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阿维夏伊·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15: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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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最好的关于集中营的历史解释就来自他们。“相比于犹太人,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他们有更佳的视角,甚至能够接触到纸和笔。偶尔还能接触到文件。因此,最佳的集中营历史学家来自那些政治犯。”但马格利特认为,他们并不是最好的道德见证者:“反法西斯的政治见证者当然是有强烈的道德动机的。因为他们政治上活跃而剥夺其道德见证者的头衔是愚蠢的。但是政治见证者虽然可以是道德见证者,却不是道德见证者的典型。政治见证者的理想类型是这样的人:他们相信其所收集的罪证,是战争努力中的一种工具。他们不仅仅希望某地某时将会有倾听他们故事的道德共同体的存在,而且希望他们在故事的展开中发挥积极作用。”换言之,这些身为政治家的见证者的见证仍然侧重在政治实用主义的层次,他们看重的是证词的政治工具价值而非道德价值。相反,“一个典型的道德见证者是一个把内在价值赋予自己的见证的人,不管其工具性的后果可能是什么”。由于性格和训练的关系,政治见证者能够比单纯的道德见证者更好地见证邪恶的结构,而不是邪恶给予人的经验感受。因此,他们在揭发事实性真理时比道德见证者更有价值。政治见证者和道德见证者“两者都参与揭露邪恶试图掩盖的东西,政治见证者可能在揭露事实真理方面,在按照邪恶的本来样子讲述邪恶方面更为有效;而道德见证者在按照邪恶给人的感受讲述邪恶,亦即讲述处于这样的邪恶的统治之下的感受方面更有价值”。正因为重在讲述感受,所以,道德见证者必须采用第一人称“我”讲述,这对见证的本真性至关重要;而政治见证者则不然,他可以通过第三人称“他/她”的视角进行叙述却无伤大雅。

   为了进一步阐明政治见证者的真实性和道德见证者的本真性的差别,马格利特引入了维特根斯坦关于两类解释的区分:一类是历史的(发生的/因果的)的解释,是为“说明”(explanation);一种是对符号行为对于人的意义(包括重要性)解释,这叫“阐释”(elucidation)。维特根斯坦在《论弗雷泽的〈金枝〉》中写道:“是什么使得人祭变成让人觉得痛切心扉、无比残忍的某种东西?仅仅是被献祭者的痛苦么?不是,仅仅了解(人祭这种)外在行为的历史,这种痛切心扉、无比残忍的方面是不明显的。毋宁说,我们把这个方面归结于我们自己的经验。”维特根斯坦是在比较历史说明(重在客观知识)和意义阐释(重在主观感受)的区别时举这个例子的,意在表明使得人祭变得无比残忍的不是关于人祭的历史知识,而是人们对它的主观感受。作者总结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如下:“在力图理解人祭仪式的时候,不是关于仪式如何设计的历史知识产生了理解,而是仪式给我们的强烈而邪恶的印象产生了理解。这类理解不是通过机械枚举死者或伤者的数量,而是通过阐释描述发生的一切,以便把受害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贫乏经验相联系而获得的。”

   马格利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区分有助于厘清道德见证者的见证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和作用,或厘清我们在这种见证中期待得到的是什么,因为道德见证者提供的是意义阐释而不是历史/因果知识。“我们期待从道德见证者那里获得的是关于人祭的黑暗和残酷的特征、关于邪恶的政体造成的残酷和羞辱的阐释。道德见证者并不必然最擅长给出关于邪恶的机制的因果解释或功能解释。政治见证者或许更擅长这个。”接着作者列举了南非的例子:“我相信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确地意识到了:就种族隔离经验而言,只讲述事实是不够的,他们感到了阐释的需要”;“但是他们使用的术语不准确:社会的真理,叙述的真理,治疗的真理。这些术语使得真理,事实真理,看起来好像是不严谨的概念”。

   作者的意思很清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确看到了种族隔离的经验不能全部通过历史的或因果的说明传达出来,还需要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阐释来传达受害者内在感受。但是他们使用的“社会的真理”“叙述的真理”“治疗的真理”这些概念不准确,好像这些东西都能叫“真理”。如果这样,那么“真理”就变成了一个不严谨的、可以随便用的概念。换言之,作者认为受害者的内在感受不能叫作“真理”或“真相”。

   回到关于道德见证者的权威性问题。作者认为:道德见证者的权威性与其真诚相关。什么叫真诚?真诚就是“道德见证者的情感必须与其公开讲述的内容严格一致”。真诚强调的是情感与讲述内容的一致,而不是讲述内容与客观事实的一致。但真诚只是权威性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相关因素是本真性。什么是本真性?“一个本真的人(an authentic person)是这样的:他卸下了所有自己的人格面具,表达出自己的‘真我’,特别是在文明化的道德环境不能保护的那种极端环境下的‘真我’。”如果我们结合著名见证作家威瑟尔自传体回忆录《夜》来理解,即可知这个卸下了面具的“真我”实际上就是那个在极端邪恶的环境下有过不光彩言行的“我”。《夜》中那个犹太人孩子(即作者自己)和父亲一起被关在集中营,他为了自保而置父亲的生命于不顾。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认为“本真性”即一种敢于直面不光彩自我的一种人格品质。

   这种直面自我的本真经验是“有启示意义的经验”。我们当然不能为了获得这种经验而欢迎极端邪恶的环境(这相当于因为纳粹集中营为“有益的经验”提供了机会而欢迎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集中营的幸存者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活下来而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苟活,甚至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忍受屈辱而拒绝自杀。这种行为不仅仅出于求生本能,也是把拒绝自杀当作一种有意识的抵抗行为。马格利特认为,“在这些反对自杀的人中,也有一些是为了成为见证者而这么做的”。这些人的活下来的动机中有一种讲自己生命故事的使命意识,他们带着一种做证人的意识而活着,这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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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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