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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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半生潦倒’,明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到了末尾说宝玉出家成仙之理?”(《全编》第116页)为了贯彻“自传”说,就非否定后四十回不可。他看到俞樾《小浮梅闲话》“《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人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的话,虽然已发现俞樾所举科场诗之说的不可靠,却补充了两条“证据”:

  

   一,“程序说先得二十馀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馀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上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二,“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全编》第115-116页)

  

   两条证据,完全是强词夺理。高鹗此条引言,前有“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讲的是“题序署名”的事,于他所谓的“苦心”毫不搭界。胡适说:“如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全编》第117页)居然又以自传说来“考证”高鹗的“续书”了,真是匪夷所思!

  

   在1921年做《〈红楼梦〉考证》的当儿,胡适在版本方面除了大胆假设,可以说一筹莫展。到了1927年,突然出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顿使胡适的红学体系的全部立论,获得了版本上的依据,无怪乎直到1961年,他还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红楼梦》的新研究’总成绩,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最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全编》第317页)是什么原因使胡适这样欣喜若狂呢?原因就在甲戌本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自传说。这位突然出现的脂砚斋,作为曹雪芹“很亲的族人”,他的批语,对胡适真是太有用了:

  

   此等处皆可助证《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可以摧破不少的怀疑。我从前在《红楼梦考证》里曾指出两个可注意之点:

  

   第一,十六回凤姐谈“南巡接驾”一大段,我认为即是康熙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的故事。我说:“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脂本第十六回前有总评,其一条云:“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说。我又曾说赵嬷嬷说的贾家接驾一次,甄家接驾四次,都是指曹家的事。脂本于本回“现在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一句之傍,有朱评云:“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这又证实我的假设了。

  

   第二,我用《八旗氏族谱》的曹家世系来比较第二回冷子兴说的贾家世次,我当时指出贾政是次子,先不袭职,又是员外郎,与曹?一一相合,故我认贾政即是曹?。这个假设在当时很受朋友的批评。但脂本第二回“皇上……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已升了员外郎”一段之傍有朱评云:“嫡真事,非妄拥也。”

  

   这真是出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好证据了!

  

   故《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这一点现在得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全编》第165-166页)

  

   胡适的悲剧在于,他当年不无自信地说过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并把它们称为“《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的话,到了今天,却不能移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对于甲戌本的“来历”,胡适只含糊地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全编》第338页);他已经发现甲戌本卷端的下方有“有意撕毁”的一角,却丝毫不曾想到要去追究其中的动机。对甲戌本的卖书人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了?《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发表的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给胡适的一封信提供了答案: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叩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据小注,此信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看来,胡适并非不知道甲戌本的来历,他所以“疏忽”了他自己认定的《红楼梦》考证“正当范围”中的大事,是因为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辨伪的观念。

  

   胡适还否定了自己1921年作出的关于戚本有“总评”、有“夹评”、又有“眉评”,因而是“很晚的本子”的符合版本学通则的结论,改口说:“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编》第201页)“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发见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红楼梦》的‘原本’是什么样子;自从此本发见之后,我们方才有一个认识《红楼梦》‘原本’的标准,方才知道怎样访寻那种本子。”(《全编》第318页)胡适所规定的原本的“标准”就是:“《红楼梦》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评注的”,而且必定都题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标准”,既引导胡适们“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也为书贾制造伪本制订了必须遵循的规格。既然决不会有“初评”的本子,就只能一律标“重评石头记”;但又何以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呢?于是不得不考虑花样翻新。一是在数量上,由甲戌本的残存十六回,到己卯本的三十八回,到庚辰本的七十八回;一是在质量上,借着小说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话头,由甲戌本的“再评”到“己卯本冬月定本”、“庚辰本秋月定本”的“四阅评过”。己卯本、庚辰本之自居“四阅评过”,就决定了它们的产生,必在甲戌本之后;若甲戌本是出于伪托,则二本也必是效尤之作。尤其严重的是,自称有“考据癖”的胡适,曾谆谆告诫人们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最疑上帝的有无”(《胡适文存》第273页),将其看成他从《红楼梦》考证中总结出来的积极的思想学问的方法,但却一点也不曾注意到甲戌本的“玄”字没有缺笔,从而想到从讳字的角度考证此本的抄录年代;他十分欣赏赵嬷嬷关于“接驾”的话及有关的脂批,却没有留意第十六回脂砚斋一条指赵嬷嬷为“文忠公之嬷嬷”的侧批:他如果肯以“疑而后信”的态度去考查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文忠公”指的就是傅恒,他是孝贤纯皇后之弟,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谥文忠,而清代雍、乾朝谥文忠者,唯有傅恒一人的事实,脂批既直书“文忠公”的谥号,则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后,这就足以证明,脂砚斋决不是作者同时代人,脂砚斋的批语,也不会是作者写作同时加上的,那样他就可以避免许多错误了。

  

   胡适的悲剧还在于,他的种种错误,不完全起于轻信。拣看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件,可以发现他曾一再提醒要注意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如1921年6月23日的长信,就坦率地谈了他对于“大观园非即随园”的看法,胡适6月28日复信说:“你说‘大观园非随园’,我觉得甚有理。当访袁枚所修《江宁府志》一看,以决此疑,京馆无此志。《随园诗话》说大观园即随园,似也不致全无所据。此事终当细考。”(《全编》第70页)虽然表示赞同,却是很勉强的;不意到1921年11月12日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仍然彰明较著地写道:“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信此话不是假的。”(《全编》第105页)胡适为什么知错不改?就是因为此说对他的考证来说太重要了,抽掉了它,文章就不好做下去了。

  

   要之,胡适是以“实证派”的姿态登上红学研究的历史舞台的,可是,他作出的关于《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结论,恰恰都是缺乏实证的,因而是完全靠不住的。胡适的红学体系从其发轫的一瞬间,从其方始滥觞的最初源头,就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正当方向。胡适一再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全编》第107-108页)“自然主义的趋势”绝不同于“自传”,胡适之所为,实际上也无异于“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而已。他手造了自己的体系,一头扎了进去,却时时处处感到凿枘不合,遂长期陷于苦痛与矛盾之中。在潜意识中,他不得不做出与自己的宗旨相背违的事来。比如,他得到了甲戌本,一再宣称它是“《红楼梦》的最古的本子,是一部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却不得不将它收藏了三十四年,不肯公布于世;同他对所谓“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不见得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致与愿望”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厉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赏,并为之作序宣扬”(周先生语),其根源盖出于此。

  

   三、俞平伯的悲剧

  

   周汝昌先生对新红学的另一位大师俞平伯的研究,评价就更低了。他在作了诸如俞平伯“看不出”有正戚序本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个宝贵的抄本”;“看不出”“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80回后情节”;对甲戌本一字未及,在为之所作跋语中只说到脂批只有一点价值,即证明了他在《梦辨》中推测秦可卿应为自缢身亡,“此外没有任何加以研究的迹象曾显示出来”等三点批评以后,写道:

  

   至于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

  

   (一)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是错了;

  

   (二)他最后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80回与后40回是一种“犯罪”——这和他在《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

  

周汝昌先生对“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似乎颇有微词;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妙现象正是俞平伯长期处于内心矛盾所引发的几乎贯串他一生的焦灼痛苦、他的红学事业的莫可如何的悲剧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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