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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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也许有一点夸张,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治理逻辑是要消灭私有财产的制度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心理乃至情感,国家的司法自然要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中心任务。强世功认为这一时期的法律关系由此呈现了刑事扩张、民事萎缩的趋势,私法的空间几乎彻底消失,这意味着“惩罚社会”的兴起。[22]从治理的角度看,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正如赵树理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抽象的司法力量、惩罚性的法律实践和国家的其它行政管理方式一样,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要受到民间传统、日常生活的关系网络甚至是“革命”自身传统——如减租减息、土改以来农村工作所形成的某些习惯于经验——的制约与影响。譬如司法调查的权力和技术有时也不得不受群众意见的左右,人品、人缘之类等日常生活的关系网络也会渗透进阶级话语而作用于司法实践。“照顾群众生产和生活习惯”既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体现和表达,也成为了治理和司法实践中与民众的新旧传统、日常生活以及关系网络冲突、协商和妥协的实践性结果。只有这样来看,才不会从一种“简单化”转化为另一种“简单化”,才有可能更深地理解赵树理思考的“难题性”。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作品,常常用“问题小说”来概括:“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23]如果结合对农村“具体问题”的“普遍性”的理解,就能发现“问题小说”并不如赵树理自己说得那样简单,也不像某些研究者批评得那样仅仅“来自于对政策叙事的被动摹仿”。[24]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的小说一直纠缠在“具体”和“抽象”之间,当他找到将两者“融合”的方式时——如《邪不压正》通过对不同“时间”(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民俗纪年)之间并置、冲突与融合状态的把握,展示出“土改”所带来的“时势”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包含的危机和新的可能性——就鲜明地表现出“文学”之于“现实”的某种“构造性”;当赵树理意识到两者的“矛盾”难以克服时,他的小说则力图将“矛盾”本身加以“文本化”,让读者从小说文本中似乎无时不在的“紧张”来体会他对“危机”的表达。倪文尖在讨论赵树理小说的“读法”时,一直强调他对“危机”认识。[25]在我看来,赵树理对“危机”的把握首先要从“文本”入手。譬如《“锻炼锻炼”》对农村普遍存在有的“集体”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按照赵树理小说的一贯写法,即使面临“矛盾”也应该是贴着农民来写,但这部小说中却相当触目地出现了如“资产阶级思想”之类的抽象概念;小说表面上看是以“整风”为主题,以前他处理干部作风问题都愿意强调“对症下药”,但在《“锻炼锻炼”》中年轻干部却强调政策的统一性,并不以考虑个人特殊性为前提……之所以在“写法”上有所反常,是因为赵树理意识到这个故事背后更大的“难题”:“小腿疼”和“吃不饱”形象与现象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他觉得光靠自己无法找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赵树理在写完这部小说不久就给各级领导频频写信,给《红旗》杂志写似乎与小说家身份大相径庭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想通过与决策者或政策执行者直接对话的方式来找到答案,即使一时找不到全部答案,至少也能部分地揭示出问题关键之所在。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会对赵树理这样来理解“大跃进”感到奇怪:“我们的农业生产,在机电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劳动力的多寡、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每年农产品的总产量多寡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有一个就是一个,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虽然有它的伸缩幅度,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有个最高限度。能把每个人的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都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大跃进”。[26]在某种意义上,“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形象与现象,涉及的就是农村“集体化”之后“劳动出勤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而且这种关系较为鲜明地体现出从“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换的连续和断裂:“远在小农经济时期,包括经营地主在内的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都是按它掌握的或可能掌握的(如靠一部分短工)劳动力来计划它的生产的。在合作化初期,有些社在一个短时期内,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马上掌握不住这一规律,在生产上吃过一些亏,但它们自负盈亏的分红单位,吃了亏不要等到收获期间就能觉察出来,所以不几年就多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不过它们是这样做了而没有当成道理去讲,以致乡一级行政领导方面对劳动力的决定作用感觉不太深”。[27]

  

二、“生产”对“劳动”的塑造:《“锻炼锻炼”》的两面性


   从故事上看,《“锻炼锻炼”》似乎也像《邪不压正》那样,描写的是农村变革中的“正”“邪”关系,用小说中妇女队长高秀兰的话来说,是“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但是,这儿的“正”“邪”关系已经不再能如《邪不压正》中那样可以靠“时间”的推移和替代——也就是“不断革命”——来解决了。《“锻炼锻炼”》中的“正”“邪”关系已演变成一个“空间性”问题,就像赵树理在讨论“劳动出勤率”时指出的,“争先农业社”这个“社队空间”和“集体空间”既联系着具体的“人”和“户”等“个体空间”,又挂搭在“乡一级”的“行政空间”上,并且通过“乡”或“公社”等“行政空间”与更广大的“国家空间”成为了“空间连续体”:既有公社、法院等实体性空间,也有粮食统购统销等制度性空间,还有“整风”和“大跃进”等运动性空间……如何从与“人”、“户”等“个体空间”打交道开始,一直到和各类“国家空间”发生关系,作为“社队一级”的“集体空间”所面临的难题,也即赵树理所说的两种矛盾:“个体与集体”和“集体问题与国家”的“两类矛盾”。这类矛盾作为“空间连续体”的展开显然具有高度的结构性,不可能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决,而“社队空间”作为“矛盾”的纽结点,一方面既要处理“具体”的“人”和“户”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沟通“抽象”的国家行政要求,对应的恰恰是赵树理一直关注并试图以“文学”去再现和把握的“具体”的“抽象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社队空间”也是一种“文学性结构”,赵树理在作品中对这一“空间”的重视和他对“文学性结构”的追求具有某种同构性,他对“危机”的“空间性”把握使得小说的“空间意识”与现实的“危机意识”也具有了某种同构性。

