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华: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信访终结与寻衅滋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2 0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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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庆华  

   孙某甲所提2002年修建“通五”一级公路占地补偿标准过低,要求提高补偿标准问题我区相关部门均已给予解决,五道江镇人民政府已于2006年1月17日作出答复意见告知上访人,2006年6月6日经二道江区政府复查,2006年8月25日经通化市人民政府复核,现已终结该信访事项,认定孙某甲该信访事项为无理访,目前已报中央联席办审核通过并备案终结,终结号为:吉终备报[2011]061号。

   涉诉涉法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则由省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例如在陈纯洁案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3日作出[2013]黑高访刑确字第10号确认书确认其信访事项终结。[16]在裴国动案中,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1日出具了[2011]冀检信访终决字37号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人信访事项予以终结。[17]

  

二、信访的刑事治理:群众路线的调整


   信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信访是党和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实现“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的实现机制,信访也是党群关系的紧张冲突经由说服教育、照顾关心、协商劝阻而达至新和谐的渠道,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的双重面向。冯仕政在关于信访的历时性研究中指出,1978年国家信访工作开始以冲突化解为导向,这带来了信访体制的科层化。冲突化解暴露出了局限,在政治参与上既不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在客观上又成为了民众政治动员的渠道。[18]当信访中的扰序上访、“无理上访”直接入刑,实际上意味着对于信访工作的新认知、信访政策的新定位。信访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因此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对这些异己的力量进行普遍的回应,遏制信访的政治动员可能性。信访政策转向的背后是国家治理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新认识。这一新认识支配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当下形态。检视这375个案件,除了上述已经做出上访终结的结论,或者被认定是无理访继续上访的要素外,全国各地法院认定的寻衅滋事罪往往具有下述部分或者全部的情节。

   1. 在敏感时期和北京的重要地点信访是非正常上访的主要形式[19]。

   这里敏感时期包括全国两会期间、重大国际会议期间、全国党代会期间、五一、十一等节日。重要地点指天安门周边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玉泉山、中央领导驻地、外国使馆、联合国开发署等。

   赵某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11月11日;2014年4月18日、3月9日因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串联他人到北京上访。杜某分别于2006年5月22日、2010年10月24日、2014年3月11日、7月6日因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到北京总理住地等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法上访、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串联他人到北京上访。【[2015]宿中刑终字第00449号】

   法院在说理部分,常常强调,根据《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场所提出,中南海周边等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者聚集,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

   2. 以打横幅、捧冤字、抛洒传单、裸露身体、示威静坐等行为引起关注。

   法律规范主义认为上述打横幅一类试图引起围观的行为是一种表达性的言论,或者是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内容。而社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抗争。[20]

   邓某某与他人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滞留。为发泄情绪,邓某某又于2013年9月29日晚用长623厘米、宽75厘米的白布加黑字制作了一条内容为“河北承德市滦平县政法委书记多次乱用职权多次拘留上访人员”的横幅,并在买的白背心上写上“冤”等字。2013年9月30日下午,邓某某伙同其他上访人员再次到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当时在场群众有十几人,被告人邓某某伙同他人将长623厘米、宽75厘米的横幅打开,致使在场群众惊慌,有几人立即离开现场,后邓某某收起横幅。【[2014]承刑终字第00020号】

   2015年8月27日8时许,王某某在北京市14路一辆公交车上,自南向北通过中南海西门时,向车外抛撒上访材料40份,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于2015年8月27日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30日由乾安县公安局水字派出所解回并刑事拘留。王某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5]乾刑初字第168号】

   在访民中,通过裸奔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关注,也时有发生。裸露身体成为上访人员常用的一种手段。

   2014年8月5日,刘某甲在北京非正常上访,为制造社会影响,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其伙同上访人员刘某乙、刘某丙在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北京市图书馆古籍分馆门前将身上衣服全部脱掉,三人裸体走到人行道中间,引发过往群众围观,扰乱公共场所秩序。2014年9月20日,刘某甲在北京非正常上访时,与同在北京上访的苏某乙、段某纠集在一起,为制造影响,刘某甲提出要苏某乙、段某和他一起到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附近裸奔,苏某乙、段某两人表示同意。次日8时42分许,刘某甲及苏某乙、段某来到北京市天安门广场边的一个厕所旁,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三人从人民大会堂南边的马路上裸体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南角入口处,引发过往行人围观。【[2015]娄中刑一终字第250号】

