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7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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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所覆盖的行业,既有传统的服装、鞋业、玩具、小家电和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电子、机械、通信、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集群往往汇聚了数百乃至成千上万家企业,从事同行业内部不同产品或不同部件的生产,从而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细密的行业分工和完整的供应链,有效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当然,大量的集群乃有待内部各企业合理的分类组合和有效链接,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有待提升,从低端代加工模式走向原创性技术、设计与加工、贸易相结合,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吴利学、魏后凯、刘长会,2009)。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诸多产业,各自凭借其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在全球制造业各部门形成以中国产品价格为参照系的所谓“中国价格”(Harney, 2009)。

   其次,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带来了中国本土产业的规模优势和与同行业国际巨头抗衡的实力,这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所谓“新经济”中尤为明显。近一二十年来,该领域一批超大型企业迅速崛起,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应用方面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甚至在网络交易总量上超过全球同行业所有竞争者,并且在无现金支付方面独步天下。如此傲人的成绩,不仅借助产业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优势,更离不开——甚至主要是依靠——国内庞大用户群体的支撑。当然,人口和市场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的竞争实力,同样重要的还有企业管理者的竞争和扩张策略,以及国家对经济主权的维护;离开了政府对海外同业竞争者设立的市场进入管制措施,这些企业的成长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和用户群体,是它们发展成为IT巨头所必不可缺的条件。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上众多国家在搜索引擎、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由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美国IT巨头所支配的现实,便可见一斑;这些国家自身有限的市场和用户规模,使之无法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本土企业,新经济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也大多流向海外。

   第三,经济规模的扩张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提升,使国家有能力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发,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以2016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达3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57316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日本为16960亿美元,德国为15070亿美元,法国为12880亿美元,英国为9963亿美元,俄国为1865亿美元,印度为4765亿美元)。⑤正是依托迅速扩增的财力和融资能力,2000年后的中国展开了一系列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建设项目。以高速铁路为例,从2004年启动,到2016年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营业里程达22980公里,带动了沿线各地的市场繁荣。规划中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数百个城市,加速全国经济和社会整合,所产生的效益无法估量。高速公路建设从1988年起步,2000年后加速扩张,到2016年达13.1万公里,同样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国家统计局,2017a:表16-3)。雄厚的财力还支撑了中国在航空、航天、交通、核能、电子、通信、国防等各个领域展开一系列世界级的建设项目,从中涌现出一批史无前例、技术复杂的超级工程。这些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中国这样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规模支撑下,才成为可能。

   最后,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数百年来,西方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建构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商业和金融体系,并不断强化和再生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将卷入此一体系的世界各国,形象地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欧、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位于“边陲”地带的众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国家,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半边陲”地带的中等收入国家(Wallerstein, 2011)。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曾经以进口替代为导向,后又借助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会,展开了初级水平的工业化。然而,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一旦跟国际体系接轨,均无法跟西方跨国公司抗衡,最终多被后者兼并,或者在技术上受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始终处于受“核心”国家主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低端,生产的附加值较低,且其利润的相当部分被跨国公司瓜分并转移到海外,由此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内制造业始终无法向高端发展,经济结构处于依附地位,国民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迄今为止,能够成功完成经济升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国制造和服务业从依附性的低端产业,向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高端产业升级,从而在全球范围占据各门类关键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链的最高端,由此控制整个链条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中国众多规模不等和所有制各异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与其他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似的命运,其中大多数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利润也在不同程度上转移给西方跨国公司。然而,中国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在于,经过近几十年的竞争和扩张,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已经产生了一批新兴企业,其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使它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加入高端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行列。可以想见,未来几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资金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的加大,将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领先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中国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有可能紧随东亚“四小龙”之后,从“半边陲”地带脱逸,挤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需要强调的是,大国优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结构相对年轻,为各行各业大量需要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就业机会不充分、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是一种负担。维持庞大人口的生计与工业化起步时期所需的资本积累之间产生矛盾,结果是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改革初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追求民众生活水准的快速提升,又要保障工业化全面起步所需资源,唯一选择是急剧降低人口增速。经过四十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中国人口的收入结构已经大为改善,其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经济成长最强大的动力。但是,长期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问题;通常在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生育率过低、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已经过早地降临到今天的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今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路径。

  

二、族群的多样与同质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按照一度流行的“增长极限”论的说法,经济体的规模越大,所受到的资源制约越严重,相对于规模的收益越低,维持增长的难度也越高,即所谓的“规模衰降”(scale entropy)(Firebaugh, 1983)。大国的工业化一旦全面起步,因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对资源和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尤为明显,这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和印度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上已经得到确证。再就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而言,人口众多(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的社会,由于人均自然资源较少,生活质量尤其是消费水准的提升也受到限制。即使已经成功迈入工业化社会的行列,高收入往往伴随着高物价,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其居住空间和总体生活质量,跟北美那些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低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理论上,除非其人口密度降低到与北美国家相近的水平,否则差距将永远存在。

   最为严重的是,大国往往存在人口庞杂的问题。国家规模越大,境内人口的种群往往更为多样化,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群的社会群体中间就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财富再分配进行协调的难度越高。一般而言,种群、宗教和语言的异质性越高,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难度和代价也相应增加(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 Desmet, Le Breton, Ortuno-Ortin, and Weber, 2011)。族群碎化,也不利于教育;美国各地为了减少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在城市和学区划界时,不得不把族群和收入的均质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Alesina,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0)。族群分裂和隔离,还会导致不同族群背景的群体地位固化,向上流动面临较大阻力(Patsiurko, Campbell, and Hall, 2013;Churchill and Nuhu, 2016)。族群碎化越严重的地方,其基础设施的质量、民众的识字率也越低,同时婴儿死亡率也越高(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

   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更有碍经济成长(Ashraf and Galor, 2011)。大体上,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同质性最高,国家更富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境内族群最为多样,经济上也最落后(Fisher, 2013)。当然,人口异质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因素之一,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不过总体而言,族群复杂程度以及因为族群、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不同族群、教徒之间永无休止的紧张对立、流血冲突乃至大规模杀戮,便不言自明。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4%。尽管如此,中国事实上是人口构成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91.51%。在有数据统计的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的“族群碎化指数”(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低至0.154,居第138位。⑥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汉人为主体的26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口同质度更高,其中华东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和江西,以及华北的山西和陕西,汉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99%以上,紧随其后的广东、福建和河南,也都在98%以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52)。有研究显示,中国沿海各省的族群碎化指数仅为0.05,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仅次于朝鲜(0.002)、韩国(0.004)和日本(0.012)(Dincer and Wang, 2011)。而上述26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3.2%(国家统计局,2017a:表3-9)。

如此高度同质的族群构成,给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里不存在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因族群、宗教和文化不同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在种族关系紧张的社会里司空见惯的针对不同种群的“仇恨犯罪”,在中国内地几乎不见踪影。因此,中国内地的社会治理成本,远低于其他多族群国家。其次,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同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横向整合。在内地各省,任何一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沟通的个人,几乎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全国各地旅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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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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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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