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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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做件衣服也不行?一个家都不好组织呢,吃大锅饭能解决问题?其实,吃好小锅饭也不容易。比如说,婆婆总愿意媳妇的形象是按自己的希望来塑造的,上炕下灶或出地,媳妇应该是她的工具。但媳妇还有自己的社会活动,因此就有冲突。发生冲突时,丈夫站在哪一边呢?他可能是团员。要是站在媳妇一边,娘就要闹;站在娘一边呢,媳妇也不饶他。他还有点封建意识,所以在外人面前,对媳妇就不大客气,因为他怕外人笑话,怕娘生气;晚上只能对媳妇说好话。媳妇在外面有社会活动,要做个好团员;回到家里,婆婆要求的是另一码事,和丈夫又谈不在一起,自己满肚子苦衷。这时候,要是外边有思想进步而没有成家的青年给她支持,媳妇自然而然就要倾向外人,旁人再借此起哄,婆婆就有了借口,说媳妇和某人好,等等。这样,自然而然地叫媳妇和别人在感情上有了接近。这类事不属于生产,却是档子要紧事。又如媳妇是整劳动,公婆是半劳动,但当家;小姑上学,很爱穿戴;媳妇就说自己侍候一家人,可花半个钱的自由也没有;人家小姑念书,自己外出开会也要受人管。这样的冲突里又加进了经济内容。”[40]

   于是,从劳动计量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矛盾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两面性:“工分制”一方面确实唤起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积极性[41],根据李怀印的研究,男女在集体劳动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男性计较的是工分报酬的高低,在计件制下常常敷衍了事;女性则会尽可能地寻找工作机会,增加劳动收入,以期获得高工分。因此集体生产中女性发挥的一点也不少于男性劳动力。据秦村一位前生产队队长估计,当时该队“至少有70%以上的农活”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用他的话说:“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42]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注意到劳动计量方式的理性化和数目字化,其目的是为了将集体化劳动转化为可控制与可计量的生产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一个普遍化和抽象化的过程,使得农村的“礼俗”在劳动理性化管理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人的具体差别也被降低了,劳动的计量化方式和传统礼俗社会必然要产生矛盾和冲突。王聚海错在没有意识到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他既要维持生产的理性化管理,又要保持农村各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只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不断地修改“定额”,但“改定额”毕竟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两边不讨好。而且农村的集体化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封闭的,几乎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可能,只能在本村解决劳力的问题;同时,绝大多数农活是靠天吃饭,“农时”的要求非常迫切,就像《“锻炼锻炼”》中写道“棉花三遍花不摘,棉花杆不能拔,不拔就不能犁地,不能犁地过几天地就冻了,明年的收成就会受影响”……这表明农村集体化劳动是一个环环紧扣的生产过程,需要赶时间抢速度。赵树理很懂“农活”,但不是就“农活”写“农活”,而是把“农活”问题化了,把“问题”具体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对于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来说——正如他另一部小说《地板》描写的地主堂兄那样——不会干活或不及时干活也只损失自己一家;但集体化以后,生产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则会涉及到整个村子。“吃不饱”、“小腿疼” 按照原来的方式算计,参与劳动是为了占集体的便宜,就和村里集体生产之间产生了矛盾。很显然,假如她们还是个体农民,只为自己的家庭干活,根本就不会出现类似的矛盾。

  

三、“伦理性法律”的可能与不可能


   这样看来,《“锻炼锻炼》所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农民的落后思想和集体化劳动之间的矛盾,而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锻炼锻炼”》不完全是着眼于落后思想,而是做出了更深广观察和思考。譬如小说写道:“一谈起布置生产来,支书又说:‘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支书”这个形象很有趣,在这里有点像一个外来者,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争先社,可是支书在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呢?赵树理的写法很微妙,在他笔下,支书做总结发言:“够了够了,只要克服资本主义思想,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员出来”。可是读者马上有疑问了,你说的那么容易,但为什么要等“杨小四”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呢?我们当然不能把赵树理等同于杨小四和支书,毋宁说赵树理透过王聚海、杨小四和支书之间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现在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要不整风,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变过来呢?主任王聚海说:‘整风是个慢功夫,一天两天也不能转变个什么样子;最救急的办法,还是根据去年的经验,把定额减一减——把摘八斤籽棉顶一个工,改成六斤一个工,明天马上就能把大部分人动员起来!’支书说:‘事情就坏到去年那个经验上!现在一天摘十斤也摘得够,可是你去年改过那么一下,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改得心高了,老在家里等那个便宜。’”只有对集体化劳动进行理性化管理,才产生出“公”和“私”的区别,而“公私区别”之后也才有“自私自利”的想法与做法。“这种落后思想照顾不得!去年改成六斤,今年她们会要求改成五斤,明年会要求改成四斤!”这又还带出了另一个原则,“公家”也即“集体”的存在如何保证“公平”的问题,理性化的劳动计量方式是否能够贯彻“公平”原则?。“杨小四说:‘那样也就对不住人家进步的妇女!明天要减了定额,这几天的工分你怎么给人家算?’”尽管他们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面临的问题却是同样的,也即理性化的劳动计量方式带来的难题:“一个多月以前定额是二十斤,实际能摘到四十斤,落后的抢着摘棉花,叫人家进步的去割谷,就已经亏了人家;如今摘三遍棉花,人家又按八斤定额摘了十来天了,你再把定额改小了让落后的来抢,那像话吗?”这就涉及到公平的原则,如果要落实这个原则,那就关系到如何把这个原则贯彻到每一个人,并且注重每个人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王聚海说:‘不改定额也行,那就得个别动员。会动员的话,不论哪一个都能动员出来,可惜大家在作动员工作方面都没有‘锻炼’,我一个人又只有一张嘴,所以工作不好作……接着他就举出好多例子,说哪个媳妇爱听人夸她的手快,哪个老婆爱听人说她干净……只要摸得着人的‘性格’,几句话就能说得她愿意听你的话。他正唠唠叨叨举着例子。”可是王聚海这种拘泥于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工作方式,从根本上与理性化劳动计量方式是相矛盾的。难怪“支书打断他的话说:‘够了够了!只要克服了资本主义思想,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员出来!’”但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解决之道,支书的话多少也显得有点空洞无力。

