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2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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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如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载人飞船等。这些巨大的技术成就是在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条件下取得的。

   苏联代表了世界政治挑战国的“典型案例”:在权力转移时期,挑战国会集中力量投资于与国防相关的技术,以确保技术自主性,为国际权力竞争服务。

   2. 美日竞争与日本技术变迁

   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迅速崛起,开始在经济上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国际上,日本有美日安保条约掣肘;美日两国需要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日本还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在国内,日本又受和平宪法约束;加之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支撑世界霸权的条件。此外,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长期受益于技术引进以及民用技术的发展。因此,按多重维度来看,经济上崛起的日本,最不可能将技术转向军事领域,它应该算“最不可能案例”。

   然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加强了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于是,崛起的日本不得不面临领导国美国的处处掣肘。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技术出口控制,并在国际贸易领域打压日本,日本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强。日本政府也开始强调自主创新,以克服美国的技术封锁。日本的技术进步方向逐渐调整,开始强调技术自主性、技术的覆盖面以及技术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

   首先,日本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战后几十年来,日本的科研主要围绕应用研究展开。随着日本的崛起,安全形势的变迁,日本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确保技术自主性,并克服技术进步的瓶颈。日本政界、学界以及产业界普遍认识到:日本已经走到了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时候。日本机械工业联盟与国际航空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毋庸置疑,为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稳定地位,我们需要发展高端的产业技术以引导世界。为发展高端技术,我们必须激起技术革新的意愿,再度加强并培育开发技术的能力。”

   日本政府在一份名为《七十年代的国际贸易与产业政策》(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Policies for the 1970’s)的报告中表明,日本计划将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报告敦促日本集中力量研发密集型的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比如计算机、飞机、核能设备以及特殊金属等;并发展精加工制造与组装技术,如电信设备、商务机、污染监控器材等。

   日本转变技术政策固然有经济考虑,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重新评估的结果。日本产业界和官员不断强调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以此为理由来呼吁政府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一批企业家指出:日本需要发展自主的国防技术,以摆脱美国的技术封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8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一份报告表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基础研究经费扩充了两倍。

   其次,日本的研发范围也在拓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起,日本开始研发机器人、半导体芯片、微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以及高级材料、超导器材、激光以及光纤等技术。日本研制的芯片是日本政府资助的“超大规模集成计划”的产物。这项计划有两个政府部门以及五家大型电子公司加盟。日本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协调来促成重大技术突破。

   再次,日本还加强了军事技术的研究。有研究指出:日本技术转型的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日本已经走到了国际技术的前端,不得不加大自身的基础研究。但是,日本当时的研发不仅是经济研发,也开始追求军事技术上的自主性。

   由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出售技术给日本,引发了日本调整技术政策的意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晚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强有力的声音,要求加强日本国防。日本政府日益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国防预算稳步上升。在1977年,日本的军费预算达到61亿美元,占世界的第九位;十年以后,这一数字攀升到254亿美元,占世界的第六位。十年间,日本的军费扩充了约三倍,而在这段时期,只有日本如此大规模地扩大军费开支。

   具体到国防技术领域,日本更是业绩显著。自1976年以来,日本的很多武器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国防研发经费也显著增长。从1978年到1983年这五年间,日本的国防研发经费增长了180%,与国防研发相关的国防武器生产的年增长率为7%至11%。日本还试图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开始研发自己的武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日本防卫厅、自卫队以及通产省官员的推动下,日本开始研发国产战斗机。这与三十年后,中国开始重新研发制造国产大飞机是惊人的相似。

   日本国产武器的供给从1950年的39.6% 增加到了1982年的88.6%。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日本国内的武器生产总共增长了220%,这个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日本开始把握与安全息息相关的国防技术和产品的主导权,提高自给率。通过努力,日本船只的自己率达到了100%;军用飞机的自给率为90%;弹药的自给率为87%;枪支的自给率为83%。

   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的技术模式开始转型:从技术依赖的技术进步模式转向大而全的技术进步模式。日本加强了基础研究,有意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在政府的资助下,日本的技术研发的覆盖面大大拓宽。考虑到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才能跻身政治大国的前列,日本政府也开始积极支持对军事技术的研发,以保障军事技术的自主性。

   随着日本崛起,美日竞争加剧,国际安全压力日益影响了日本技术进步的轨迹。

  

   五、欧洲与古代中国技术变迁的历史比较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更长的历史时段,就不难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在“无核”时代,大国竞争也同样促进了重大技术变迁。

