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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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周汝昌先生一心要谈《红楼梦》的“悲剧”,却放过了这个最好的典型,是非常可惜的。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举凡考证、校订和批评,都有涉及,他的论著使他成为蜚声中外的“红学”家。然而,从构成红学的“两大支柱”即作者与版本的考证成果而言,俞平伯实际上并无独特的贡献。他既未发现有关《红楼梦》作者的任何一条资料,甚至也没有唤起他有意识地去做挖掘工作的兴趣。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说:“适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顾颉刚说他自己没有“找着历史的材料”,并不合乎事实。早在1921年4月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作成,他就受托到京师图书馆等处做考查工作,先后找到《南巡盛典》、《船山诗草》、《诗人徵略》、《楝亭集》、《上元江宁两县志》、《八旗氏族通谱》,为胡适提供了不少有关曹雪芹、高鹗史料的线索。而说俞平伯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却是千真万确的。对于俞平伯来说,与其说他对《红楼梦》作者有过考证,倒不如说对这一问题有过纯粹的思辨,更为确切。

  

   俞平伯在踏上红学研究的征途之前,就深深服膺胡适的见解,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胡适“《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以及“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的观点,说:“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高鹗喜欢和雪芹并家过日子,我们却强迫他们分居,这就是所谓对症下药。”(《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6页)俞平伯比胡适走得更远的是,他连胡适原先相信了的程伟元所说“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祗八十卷”的话也表示怀疑,一心要“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全编》第116页),因而受到胡适肯定。

  

   从版本鉴定的角度讲,程伟元所说“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祗八十卷”的话,包含有三种可能:

  

   一、确有一百二十回的全部《红楼梦》,后四十回散佚,只留下卷首之一百二十回的目录;

  

   二、作者已拟好了一百二十回的全部回目,但只写到八十回就死了,后人依据原拟回目,补写了后四十回;

  

   三、作者只写了八十回,后四十回的正文,连同回目,均系补作者所为。

  

   俞平伯不曾认真权衡三种可能性,加以去取,却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承认了后四十回底目录是原有的;那么,就无形地得默认后四十回也是原作了”,“回目和正文是相连贯的,若把回目推翻了,本文也就有些立脚不住”(《红楼梦辨》上卷,《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5-96页)。这种出于体系自身的“需要”驱使而作出的判断,使俞平伯产生了严重的失误。看看俞平伯1921年4月起与顾颉刚的通信,就可以知道他的思维起点,或者说意念发端是怎么一回事了。1921年4月27日的第一封信中说:

  

   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析。此等情形,吾辈作文时自知之。(《俞平伯书信集》第90页)

  

   5月4日的第二封信中又说:

  

   我们从做文章底经验,也可以断定回目系补作的。因为现在已证明四十回之文非原有的,我们也可以推想得出回目底真假。譬如一篇文字未落笔之先,自然有一个Outline,但这个是不成文的。真正的题目、节目非等文字大备修饰终了的时候才编得出。雪芹既无后四十回之文,决不会先有粲若列星四十回之目。先有确定成文的题目,然后依题做文章,在考场中有之,在书室中却不会有。做文章的次序应是:

  

   概括的主旨——文字——成文的节目

  

   若把回目在前,文字在后,是车子在马前了,岂不是个笑话。我想有正书局抄本《石头记》,八十回后无文无目,却是原书真面目。(《俞平伯书信集》第93页)

  

   怀疑,是研究启动的契机。意念发端的正确,可以把研究导向真理;意念发端的失误,则势必把研究引向谬误。俞平伯在其红学研究的起点上,理论上的准备是不够的,传统的考据、训诂的功夫也是较为欠缺的,他以自己(须知他当时方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做文章底经验”(或者说“作文底程序”)来断定决不会有“先有回目、后有文字的事情”,是完全不懂古代小说版本特点的臆断,用俞平伯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悬揣”,是“姑选一个题目瞎说一气”(《俞平伯论红楼梦》第2页)罢了。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小说写作时,先拟回目,后作正文,是常有的事。如振绮堂刊《韩南溪四种》后,附有《玩寇新书》小说五十六回回目,有作者自序,又有抄书人序,云:“贵州幕友某君所撰。甫将回目编定,将撰书,或阻之,遂辍不作。”又如宣统元年(1909)《砭群丛报》第一期刊载题“古之伤心人著”之长篇小说《亚东潮》全书六十回之回目并第一回正文,第二、三期又分载第二、三回正文。此书计划“以近三十年中之甲午、戊戌、庚子之三大事,穷源竟委,成此一书”,构想宏伟,笔力遒劲,六十回之回目,也都精工谨密,甚见功力。更著名的例子是《孽海花》。此书先由金松岑起发,且已撰成前六回,后交曾朴续写,二人共同商定了六十回的回目。曾朴历经二十馀年,至1930年方写到三十五回。其间于1912年陆士谔用《新孽海花》的书名,紧接小说林本《孽海花》二十回后,用曾朴原拟回目续完了全书,后涉讼毁版。就是胡适自己,1906年曾经决心做一部长篇小说《真如岛》,先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陆续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一直写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真如岛》也从此停止了(参见胡适《四十自述》)。可见,先拟回目,后写正文之事,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极平常的事。

