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宗:走廊地带的多重边界叠合与多民族共同体生成——兼论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范式与民族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8-08-28 06: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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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宗  
主要分布在当下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今天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白银蒙古乡,甘州区的平山湖蒙古族乡等。其实就蒙古语族而言,不仅仅是蒙古族民众,东部裕固语也属于蒙古语族,又形成了一个次级蒙古语族圈。同样,在河西走廊分布的土族语言也属于蒙古语族,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部分土族形成次级了蒙古语族圈。河西走廊内部也分布着突厥语族圈,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西部裕固语地区成了一个突厥语族语言圈,同时,在河西走廊的哈萨克族地区形成了另一个突厥语族语言圈。藏语族的民众基本上是从青藏高原蔓延到河西走廊的,也就是说把这些语言圈可以看作是青藏高原藏语圈的延续,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这些藏语圈呈现出一种半隔绝的状态,因为他们所属的一些藏语圈基本脱离了青藏高原藏文化。河西走廊的天祝藏语圈,是青藏高原藏语圈的延续,这一点比较明确。而在河西走廊的马蹄寺周边地区,以及文殊寺附近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祁丰一带,形成了藏语圈,但当前藏语圈内的藏语正在萎缩。汉语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上属于主体语言,在大小不同的绿洲上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圈,这些方言圈还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这些方言圈之间又形成了界限。同时在游牧区也流行汉语,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段与区域汉语的比重存在差别。

   河流养育了人类的同时,还铸就了人类的文明,从流域视角研究人类文明也是当前区域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在中国南方水系比较发达,而且河流也有一定的长度,流域文明的规模比较大,其中有些流域跨越多个文化地带,这样就以河流的不同流经地段来划分区域。近年来流域在人类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赵旭东指出:“当人类学的研究逐渐地从村庄范式的书写转换到更大范围的观察之时,中国人类学自身将面临书写范式的新转换。”[⑩]田阡指出:“人类学的流域研究在经历着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向‘文化空间’的转变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使命。”[11]河西走廊内部的自然地理区隔也是形成文化分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山和南山山系是由不同的山岭构成的,每一座山岭的分布并非与河西走廊的完全方向一致。河西走廊南北两边的山系及其之间产生了一些地理区隔,这也是走廊内部宽度不同的原因。朱悦梅指出:“河西走廊内部,大黄山(又名焉支山)、黑山、宽台山把河西走廊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又有一条较大的内流河,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区域”。[12]河西走廊干旱少雨,天然降雨根本无法支撑当地的绿洲农业,由此,内流河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且内流河的水系规模决定了绿洲的面积。石羊河水系灌溉了武威绿洲、黑河水系灌溉了张掖—酒泉绿洲、疏勒河水系灌溉了敦煌—玉门——瓜州绿洲。适宜耕作的土壤是绿洲地带形成的又一个前提,在走廊内部的砂砾分布地带和盐碱沼泽地即便是有内流河流过,也难以形成绿洲,只能是戈壁地带。由于这些内流河都发源于祁连山脉,一般在其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绿洲。河西走廊内流河水系由干流与支流形成,在干流与支流的特定区域形成了绿洲或者绿洲连缀体。尽管河西走廊的河流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些内流河对于河西走廊农耕区域的社会文化格局来说还是显得非常重要。

   河西走廊的绿洲连缀体与其内部的三大内流河水系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碎片化的绿洲基本上是在这三大水系的干流与支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流河水系也形成了河西走廊大小不等的文化分区。其实,明清以来河西走廊在原有绿洲的基础上进行再开发过程中,作为绿洲开发主体的人群源自不同的地域,这些社会主体携带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再加原有绿洲地带之间的文化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绿洲地带文化差异的出现。相应地,河西走廊绿洲农耕文化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特征,特别是建立“小盆地—内流河体系—绿洲”三位一体基础上的农耕文化文化圈。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瓜州等农耕文化圈之间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文化差别。河西走廊绿洲地带的不同农耕文化圈之间既存在同质性成分,有存在异质性元素。随着不同绿洲文化圈之间在行政上的关联,以及不同绿洲文化圈之间的人群交流和文化流通,这些绿洲文化圈之间的文化又逐渐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向。

   与其他农耕社会一样,在绿洲社会中村落是最基本的社区单位。由于河西走廊绿洲面积的有限性,每一块绿洲把不同村镇共同体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绿洲社会贸易体系,也就形成了一个绿洲社会共同体。自然,不同的绿洲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同形态的边界。这种汉人社会的村落或者在村落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共同体,比如宗族、水利等组织,其还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模式。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河西走廊,就会发现在河西走廊内部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边界,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这些边界是多重的。然而,河西走廊并没有因为多重的边界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状态,而更多的是一种消弭边界和打通区隔的流通与互动,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汇聚。

  

三、周边几大文化圈交集的“中心”地带

  

   历史上关于“华夏”与“四夷”的“天下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建立在“华夏中心主义”王朝秩序基础上的世界认识论。边疆地区往往远离中心地带,由此把其与“夷区”关联起来,甚至是想象中的“异域”。其实,边疆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地带,在历史上这一地带多民族的并存及其身份的转换是常态性的。就像许纪霖所说:“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15]在历史上的边疆这一多民族地带,不同民族长期的互动与互化铸就了早期多民族国家的模型,而且边疆区域与“中心”地带的重要区别正好是多民族共生意识。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边疆地带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地带。如果从“长时段”视角认识河西走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构成,形成的层叠结构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当然这里的“长时段”与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理论有一定的区别。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段中不同的民族叠加、组合在一起。在不同时段,周边的不同文化都会随时进入河西走廊,特定时段某一种文化还会涵盖和融合其他文化,甚至把其他文化“挤出”河西走廊,但总体呈现的是多元交错的格局。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来说,河西走廊一直地处“四大文化圈”之间,使其内部的民族与文化呈现出一种混合性特征。