   3. 以自残、自杀的方式抗争。

   在中国社会,以自己身体的受损乃至灭失作为对抗政府的惨烈方式,有其悠久的历史。[21]以自残乃至自杀的方式进行上访,因其过程往往伴随有以此对政府施加压力。倘其自杀未果,常常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2013年10月14日,邓某某同谢某某、孔某某与刘某某等人先后到达绵阳市九州体育馆科博会现场会面。邓某某提议找个高的地方穿上写有冤字的大衣,让大家看见引起关注来表达诉求,并于13时左右,穿上事先准备的写有“冤”字的大衣,不顾科博会现场工作人员和警察的劝说,强行爬上九州体育馆楼顶,并在楼顶以“要跳楼、喊冤”等方式哭闹一个多小时,引起数千名群众围观、拍照。为确保邓某某的安全、避免现场参观人员秩序混乱,科博会安保指挥部派出消防、治安、交警、国保等各种警种警力疏导群众,维护现场秩序。【[2014]绵刑终字第38号】

   和袁某以自杀要挟政府不同,陈某英等八人联合进京上访,在《中国青年报》门口集体服食了大量的安眠药,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陈某英、李某冬、黄某云、谭某武、张某香、蒋某华、臧某财、汪某君为了实现各自诉求,于2015年1月先后至北京进行上访。经商议,决定采取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口集体服食安眠药的手段制造影响。2015年1月13日14时许,八名被告人分批乘车先后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的《中国青年报》报社,除被告人黄某云外,其余七人相继服下事先准备的安眠药片[佐匹克隆]后,倒在了《中国青年报》报社大门右侧“中国青年报”标牌前的道路上,其中李某冬还将鸣冤的横幅盖在自己身上,黄某云持手机照相,引发行人围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亦影响了《中国青年报》的正常工作秩序。【[2015]益法刑一终字第159号】

   4. 对接访人员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辱骂、乃至有肢体上的冲突。

   被告人毛某某2012年6月10日刑满释放后因认为辉县市公安局侦查、处理案件不公,十余次到北京中南海地区、玉泉山西门等地非正常上访。上访期间毛某某多次辱骂对其进行规劝及带其回辉县市的乡村干部、公安干警。【[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48号】

   5. 因信访而从党和政府的维稳部门获得过钱物。

   在信访寻衅滋事案件中,从党政部门、村委会和政府工作人员手中取得钱物往往被用来坐实上访者具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从而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从立法原意看,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强拿硬要”是类似于流氓分子对于小摊小贩的强拿硬要行为。政府给上访者钱款的行为很多时侯是在解决当事人经济上的困难,落实中央的上访政策,现在普遍认定为属于寻衅滋事的“强拿硬要”,在逻辑上无法前后一致。在法律上,则出现了刑法的溯及既往使用,违反罪刑法定的问题。

   也有法院在其判决理由中透露出这样的见解,如果上访者所得钱物,系由国家维稳经费中拨付,则不认定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22]

   在这375份判决中,绝大多数的上访者因寻衅滋事罪被判了六个月到四年半不等的实刑。另一部分上访者被判了缓刑,极个别的被判处拘役。有两位上访者被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一些案件中,法院判决对上访者从政府获得的款项予以追缴后退还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

   就信访的类型来说,可以分成有合理诉求的申冤型上访和无赖耍泼的牟利性上访。绝大部分的案件中,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都曾给付上访者从几千到几万,乃至到几百万不等的钱物。地方政府在此前奉行的是经济赎买的逻辑,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回应缠访和闹访的问题。地方政府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对当时中央的信访政策的执行,也是对信访考核制度的一种回应。如果说在信访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用信访指标考核地方,上访者用上访要挟地方,地方为了应对中央的考核从而进行经济赎买,那么,上访者的牟利型上访不过是维稳政策的结果。

   6. 曾被公安机关多次训诫、行政拘留或行政处罚。

   李某某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十九次。被告人李某某以房屋被拆迁为由,在周口市区多次上访闹事,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先后六次被周口市公安局第三分局依法处理,其中二次警告,四次行政拘留。川汇区政府为李某某房屋被拆迁给其25万元的救助金,在收到救助金后李某某继续到北京上访,且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的训诫后,仍继续非访。【[2015]川刑初字第00076号】

  

三、寻衅滋事的反思:信访落入口袋罪


无理访入罪带来的忧虑首先是寻衅滋事罪使用的随意性。这个从立法意图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都显示出典型口袋罪特点的寻衅滋事罪[23]一旦用于上访行为,会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它扩张的一面。刑法第293条规定了以如下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尽管两高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对293条第四款进行了明确,指出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但这一解释依然相对简略粗疏,缺乏可以量化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对“性质”、“重要程度”、“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这些概念的主观认识、评价标准和方法不一,评价判断更多依赖于司法裁判者的内心确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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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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