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7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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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每论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均把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列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确,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庞大和工资的低廉(2007年以前,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甚至低于印度18),在2000年之前曾经是中国赖以吸引外来投资的最有力的条件之一。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却多忽而不论。当然,当制造业本身还处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阶段时,尤其是对其中大量存在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压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血汗工厂而言,劳动力素质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一旦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生产流程各阶段的技术要求提高之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优势便突显出来,并将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潜力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乃至直至今日,低端产品和以模仿为主的所谓“山寨”产品的生产,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中国产品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其实,对于主导中国制造业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在劳动力价格低廉且供给充沛,同时缺乏资本、技术优势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条件下,专注于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的制造和市场流行的技术产品的跟踪、模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企业实现快速盈利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使然。然而,一旦企业经过竞争之后,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资本积累和技术积聚,注重自主技术的研发和自身产品品牌的推广,追求更高水平的利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成长壮大的下一步目标。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其中最为成功的企业已经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国际同行业的前列,并且将自己的品牌推向了国际市场。而支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才储备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以2015年为例,中国的专利申请多达1101864件,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美国(589410件)和紧随其后的日本(318721件)、韩国(213694件);同时,获批的专利申请也最多,达到359316件,多于美国(298407件)、日本(189358件)和韩国(101873件)(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 40)。在2015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申请的专利中,中国的华为在全球前20家公司中高居榜首,达3898件,中兴位居第三(2155件),仅次于美国的高通(2442件),京东方(第14名)和腾讯(第20名)也榜上有名(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 60)。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专利申请和获批数量,每年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而其他各国增速皆平稳、缓慢。所有这些,均显示了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背后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

   不过,上述数据也显示,中国专利申请的获准率仅为3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50.7%,日本为59.4%,韩国为47.7%)。这一事实所折射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绝大多数专利申请的技术含量不高,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不强;这又跟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总体研发力量相对落后,甚至跟研究者自身的素质相关。在中国古代人文取向的文化传统里,对科学发现的好奇心和严密精细的逻辑思维,从未受到人们的推崇,这种态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今日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研究者即使有心致力于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也很难求得一个心无旁骛、不计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国的科研领域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质量上追赶发达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五、国家的积极介入


   最后,有必要考察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国家在经济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曾经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刻画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各个部门,国家退居次位,发展型国家所突显的是中央政权的超然地位和不受利益集团制约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国家在后起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即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者通过补贴、汇率、工资、货币贬值、发放牌照等间接手段,鼓励投资和贸易向最富有前景的部门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日本,其通商产业省(MITI)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主导日本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提升国际竞争地位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政策允许私营企业主导各部门,但必须遵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社会经济目标。这种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规则管理(regulatory)导向,更迥异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Johnson, 1982)。此外,战后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也在官方强力主导下经历了相近的路径,使其产业结构成功地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发展型国家的类型。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在于,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对经济各部门的介入也更加深入。无论战后日本,还是韩国和台湾地区,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的部门十分有限,私营企业始终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5年以后,中国各行各业的29.1万家国有企业,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牵引下,曾经历了急剧的转型,其中小型企业多被关停出售或改组兼并,大型国企则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大为降低。但在2008年,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政府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资金多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了所谓“国进民退”的进程。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核心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加以刻画,即国家虽然允许私营企业在大多数经济部门生存乃至占据主导地位,且国有企业本身也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股份公司的形式进行运转,但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主导国民经济的日常运转和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控制甚至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且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据称,这种以中国为代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各种经济形态的两极,而欧洲各国多居于这两极之间(Bremmer, 2009)。至于中国国内,则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形态,所强调的同样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当然有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背景,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的结果。除了这些近因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其赖以成长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环境,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发展型国家或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流行于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事实上,无论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多不同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而更具集体主义或团体主义倾向。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公司管理,更提倡在社会成员或团体内部建立共识,为了追求国家或团体目标而尊重领导权威、强调社会群体或团体内部和谐相处、个人责任,而不是一味主张个人权利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契约关系。

   东西方社会行为特征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西方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相关的权利观念,跟欧洲历史上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紧密相关。这种宗教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尽管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流派,但其本质特征一直未变,即奉行一神论及其所预设的由上帝所体现的超越世俗、主宰万物的最高法则,其地位远在任何世俗的人为律法即所谓实在法(positive law)之上。受其影响,人们相信自己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或上帝所赐予的)权利,并且在其权利受到任何世俗权威的挤压时加以反抗。这种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为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概念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崛起而发扬光大。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念,即是由上帝赋予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天赋人权),以及由个人有机地组成的社会的自主性,与人为地产生的各种世俗权威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个人(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有机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分、对立和冲突,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剥夺,及其相对于所有世俗权威、律法的绝对优先地位,构成了近代西方各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和最核心的内容(Macpherson, 2011)。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性力量(及其所派生的天赋的个人权利观念)与世俗权威之间二分、对立的预设。儒家视个人为更大范围的整体(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行为选择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个人目标的追求必须服从于家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福祉。在中国人的日常观念和官方说教里,个人须约束自我,服从家族或家族之外的其他集体的最高利益,在整体中体现个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而从来没有摆脱和超越集体的绝对权利和自由。集体内部的和谐与共识,远比个人的利益和主张更为重要。晚清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观念通过译介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也热心提倡,但背后的动机多是视个人的解放为寻求国家富强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甚至认为在民族生存出现危机之际,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拥抱专制权力,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Schwartz, 1964);而非如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那样,视个人权利和自由本身为最高目的,国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或障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是天经地义的,尊重权威、遵守规矩被认为是做人的本分;认可或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被认为是国家对个人的恩惠,既可以赠与,也可以收回。这种传统认识对国家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延续至今。各种纠纷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倚重庭外调解,而非依据法律条文进行是非明确的法庭判决(黄宗智,2008,2015)。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际时常处在含糊不清的流动状态;尤其在彼此之间产生紧张、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威可以随时挤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和利益。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很难分出优劣。只能说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各自所在的文化情境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并且均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相辅相成,导致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壮大,并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席卷全球,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依然保持其强势地位。而在欧美之外,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少能被原样移植,即使被模仿,也都跟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甚至完全被扭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也不例外。19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社会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皆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经历了或者正经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移植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未真正落地生根,而是与东亚各社会的本土文化和政治传统相互激荡,被有选择地排除、吸收或转化,形成形态各异的新型权力结构和行为模式,并且至今依然处在演化过程之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引领角色;与此相伴的则是国家权力对各个领域的强势渗透、介入,以及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挤压。

不用说,国家权力如果过度扩张,失去有效的制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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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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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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