   在“中原文化圈”的视野下,河西走廊要么被认为是边疆地带,要么被看作是边缘区域,因为其远离华夏的中心。若是换一个角度,从“蒙古高原文化圈”和“西域文化圈”的视角来看,也非中心。从“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视角审视,还是边缘地带。这样,河西走廊成了一个多重文化的边缘地带,也是多重文化的交汇地带。正因为河西走廊属于多个中心的边缘区域,反而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这一“中心”牵制着周边的不同文化圈,这正好是河西走廊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中原政权历来看重河西走廊,或者说重视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主要原因。就像刘志伟把东南亚地区与中原二者相比较所做的论述:“我在图上画两个圈,一个以西安为中心,一个以南沙群岛为中心。前者是王朝国家中心的统治范围,后者是环南海地区人群活动的空间。我们不仅可以分别以两个圆圈的‘圆心’为中心,也可以在这两个圆圈的重叠之处定义‘中心’——帝国体系与海上世界交接的中心。”[17]

   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某一文化圈的中心总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战争、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发生,就会出现部分人群从中心向边缘移动的情况,部分人群的流动相应地也就形成了文化的流通。周边文化圈从其中心向河西走廊或者其他地区的民族流动与文化流通是普遍现象,每当河西走廊周边文化圈的“中心地”出现危机时,就会出现一种由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反向推动力”,把这一文化圈的文化推向河西走廊之中。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的几大文化圈内,每当出现“非常态”的社会危机或者各种内部的动力时,“中原文化圈”“蒙古高原文化圈”“西域文化圈”“青藏高原文化圈”的部分人群就会进入河西走廊。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充当了周边地区社会的“危机缓冲地带”,或者周边文化圈内部社会稳定机制的“减压阀”。在历史上关中地区或者中原地带的农耕人群,他们一路向西来到河西走廊,在绿洲地带上从事农耕生产活动。然而,如果从当初他们的心态情境的视角切入,进入河西走廊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和意愿去向。当然,历史上进入河西走廊的农耕人群的成分是复杂的,进入河西走廊进行屯田守边的军队,属于朝廷的安排。当关陇地区(关中及其小陇山以西的地带)的农耕人群,由于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发生,他们以难民的身份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当然,进入河西走廊的内地汉族民众还有一定数量的商人群体,其中关中地区的“陕商”与华北地区的“晋商”比较多,明清时期在河西走廊出现的很多山陕会馆就是一个历史见证。同样,当周边的某一文化圈出现超级强盛时,也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入河西走廊。

   就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来说,其成分也是非常复杂,如果从民族成分来说,有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哈萨克族、土族等;如果从宗教信仰来说,有藏传佛教民族,也有伊斯兰教民族。然而,就其来源,这些民族来自于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的东天山地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这三大文化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是当下河西走廊一个最大的蒙古族聚居区,肃北蒙古族的来源由和硕特部、喀尔喀部、土尔扈特部三部分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来源于青海一带的和硕特部。[18]由于内部的争执,部分蒙古人脱离了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大本营,来到河西走廊一带游牧。宣统元年(1909年)喀尔喀部丹比加参因反对本部上层统治,离开喀尔喀部来到马鬃山一带游牧,到1931年马鬃山的喀尔喀蒙古人发展到600多户。[19]河西走廊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就是当下天祝一带的华锐藏区,华锐藏区的范围在湟水北岸到大通河(浩门河)流域。就整个藏区来说,华锐地区本身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华锐藏族地区从河湟地区延续到河西走廊。其实,河西走廊的所有藏族聚居区基本上都在靠近祁连山地带,而且大多数在一些重要的祁连山山口附近,这应该是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藏族居住的一个基本格局。显然,河西走廊藏族的源头之一就是青藏高原的河湟地区。当然,部分藏族部落的迁徙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以“一截一截”的形式逐步进入河西走廊。根据洲塔考证研究,青藏高原的藏族阿柔部落最早分布在阿尼玛卿一带,[20]在部族冲突的过程中一路迁徙,后来为了避开部族内部矛盾,从青海湖向北迁徙,其中一部分“翻阅祁连山到大马营,沿祁连山至香拉麻(芒扎大河口),以及唉吉乃(从景阳岭到杂麻什盖)、哇日东目(野牛沟、洪水坝)、油柔、柯柯里、默勒北山一带。”[21]

历史上的湟水北岸佑宁寺附近,是河湟地区“察罕蒙古尔”(土族)的一个聚居区,清朝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土人”脱离中心地区而进入当地人称为“北山”一带的山区,这里的“北山”就是祁连山,然后顺着祁连山区的一些通道进入河西走廊。其中,有些土族民众从河西走廊的东段进入中段,笔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调查时,就有裕固族老人给我们讲述“阿克鞑靼”的族群,在西部裕固语(突厥语族)中,“阿克”是白色的意思,“鞑靼”是历史上对蒙古人的一种称谓。显然,这里的“阿克鞑靼”与“察罕蒙古尔”属于同一称谓的不同语言表述。过去土人的语言(蒙古语族)中,“察罕”的意思是白色,“蒙古尔”是蒙古人的自称,在这里和李克郁先生有关土族的讨论相契合。[22]相对于河湟地区的土族来说,在当下河西走廊的这一部分土族也是脱离了本民族主体,进入了一种“边缘”地带。河西走廊的一部分蒙古族来自于河湟地区,虽然早期来自于新疆的天山游牧地带,但是后来转而进入河西走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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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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