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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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同任何一种学说体系内部都不免包含着若干否定性的悖论因素一样,在红学(包括“新红学”在内的近一个世纪的红学)体系当中,也蕴含着严重的悖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75页,以下简称《全编》)胡适在号召“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后,不无自信地说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全编》第86页)这种认识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实践上,新红学的倡导者们,在其起步的一瞬间,在其论证的关键时刻和关键的处所,都不能将“辨伪崇真”的治学原则贯彻到底,使得它的批判精神只能指向对方,而无法战胜自我,从而使胡适的体系出现了悖论。

  

   新红学体系的核心是“自传”说,而以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为两大支柱,遂形成了有别于历史上任何红学观的独特的体系。然而,无论是构建这一体系的意念发端、还是它的理论的和史料的基础,都是十分脆弱的。

  

   先来看看这一体系的核心部分。胡适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之说,从现象上看,是由小说开端“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等语启发而生的。他说:

  

   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全编》第99页)

  

   胡适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将真事隐去”与“自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红楼梦》既已“将真事隐去”,首先就与据史实录的传记原则相悖违,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传”。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批评胡适说:“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说得是很有道理的,不能因为蔡先生是“索隐派”就加以抹杀。至于在小说创作中融进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与作者之写作“自传”,更是完全不同质的两回事。为胡适所赞扬的钱静方的话:“《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全编》第85页),只能成为自传说的反证。周汝昌先生曾想以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69页)来证实《红楼梦》的自传说,也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为人立传”,是史官的特权,所谓“宣付国史馆”是也。非史官的人,是没有为人立传的资格的。《段太尉逸事状》实际上就是《段秀实传》,但却不能公然叫“传”,而只能称“逸事状”,且要郑重其事地注明“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付史馆”,临了还得表白:“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以免发生误会。为人立传,尚且如此,就更谈不上为己立传了。联系到曹氏的家世,情况就更为明显。顾颉刚1921年6月7日在他给胡适的信后补记道:“这封信去后,胡适先生来谈,谓顷到满人志奇家,询问曹寅事;不料他连这个人也不晓得。问他有无满族史书可翻,亦是没有。适之先生劝他趁现在的时候,搜集满族史料;将来要做这种事情,更困难了。但薄于历史观念的满族,恐这件事终不能行。适之先生又述志奇的话,说满人死了,无论如何的大官,求人作传,作墓志的,总是很少。先生因想及《耆献类徵》里满大臣除了国史馆所作传外,请名士握笔的的确是很少。所以曹家赫赫扬扬了几代,乃无一篇传状可见,亦不足怪。”(《全编》第9页)既然如此,又为何一意要从“自传说”着眼去考证《红楼梦》呢?

  

   个中原因,从理论上说是受由西方引进的文论的影响。周汝昌先生批评胡适的“意障”,说“问题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他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点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语言文字民族精魂在内!”可惜他所指向的只是所谓“白话主义”,而忘记了“自传”说即是西方化的一种理论。胡适1922年3月13日日记中,粘附了一张针对蔡元培的剪报:“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见《全编》第123页),就是一证。而在实践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社会上的不根之谈诱发出来的。胡适于1921年5月30日给顾颉刚的信中,寄去了上海《晶报》所载《红楼佚话》四则,评论说:“可见人对于‘传闻’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全编》第54页)顾颉刚1921年7月20日给俞平伯的信,则提到其中“濮君某言,其祖少时居京师,曾亲见书中所谓焙茗者,时年已八十许”的话,发挥道:“其实他们倘使真遇到了焙茗,岂有不深知曹家事实之理,而百馀年来竟没有人痛痛快快说这书是曹雪芹的自传,可见一班读《红楼梦》的与做批评的人竟全不知道曹家的情状。若是从前的红学家能稍做些合理的研究,必不让适之先生作启蒙期的第一人了。”(《俞平伯书信集》第129页)

  

   胡适体系的最根本之点,不在于他一般地认定小说是出于作者的“自况”,是作者的“自写性情”,而在于他一意认定《红楼梦》是曹雪芹“这个人”的自传,而这个曹雪芹,又是曾任江宁织造的曹寅的后人曹雪芹!于是,作者的考证,遂成了他的体系的一大支柱。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当以程伟元“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何人,惟书中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甲本序》)的表述最符合实际、也最符合版本著录原则。这是因为:

  

   第一,《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卷端都不题撰人,虽有种种传闻(程伟元当时所闻之传说,今已不得而知;后起的记载,有“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樗散轩丛谈》)之类),但皆难以稽考,故仍以“未知出自何人”为妥。

  

   第二,书中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照字面理解,曹雪芹的工作是“披阅”、“增删”,而不是撰作;且以小说情节中的陈述断定曹雪芹即为此书之作者,亦不足为据。故说“惟书中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是最为恰当的说法。

  

   胡适跳过版本学的通例这一层考虑,径直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寅的后人,所根据的“第一条”资料,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近人徵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于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这一条纪载的重要,凡有几点:

  

   (一)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

  

   (二)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

  

   (三)此条说大观园是后来的随园。(《全编》第87页)

  

   胡适当年关于《随园诗话》的三点判断,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第一,乾隆时的袁枚所说的曹雪芹,是“相隔已百年矣”的人物,他所写的《红楼梦》,是“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亦即他作为一个贵介公子在南京寻花问柳的奢华生活的书,书中写到“红楼”中尤艳的“校书”(妓女),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小说《红楼梦》;第二,曹雪芹是曹寅之子一说,后来又为曹寅之孙所取代,而直到现在,在曹氏家谱上,无论是子,是孙,都不曾找到曹雪芹的踪影;第三,说大观园即是后来的随园,更有版本的辨伪问题。《随园诗话》最早的版本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本(其时袁枚尚在世上),其中并无大观园的一段。到了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随园诗话》中,却添上了:“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显然是后世别有居心之辈篡改的结果,不足为据。顾颉刚1921年6月24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引袁枚于乾隆十三年修《江宁府志》和十四年作《随园记》的事,分析道:“志书局里的采访是很详的,曹家又是有名人家,如果他们有了这园,岂有不入志之理。……他掌修了府志还不晓得,他住入了园内还不记上,而直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这实在教人不能相信!”(《俞平伯书信集》第120页)但他又接着说:“‘大观园即随园’一语,虽是不确,颇能于无意中兴起读者‘宝玉即雪芹’一个观念,这也是他的功劳。”倒颇泄露了自传说的天机。

  

   胡适所搜集到的所有关于曹氏的材料,姑不论可靠与否,唯有这条被后人篡改了的《随园诗话》中的“大观园即随园”的话,能够同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挂起钩来。所以,为了确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胡适不得不在小说的内容中找依据。他在引用了一些诸如曹家四次接驾的史实同《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谈南巡接驾的话相对照、曹家的世系同贾家的世系相对照的零碎材料(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又说:“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则《石头记》自言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诸人,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说得都很有道理)以后,将曹雪芹的一生历史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他是做过繁华旧梦的人。

  

   (二)他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能做诗,能绘画。

  

   (三)他晚年的境况非常贫穷潦倒。

  

   然后作出判断说:“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全编》第103页)于是自传说的体系宣告完成,这种论证,显然是极其薄弱的。

  

版本考证是胡适的红学体系的第二大支柱。版本考证的关键,即后四十回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作者考证的需要派生出来的,是为他的作者考证服务的。胡适写道:“《红楼梦》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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