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理财 刘磊: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与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3: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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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公共服务严重缺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来的向全体社员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的集体供给机制彻底瓦解。在许多地方,随着农村集体经济逐步解体,原有以村集体资产为经济基础开展的帮扶、修路、婚丧、娱乐、农耕等“公共服务”也日渐减少。如今,乡村社会由于缺失合作生产公共产品的能力,几乎无法自我供给乡村公共品,而只能依赖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很显然,缺乏乡村合作和自我生产,单靠行政和市场机制去供给公共物品,无论是其生产成本还是运行成本都将成倍地增加。虽然近些年国家逐年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是,农村公共事业并未同步得到显著改善。譬如,原本可以由乡村人民合作修建的村庄道路,一旦改由国家投资兴建的时候,不但修路的企业要从中牟利,即便当地受益的农民首先考虑的也是占用的土地能从中获取更多的补偿,甚至漫天要价,根本不会考虑这项公共事业给自己带来的长远福利。

   其四,公共规则日趋解体。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和权威体制趋于解体,作为公共规则代言人的族长、父权、长老、乡绅的传统权威不复存在,家法、族规、宗法、伦理逐渐丧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准行政规则在乡村治理中日渐失效,村干部的权威不再管用,就连半内生型权威的乡规民约也形同虚设。当村庄内部的公共规则趋于失效,仅仅依靠国家法律维系乡村秩序,始终无法解决法律之外的乡村社会日常的“小纠纷”“小矛盾”以及原本由道德伦理、公共舆论等规约的具体细小的失德、无德乃至败德行为问题。

   其五,公共精神日渐凋零。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处于个体化、原子化急剧转型时期,乡村公共精神日趋衰弱。传统时期通过儒法文化建构的“家族精神”和集体化时期国家所维系的集体主义精神不断遭到削弱。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完全投入到经济利益追求之中,农民对于村庄的公共性事务越来越冷漠,常常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呈现出“搭便车”心理。在农民的价值观日益被经济利益扭曲的情况下,农民的公共意识、集体主义观念逐渐淡化,农村社会的团体精神、合作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等公共精神渐渐流失。[[xxxi]]

  

三、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之因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失既可归因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又受农村传统力量解体的影响。但从乡村社会内部更深的层面来看,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失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大转型的背景下,现代乡村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格局中发生的。无论是怎样的致变因素,它始终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紧密相关。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乡村社会结构转型

   乡村社会从总体性结构转变为离散性结构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个体从高度集中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社会”中“脫嵌”出来,并且越来越多的个体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社群(社区)和阶级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日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xxxii]]家族结构、宗族结构等传统权威治理结构的解体彻底摧毁了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力量,乡村社会长期以来依靠传统内生力量建构的公共性一去不返。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总体性社会”[[xxxiii]]虽然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能力,但随着国家权力从乡村的退出,“总体性社会”开始走向分化,依靠国家力量建立起来的公共性也渐行渐远。在国家与社会分离时期,乡村社会结构最终由总体性结构走向离散性结构,乡村社会公共性逐渐趋于消解。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加速了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农民逐渐从土地的束缚中脫嵌出来,可以自由在城乡之间流动,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职业。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加,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纽带被冲断,劳动分工和经济交易成为主要联结手段。人口流动、劳动分工和经济交易使乡村社会从同质社会走向异质社会,在乡村异质社会中,人们只关注自身的发展,而忽略了乡村社会公共性。

   (二)乡村社会制度缺失

   传统时代和集体化时期形成的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和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制度趋于解体、现代乡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残缺不全、低效供给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根本原因。传统中国,为了稳定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秩序,历史上形成了各种相应的制度,如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保甲制度以及家族、宗族、士绅制度等,这些社会制度维系着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团结性。集体化时期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依托全能式的国家管理模式、集中控制了乡村社会各种资源,但乡村人民的生活、生产、教育、医疗、文化等都依附于集体和公社。随着传统社会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民依附国家、集体提供社会福利的模式已逝去,不得不靠自己谋福利。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治理体制,导致农村社会基本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十分薄弱而且残缺不全,这也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失的关键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并没有较为完善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就业救助和失业津贴等福利性制度。[[xxxiv]]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ack)指出,“在中国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架构中”[[xxxv]]。阎云翔也认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确实给个体公民带来了更多的流动、选择和自由,但国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xxxvi]]而且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丧失了自我生产和自我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并且已有的福利制度也长期处于低效供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个体不得不“靠自己而活”。因此,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失、个体化的崛起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社会制度性缺失的一个自我保护式的反应。[[xxxvii]]