   在赵树理眼中,农村的“国家与集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有冲突之处),而在于‘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实质上也是一种“抽象性”(“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和“具体性”(“生产品及生产过程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在局部所有权尚未基本变动之前,集体所有制仍是他们集体内部生产、生活的最后负责者。在这时候,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掌握起来。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工作人员(区、乡干部)对农村工作逐渐深入是好事,但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例如为每个社员具体规定每种作物的详细亩数(谷子、玉米、高粱、豆子、小麦、花生、芝麻……无所不定)。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的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产量等等,都会使直接生产者为难——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协调“直接生产者”的具体情况与“国家计划”的抽象要求,怎样保证“作生产的全面布置才能得到最多的产量”,“队干部”要比“区乡干部”知道得多,他们身上承受着必须将“具体性”和“抽象性”结合起来的压力,也更能体现出“国家”与“集体”矛盾的症结之所在。[28]由此不难看出,《“锻炼锻炼”》运用唐弢所谓“焦点”描写法,着眼于塑造杨小四、王聚海和王镇海等一系列“村干部”形象,并在这一“形象系列”而非“单个人物”上体现出矛盾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自然与赵树理对“社队集体”和“社队干部”所面临困难的深入思考密切相关。[29]而在考虑“个体与集体矛盾”时,赵树理更大胆地构想了某种“伦理性法律”:“我认为农村现在急需要一种伦理性的法律,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作出规定。如男女成丁,原则上就分家;分家不一定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子女对父母的供养也有规定。成丁的男女自立户口,结婚后就可以合并户口。首先从经济上明确,这对老人也有好处;婆婆也不会有意见,因为这是国家法律。灶可以在一起,但可以计算钱。这样一处理,关系会好得多……”[30]这种听起来颇有点奇怪“构想”——按照一般的思路,“法律”无需担负“伦理”的责任——还是源于在“个体”(的“人”和“户”)和“集体”(的“社”和“队”)之间深刻地感受到“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冲突,并希望借助一种新型的、打通“法律”和“伦理”界限的“普遍性法律”来解决“具体性伦理”问题。不过,这儿的“法律”和“伦理”不能仅仅限于字面上的理解,就像赵树理颇为生动描述得那样,“法律”代表着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或来自“国家”的规划,或由于“现代”的要求,但如果不能贯穿由具体化的“乡风民俗”和“日常生活”所构成的“伦理世界”,有可能徒有强制性却难以深入改造农村基层社会,因此需要一种重新沟通“普遍性”和“具体性”的治理策略,这才是所谓“伦理性法律”的关键所在。《“锻炼锻炼”》描写了两位落后的农村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对这两个人物,赵树理没有做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与用“焦点描写法”塑造“村社干部”形象系列不同的是,他将这两位落后的农村妇女“镶嵌”在具体的家庭关系和村社的人际关系中——“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个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做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着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而且她还仗着是“正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闹”;“吃不饱”“才三十来岁,论人材在‘争先社’是数一数二的”,“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结婚”,但在“吃不饱”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满意的人……所以只把他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就是为了不把她们当作“社队空间”中的“个别人物”,而是集体化过程中的“某种现象”,进而在“抽象”和“具体”之间更深入地揭示出什么是落后的根源,并且进一步探究这一根源仅仅扎根在农民的身上,还是萌发于农民身上自发性要求和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紧张关系中?

在《“锻炼锻炼”》中,农民自发性要求与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紧张关系表现在“劳动”与“生产”矛盾上,更具体地说,是集中地体现为“劳动计量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与“生产”的矛盾。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人必须征用大自然的种种资源才能生存的前提下,“劳动”(Labor)是必要的现实条件,然而人透过“劳动”与“自然”建立起来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状况下,都是以“工具”的使用作为媒介的,而且不同“工具”的使用也将作用于“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样一来,“劳动”关系就转化为一种“生产”关系,也即以“生产”的形式来展现“劳动”,乃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形式。具体而言,所谓“生产”(Production)关涉的是劳动产品和生产工具的归属——尤指所有权与财产权——以及分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劳动”固然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且根本的社会现象,但以怎样的“生产”(关系)来呈现“劳动”,却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31]不妨说“劳动”是人的需要,而“生产”则将这种“需要”“社会化”了,并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即使看上去同样的“劳动”也会具备不同的含义。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讽刺古典经济学家将流落孤岛的鲁滨逊的“生产方式”误以为是处在“原始状态”那样:“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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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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