这自然引发朝廷统治者的危机感,此时河西走廊的意义尤为突出,在王朝国家掌控下的河西走廊就是一条“番域”和“夷区”之间的自然分隔带,在走廊内部一些重要的通道驻军镇守,严防“番域”和“夷区”的联通。《秦边记略·卷二》中有对乌鞘岭附近安远堡的描述:“且肘腋皆番,河山所隔皆夷,可可口诸番为夷编氓久矣。”[28]虽然是一个作为战略要地的堡子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的概括。河西走廊是一个牵制“番域”和“夷区”的关键部位,曾经被作为“镇番”与“抚夷”之地,由此在历史上河西走廊出现了一些以 “番”和“夷”命名的地名,比如镇番、镇夷(彝)、平番等。当然,明清时期对于关于族群分类系统中的“番”和“夷”并不是绝对的清晰,而且在有些文献中还会出现混用。阅读明清到民国这一段时期河西走廊的地方志文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重的“番夷”思想,当然这与文本书写者的立场与认识有密切的关联。这就说明在河西走廊已经有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即便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互动,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体的观的念和意识,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志书写者的眼里,更多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历史上的“王朝边疆观”的体系下,呈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各民族常态化的互动的状态,而是“镇”和“守”占主导地位的族群区隔和“异文化”进入河西走廊的忧患意识。当然,这也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稳定以及族群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

   藏传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后贯通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绝大部分蒙古高原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在蒙古高原广泛传播。就像石硕分析指出:“由此可见,公元16世纪西藏藏传佛教文化圈的东向延伸和扩展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在蒙古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宗教需要,而西藏格鲁派为摆脱自身困境又强烈需要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这两种需要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个历史结果。”[29]明清时期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在藏传佛教基础上发生的民族互动以及相应的文化流通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地处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二者之间结合部的河西走廊,对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部分人群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一些蒙古部落的民众经常借道河西走廊,首先步入河湟地区,然后进入西藏,一些设在河西走廊的关卡地带往往是不同部落的蒙古人群出入的通道。杜长顺指出在《明实录》中显示明正德五年(1510年)至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亦不剌离开河套地区,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30]在《甘州府志》中有嘉靖六年春“小王子大入甘肃”的记载,[31]这里的“小王子”指的是达延汗,也就是说在嘉靖六年(1527年)达延汗带大兵进入甘肃,也就是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一带。《甘州府志》亦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围甘州”的记载。[32]明代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的土默特蒙古部的人群先后进入西海地区,出现了一种族群流向——蒙古高原的部分蒙古人群进入青藏高原,后来流速加快。达延汗、俺达汗都是蒙古高原土默特部的首领,在蒙古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进入西海一带也是蒙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对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群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地方志的书写也是一种王朝国家历史书写范式的延续,也就是一种政治史的书写范式,突显的是河西走廊作为边疆地区的“攻—守”模型。如果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青藏高原的蒙古民族进入河西走廊,甚至离开河西走廊驻扎西海一带之后,蒙古民族与河西走廊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一直还在发生。其中最为基本的互动是市场贸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河西走廊多民族共同体。[33]就像芈一之、张科所说:“西海蒙古的互市地点一般设在甘肃庄浪的岔口堡、铧尖墩、洪水和扁都口等地。”[34]这种多民族的互动也在河西走廊的地方志资料中有所记载,《甘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冬,许丙兔市于甘肃。丙兔,亦俺答子也。时,兔于乌斯藏请迎活佛,建寺青海。许之通市甘肃,每岁一次。寺成,赐额‘仰华’。俺答借道甘州而南,会诸酋于海上。”[35]在《镇番县志》中有关于阿拉善高原蒙古部落的描写:“本朝仰蒙特恩,封为贝勒,令其驻扎阿拉善地方,环居镇番县东北。境内连接宁夏边界,纵隶贺兰山贝勒部落之下。族类亦繁,捍卫内地,与汉人一体交易。本营兵丁中择能翻译者,谓之通士,说合市,评之。蒙古亦有能通汉语者”。[36]作为地处蒙古高原边缘的镇番(今民勤县)一带,在此并非是严格的边界,而更多的是蒙古、汉民族之间的关联与嵌合,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游牧社会需要农耕地区的产品,市场贸易以及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蒙古、汉民族的互动也是一种必然。

   在多元文化“结合部”的河西走廊,促成了多民族的关联与互动。笔者曾经于裕固族地区做关于口述史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当地裕固族老人的记忆中,20世纪上半叶裕固族与河西走廊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之间都发生过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正如麻国庆指出:“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藕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37]记忆呈现的是历史,作为多民族分布区的走廊地带,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耦合地带,而河西走廊由于周边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的多民族交往都是一种常态。日常层面的民族关系研究,是理解多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多民族的商贸活动中汉族商人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在20世纪中期之前,在农牧区交界地带的一些人群,他们往往在农忙时节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节进行一点商业活动。由此,对于农区社会的人来说,历史上的商业活动几乎是一种大部分汉族村落社会的民众参与其中的日常活动,社会上商人群体所占的比例还会高于当下。正是农业社会中汉族商人(部分回族)的活动,把河西走廊以及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农耕地带的市场把周边的牧区社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就像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所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39]明清至民国时期河西走廊内部频繁的民族流动,其中的一个流向是从周边中心地带进入河西走廊,新的民族不断加入,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认知和关联,也促成了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当时河西走廊的高山草场或者戈壁草场还是可以容纳部分游牧人群,规模不大的游牧人群只要得到当地部落大小头人的应允,就可以选择一点自己的草场与当地游牧的“原住民”和谐共处。河西走廊民族流动的频繁性,以及对于不同民族游牧人群的兼容性,也是多民族共同体生成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般情况下,区域研究首先是廓清边界,突出区域内部的总体性特征,以便探寻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随着区域研究的兴起,河西走廊也成为区域研究的对象,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然而,每当提及河西走廊或者“河西”这一概念的时候,观照主体是绿洲农业地带的汉人社会,在河西走廊占相当比重的游牧文化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往往被忽略。在河西走廊区域的研究中一旦抛开多元文化、多民族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就会失去区域研究的“本色”。切排在河西走廊的研究中指出:“确切地说,‘民族走廊’是个文化概念,它是以特殊的地理环境构造和文化为背景的。也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有诸多单一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41]在河西走廊的研究中,多民族关系是一个核心,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在走廊地带多元是怎样“合成”一体的,多元与一体的转换机制是什么。费孝通先生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42]走廊地带的“过渡性”或者“中间性”的特征,是在区域研究中理解走廊特征的一个重要思路,而走廊地带的这些主要特征正是在多元文化交集以及多民族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走廊地带的研究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也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意义。一般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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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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