   (三)市场交易原则渗透

   市场交易的原则从经济领域不断扩散甚至渗透进乡村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直接原因。在乡村生活领域,邻里之间的生产帮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互相合作等传统互惠关系,在市场经济原则的洗礼冲击下,日益被货币化交易关系所取代。在乡村公共领域,人们很难做到为了乡村公共事务牺牲即时、眼前的利益,常常表现出对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甚至有人存有“搭便车”的侥幸心理,不想对公共事务投入时间、精力。在乡村文化领域,农民参与公共事务也是看能否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xxxviii]]在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下,乡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公共事务都被打上待价而沽的交易标签。

   当一切社会关系都以金钱交易来衡量时,乡村社会公共性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人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即时利益,把“公共”和“集体”话语当作工具性使用,市场交易原则成为人们共同认定的标准,原来在乡村熟人社会之间的互惠原则被抛弃。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里,农民的行动逻辑充斥着功利性、私利性、即时性,农民之间也越来越原子化,缺乏有效结合而处于独立无缘的状态。[[xxxix]]

   (四)农村文化传统消解

   乡村社会传统性道德规范正在趋于解体而现代性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是乡村公共性流变的内在原因。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有序的规则体系,界定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在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内化的作用下,农民个体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其行为保持在道德规范的秩序范围之内。但改革开放后,传统道德规范对个体农民的约束和制约作用越来越小,甚至一些文化传统品质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废弃,而被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屑的行为在当下的农村社会得到新的解释,如忠诚、诚意、高尚品质被视为无能、迂腐、老实;而投机取巧、不择手段则推崇为聪明伶俐、灵活多变。“做小姐”“乡村混混”被羡慕[[xl]]。

   在当前传统道德规范趋于解体,现代道德规范和意义体系尚未能在乡村社会建立的重要转型时期,农民的处事原则和道德伦理陷入空前的迷茫和混乱。当国家无法约束和形塑农民的道德规范、传统伦理规范崩塌时,由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成为了乡村社会道德规范的主导力量。这直接导致了农村传统道德规范的解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道德规范进行自我阐释,统一的公共规范无法形成,进而无法有效规制和约束农民的行为。[[xli]]

  

四、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不仅严重破坏了稳定有序的乡村社会秩序,而且带来一系列的乡村治理问题。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乡村社会主体力量的缺失,越来越原子化、疏离化的农民个体难以凝聚和联结,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合作性和团结性,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公共性的流失会导致乡村社会的公共治理规则变异,各种“非正式”规则大行其道,从而形成一种“去公共化”的乱局。当乡村社会的力量和资源难以动员和整合时,乡村治理的整体能力就会下降,从而呈现出“弱治理”的特征,遑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或现代化。

   (一)不能凝聚和联结农民个体,乡村治理主体力量缺失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将会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力量的缺失,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的权力格局。当乡村社会没有公共性时,农民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松散,分散的农民个体对乡村社会也失去了认同的基础——远离故土在外打拼的农民不再关心乡村社会;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也因彼此之间没有交集而长期游离在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之外。在乡村治理主体中,如果乡村社会不能有效凝聚和联结农民个体,就意味着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缺位,乡村治理也就无法实现自治。必然,政府和其他新型治理主体(如社会组织、企业、地方势力等)开始进驻乡村,这就打破了乡村治理的利益格局,原本为民所享的村庄利益和集体资源大量被地方政府、新的治理主体所侵占,以此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本末倒置,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同时,一些灰色、黑色势力沉渣泛起,占据个别乡村权力舞台,横行乡里。

   乡村治理主体力量的缺失造就乡村治理关系的变化和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改变。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关系中,农民是乡村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治理者,常见的治理关系为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包括士绅、长老、族长等传统力量)对村庄的治理。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主体的缺失,农民完全沦为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被治理者,治理关系演化为基层政府、村级组织、新型治理主体对农民和村庄的治理。在权力结构上,传统时期的农民主体是乡村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个体化进程中,农民主体的缺失为新型治理主体提供了契机,然而这种新型治理主体大多是乡村社会的利益剥夺者,根本不顾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左右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的治理目标。而日益分散的农民个体,力量越来越小,渐渐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弱势群体。

   (二)难以维持和规范乡村秩序,乡村治理丛林原则肆虐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破坏了乡村社会安定有序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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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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