   通过上述这段描写,“矛盾”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且明确地面临了一个“难题”,即赵树理一直关注的农民面临“具体”与“抽象”、“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在《“锻炼锻炼”》中,农民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可以追溯到土改时要根据每个农民的特点做思想工作,实行动员。王聚海的“老经验”就是从土改中来的,为什么如今不够用了呢?因为有“集体化农业”这个新的“普遍性”原则出现,使得光看到“具体”情形没法解决根本问题。这就回到赵树理所设想“伦理性法律”:普遍性的原则(法律)是否可以与具体的生活方式(伦理)结合在一起呢?在他的构想体现出一种对“具体”的“普遍性”的追求,如果真能实现,那就既能兼顾普遍性的原则,又不损害具体化的个人。王聚海的“不改定额也行,那就得个别动员”,只考虑具体的问题,没有办法上升到普遍性;而支书的“够了够了!只要克服了资本主义思想,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员出来”,只是一种抽象的“克服”,根本不顾及具体的状况如何。杨小四制服了“小腿疼”和“吃不饱”,实际上是抓住了她们贪图小便宜的特点加以利用。但这种方式同样有问题,因为“小腿疼”和“吃不饱”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是依靠杨小四个人或者是农业社集体的权威,而是动用了来自“法院”的权威。在斗争会上,群众提议“想坦白也不让她坦白了,干脆送法院!”两人一下子就吓坏了,马上交代错误,“因为怕进法院,恨不得把她那些对不起大家的事都说出来,所以坦白得很彻底。”借“群众”之口说出“法院”,很有可能是赵树理有意为之,他要表明“小腿疼”和“吃不饱”其实是被两种不同的匿名力量——即法院和群众——所制服。对于农民来说,“法院”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其抽象性不言而喻,而“群众”本来是由乡里乡亲构成的,但在“批斗会”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却也被高度抽象化了,变成了一种匿名的权力。不过《“锻炼锻炼”》特别之处在于赵树理在关键时刻笔锋一转,让“小腿疼”的儿子出场,把人们重新拉回到农村传统的“礼俗”关系中,他替母亲求情后,情形马上改变。赵树理用抽象的“法院”、“群众”与具体的母子关系之间的对比,来表达他所感受到的困境。当一切都必须以“工分”来衡量,包括对“小腿疼”的处罚,“大家决定也按一斤籽棉五个劳动日处理,不过也跟给吃不饱规定的条件一样,说这工一定得她做,不许用孩子的工分来顶”,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工作能否解决农村社会面对劳动理性化或货币化管理时的问题呢?“你们真是想‘拾’花吗?一个人一天拾不到一斤籽棉,值上两三毛钱。五天也赚不够一个劳动日,谁有那么傻瓜?老实说:愿意拾花的根本就是想偷花!”“拾花”本来是勤俭节约的表现,但在这里迅速被转化为钱、工分和工作日的考量,“值上两三毛钱,五天也赚不够一个劳动日”,于是只能“偷”花,这才是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赵树理从来不否认“新意识”的产生有可能克服“落后思想”,但他的清醒之处在于,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落后思想”并不能完全靠“思想”来克服,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锻炼锻炼”》触及到当时农村新的情况和新问题,《三里湾》描述的是怎么合作化的问题,而这部小说却涉及到合作化和集体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农村中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农民积极性为什么在集体化之后发生变化了,一些农民变懒了、自私自利了、偷工减料了?赵树理看到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的理性化管理与计量有关,但这又是集体化必然的结果。如何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比土地改革、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的问题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既要求集体化,又追求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正如蔡翔所指出的:“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赵树理的立场并未产生动摇,在赵树理描述‘集体劳动’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仍然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集体劳动‘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赵树理和那些浅薄的浪漫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的同时,却在思考这一正当性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而和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者的区别则在于,他在批评这一无理性的时候,并未彻底驱逐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尽管他的具体思考在今天看来,未必非常的深刻,但却是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43]但我以为对赵树理也许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既然他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如何生产出它的“无理性”,那么他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仅仅批判这种无理性就够了吗?做所谓“永远的批判者”是他的目的吗?如果不是,那就需要进一步思考怎么才能用“正当性”来克服“无理性”,或者至少要保证对“无理性”的批判有助于“正当性”的确立和发展。因此,赵树理的“难题”就卡在这种“正当性”与“无理性”之间,而非仅仅关注“无理性”。关键还在于我所说的“赵树理文学”的“新颖之处”,即他对“具体普遍性”的深刻把握。这种“具体普遍性”倘若从宏大叙述着眼,或许大家都意识到了,无外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现代国家如何改造、主宰传统社会”,但落实到中国农村的微观历史,情形就要复杂得多了:“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现代’政治组织或‘传统’乡村社区。但两者都极具中国特性,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日的中国文化的各种成分的混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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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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