   第一次技术革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源于英国霸权面临大陆强国法国的挑战,技术革命率先在这两国出现。而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蒸汽机的改良,就来源于当时的军事竞争。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改良蒸汽机的基础来源于英格兰实业家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对大炮镗床的改进。正是威尔金森的天才努力,才使得瓦特可以确保,直径72英寸的汽缸在最差的地方加工,误差也不会超过六便士硬币的厚度(0.05英寸)。如果没有金属工艺的改进,并能制造出精确的圆柱体,改良蒸汽机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当时的英德霸权竞争推动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很多关键技术的产生。如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之一内燃机,其原始雏形是火枪;其工作原理是引导性爆炸:气体在某一有限空间(如汽缸)内迅速膨胀,推动一物体(通常是活塞)向指定方向运动。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当比利时工程师艾蒂安?勒努瓦(Etienne Lenoir,1822—1900)研制出由煤气和空气混合物驱动的发动机时,内燃机才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一项重要投入品是钢材。钢的兴起离不开当时英德霸权竞争过程中双方对新材料的需要。不仅造船需要新的钢铁材料,制造枪支同样也需要钢材。在权力转移时期,英德双方加强军备,冶炼业尤其是炼钢业有了很大进步,而军队是钢材最早的用户。最开始,钢材的价格过于昂贵,甚至连军方对碳钢技术的成本都感到难以承受。但是,军事竞争的压力迫使它们在技术上予以投入。美国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Midvale Steel)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就曾为美国海军制造装甲钢板。当军队大范围使用钢材,市场逐渐打开以后,其他民用部门才开始接受这一新材料的消费。

   1903年,德国皇帝说服西门子公司和一家德国电气公司(Schuckertwerke)合作建立一家无线电通讯公司,而这背后的故事是英国和德国海军军备竞赛的需要。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研发、设计和安装无线电工作站。

   因此,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的出现和推广离不开当时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在权力转移时期,英德两国的权力竞争,使得双方政府全力支持改进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汽车运输、飞机等重大技术。这些技术使两国有可能调动和指挥几百万人奔赴战场、参与战争。正是英国和德国对霸权的争夺,为内燃机、钢铁、铁路、无线电、可互换部件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前,地理大发现及支撑大发现的重大技术变迁离不开葡萄牙、西班牙对地区霸权的争夺;科学革命的出现离不开荷兰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如果说欧洲的大国竞争,尤其是大国权力转移时期的国际竞争推动了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那么,古代中国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古代中国缺乏欧洲那样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尤其是缺乏欧洲大国之间权力转移这样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欧洲的大国竞争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大技术变迁,而古代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变迁。

   有学者如此描述古代中国的地缘环境:“在这一区域的西部,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这一区域的西界,北部的蒙古高原阻挡了这一区域的进一步延伸,而东部和南部一望无际的海洋成为它的天然屏障。这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可笑的描述,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却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华帝国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中国难得和欧洲交锋,而在东亚长期维系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的体系。

   不过,古代中国并非一直如此安稳与太平。古代中国也出现过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竞争。在古代中国存在与西方国际竞争类似的情况时,古代中国的技术轨迹却有所不同。古代中国的技术变革,往往出现在它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让各诸侯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其二,宋代与游牧民族的竞争让宋面临同样严峻的外部环境。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与宋代,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思想上的两个高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塑造了当时独特的技术轨迹。社会学家赵鼎新指出:“诸侯国之间反复爆发摧毁性的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催生了效率导向行为的快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取得的重要技术成就就是效率导向行为的结果。

   在水利方面,西门豹的“引漳入邺”(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作者注),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以及水工郑国开凿的“郑国渠”等, 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

   不断的征战刺激了军事技术与各项工艺的发展,尤其是冶炼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冶铁技术有了重大突破。美国经济史学者乔尔?莫基尔指出:“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一千五百多年。这使中国人能够使用铸铁,把生铁精炼为熟铁。到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已经了解了铁的铸造,而这最早在14世纪后期才到达欧洲。”战国中晚期,各诸侯国开始大量使用铁器制品。战国时期用柔化退火制造可锻铸件的技术以及多管鼓风技术是冶金技术的重要成就,这样的冶炼技术比欧洲早了二千年左右。建国后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熠熠发光,剑刃极其锋利,剑身不见锈斑。

   在天文方面,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它测定了上百颗恒星的方位,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的副产品是促成了重大的技术进步。

宋朝面临类似的外部环境,北方游牧民族对宋的统治构成了严峻的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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