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跨文化戏剧之旅中的东西融合

——孙惠柱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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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陈戎女  
是吗?

  

   孙:没错,很多人花了很多钱来做表面上、形式上的跨越,但更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内容上的跨越。德国的跨文化戏剧家中,布莱希特主要是形式上的跨文化,莱辛是内容上的跨越,像《智者纳旦》这样的戏。很多先锋派搞形式上的跨越时都运用语言的混杂,我不赞成。他们宣称语言不重要,贬低剧作家,这种说法出自阿尔托。而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戏中的语言混杂并不是导演想贬低剧作家,而是想用“我们用了不止说一种语言的演员”来体现跨文化性?我最近刚在国家大剧院看了铃木忠志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其中一个中国演员演国王彭透斯,说汉语,其他角色都是日本演员,讲日语,现场放中文字幕,而中国演员讲中文的时候没有字幕。这样的演出现象您怎么看?

  

   孙:铃木忠志有一本书就叫《文化就是身体》,贬低语言,把一切归于身体。戏剧可能只跳舞、只演哑剧吗?这种源于阿尔托的说法在西方大学确实流行。那里的戏剧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并非教授故意误导大家,而是因为他们要发表论文,必须追新逐异,回避人所共知的主潮,所以多数学者都是只占剧坛10%左右的先锋派的拥趸。这个学术研究求新不怕偏的现象对西方观众没什么大影响,因为普通人并不看教授写的先锋理论,就是戏剧人也很少看,他们知道占90%的主流是剧本戏剧,真要看的是主流报刊的剧评。但在非西方国家里,曾经跟那些先锋教授学习的海归很容易盲目地把先锋派捧成唯一。中国戏剧界海归其实并不很多,但大量译介进来的书也在崇肢体、反戏剧、后剧本。现在很难看到好的剧本,“文盲戏”倒很多——这是我发明的词,指不需要语言、只靠肢体多媒体的戏。我们都知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但是从阿尔托开始,包括铃木忠志也相信,文化就是身体,不需要学习语言,甚至还宣称剧本戏剧已死。这绝不是事实。

  

   法国人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写了一本书《戏剧在美国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国得以生存》,宣称美国戏剧衰落了,剧本戏剧干脆已死。这完全不是事实,却有很多人还当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听到西方来的类似惊人之语,而多数国人并不了解那里的戏剧教授的“套路”。20世纪前半期欧美还没什么戏剧系,介绍进来的外国戏剧作品都是好剧本,大多数现在来看还很优秀。那时欧美的戏剧研究大多出自文学系,五十年代起大学扩招,纷纷成立独立的戏剧系,为了创个性,就要和文学分庭抗礼,硬说导演最重要,贬低起关键作用的剧本。事实上戏剧文学可以历2500年而依然闪光,而一心打自己品牌的大导演常常没玩多久就自我间离出去了。像格洛托夫斯基是位了不起的大师,但更多是精神世界的而不是剧坛的大师,他在去世前好些年早就主动退出剧坛做隐士去了。

  

   我近年来弄明白了戏剧界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中国,甚至全世界非西方国家程度不等地都有这个问题。那里的戏剧大部分都由海归主导,中国大陆戏剧界海归还不多,但港台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地就很多。现代戏剧本来源自西方,大家都去西方学,海归后自然就传播那些先锋教授的戏剧观念,而对英美法德意大利的戏剧总貌不甚了了。西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戏剧绝不是只占10%的“后剧本”先锋戏剧,但发论文的教授却有90%在鼓吹后者。大多数海归并不清楚,西方国家主流戏剧已经发达到饱和了,大城市每天几十上百个售票演出,多数大学戏剧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很难挤进去,他们只好做边缘戏剧,不进剧场街头广场也可以表演。可在我们这里,根本还没有大众可以经常买廉价票观看的主流戏剧,也一窝蜂去做先锋派戏剧,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个情况按说不应在中国发生,中国原来并不是没有戏剧的,但现在老百姓就是没有戏看。媒体说的“主流”是指宣传方面的主流思想,其戏剧跟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要用“人均戏剧量”这个概念才更有意义,看看每个城市一年有多少正式演出,售票情况如何,除以人口数就有了——我们人口基数这么大,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不从受众的角度看,只满足于盖了多少剧场、抓了多少剧目、得了多少奖,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人均戏剧投入不能算低,但实际让老百姓享受到的的人均戏剧量太低了。

  

   在人均戏剧量几乎世界垫底的情况下,不应鼓励大搞先锋派。国家级的戏剧学院,国家投入这么多钱,学生考进来这么不容易,更应首先为主流戏剧培养人才,不宜沉溺于自娱自乐的先锋花样。学生来专业院校要学好技艺,能吸引观众自愿买票来看他们的戏。戏剧界我很佩服的老先生刘厚生说:“戏剧一定要有保留剧目。”这个道理哪儿都一样。好剧团理应有保留剧目,就不用一年四季编新戏,做一个扔一个。等我们主流戏剧发展好了,人均戏剧量提高了,老百姓习惯了自发买票看戏,如果还有余力,再去着力开发边缘戏剧,探索我们自己的先锋派吧。

  

   采访感言:与孙惠柱教授的戏剧对话,感觉是他的中西视域都比较开阔,好像天然具备了跨越中外的条件,所以他的跨文化戏剧作品幅度很大,从古代拉到现代。他在海外和国内写戏、导戏、研究戏剧或戏曲的经历很丰富,谈论往往有见地,给我耳目一新之感。对谈中他敢于批评大家趋之若鹜的国际戏剧界大腕,对中外戏剧的发展趋势有头脑清楚的判断和独到见解,有些声音也许现在戏剧界听来逆耳,但我能明显体会到他是对中国戏剧未来的思考和忧心后的肺腑之言。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肯定,希望戏剧界重视剧本艺术和文学性,批评“文盲戏”和一味玩先锋花样的不妥,呼吁文化部门重视“人均戏剧量”,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一位在跨文化戏剧之旅中见多识广且有所担当的戏剧人的视野、胸襟和远见卓识。

  

   访谈时间:2017年7月6日下午,11日上午

   访谈地点:上海戏剧学院

   感谢段盛雅付出巨大努力整理录音初稿。

  

   [1]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5BWW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且受到北京语言大学“当代比较文学”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17XT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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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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