  

   如果说俞平伯从事的是文学考证,弄出这种错误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长于历史考证、且正在赶做《辨伪丛刊》的顾颉刚,对俞平伯基于“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析如此”的“经验”推导出来的结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凭着顾颉刚自己的经验,本来是可以察觉它的错误的,因为他自己就看到过一部《虞初小说》,作者宋育仁,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阴南菁学堂半月刊《讲学类钞》,其中有全书二十四回的回目,与第一回上半回的正文,且据此写了一篇五万多字的长文《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分四十八段逐回解释小说的回目,发挥他的疑古学说,发表在1927年6月《语丝》第三十一期:这不就是“先有回目后有正文”的铁证吗?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说:“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事实并非如此。俞平伯之所以要凭自己并不可靠的“经验”、而不是凭客观的确实的证据去做这样纯思辨的猜度,还是源于他对于胡适观点的盲目相信。他完全相信“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

  

   俞平伯在1924年所作的《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中写道:

  

   明白和干脆是考证文字的两种美德。明白是能清,干脆是能断。这两种德性在文章的具备绝非容易——亦或可以说十分容易。何以故?凡作考证文字,志在求得密符所考证事物之真。这种真实在概念上虽应该是一致和谐的,在吾人心目中则往往呈复杂淆混的特殊光景。这真是一种无由弥补的遗憾!(《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27页)

  

   在这里,俞平伯提出了考证文字的两个极高的境界——明白和干脆,然而他却始终处于莫大的苦恼之中!“我常听人评我的文章太缴绕,而同时在我方病其太单简。”(《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28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里的症结,是俞平伯没有遵循考证的固有规律之故。

  

   首先,表现在《红楼梦》作者问题上,俞平伯曾经说过:“《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回十回,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动摇。”由于这些都是被作为一个确定的前提接受下来的,并未作任何的思索考量的功夫,因此,说了“无可动摇”的他,到后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他早先坚执的是“《红楼梦》底作者和宝玉决是一而非二”(《俞平伯论红楼梦》第21页)的观念,就已经种下了他在“作者是曹雪芹”问题上的动摇性。1921年5月30日他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过:

  

   我的意思,是: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于其(按:应为“与其”)假定《红楼梦》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红楼梦》底真作者非曹雪芹。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若并此点而不承认,请问《红楼梦》如何读法?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如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姓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俞平伯书信集》第104页)

  

   这个时候的俞平伯,是“自叙传”坚定的信奉者,在他的笔下,“曹雪芹”三字不过是“作者”的同义语,而不是历史上可能有过的人物;如若除“本书”之外,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材料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真作者,也要维护“自叙传”的权威的。

  

   至于胡适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俞平伯多是听顾颉刚的传话。1921年6月9日的信中略略提到:“适之,我前几天看见的。他最近意见,我也知道了。他又寻出一个很好的证据,证明后四十回的本文回目都是高鹗续的”(《俞平伯书信集》第108页),可见注意的还是续作的问题。6月24日顾颉刚的信中提到“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又说,胡适所引《随园诗话》,与他所见的本子不同,“因此,我对于适之先生的引语颇有些不信任”,俞平伯的回信说:“袁枚原是个荒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据”,“你同适之所据之《随园诗话》竟大不相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对一下。照你所说,明义字我斋,竟活活有这么一个人,在适之竟把他消灭了。这真可怪得很!适之所做的《考证》现在看来的确已‘七洞八穿’了!这就是进步底证据。”(《俞平伯书信集》第123页)俞平伯此时已经萌发了对于胡适的疑问,只是没有加以深究。

  

可是,在《红楼梦辨》刊出不到一年,俞平伯已经有点儿“自悔其少作”了。这里的问题,就是他对于“自传说”发生了动摇。1925年1月,他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而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他反省道:“我从前写这书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那时最先引动我的兴趣的,是适之先生的初稿《红楼梦考证》;和我以谈论函札相启发的是颉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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