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小资产阶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6 次 更新时间:2018-06-04 17: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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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人民日报》公开刊载胡风等人私信,通栏标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按语曰:“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多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99]于是“肃反”运动又一次掀起,范围扩至全国。毛泽东重申延安时代就说过的话:“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100]

  

   时隔一年,中共党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中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党于是反击。结果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对小资产阶级可恶的摇摆性,毛泽东的愤慨溢于言表:“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101]他切实感觉到了列宁、斯大林论述的那种国内小资产阶级与国际敌对势力遥相呼应的阶级斗争严重局面,就挺身应战。二十多年后,“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获得平反或“改正”,但“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仍然不为党所接受。反右派斗争中,对所谓“引蛇出洞”的策略,方家各有看法。[102]笔者以为与延安时代一样,整风的开始阶段,党确实意在整风,怎奈人们一开口讲话,便“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这才使用了对待反革命的一套策略,所以毛泽东的“阳谋”说应该可以成立。[103]

  

   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04]这个所谓“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议题不断发酵,直至亿万国民全部卷入“思想斗争”的漩涡。

  

   取得全国政权,并获得了巩固,毛泽东惦记着列宁“两步走”策略的第二步——“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迈进。这时中共高层的其他领袖们显得有些跟不上。彭德怀说他对《两个策略》这本书看不大懂。[105]刘少奇等人则认为新民主主义还应该继续搞一段时间。对此,毛泽东脑际浮现出列宁说过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问题。[106]他不时向老战友撂出重话,警告彼辈“离右派只有五十米”。[107]1959年,庐山上的“阶级斗争”终于爆发。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与布哈林相提并论,指“苏联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十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108]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109]毛的这一观点,由康生、陈伯达分别撰写长文,公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震动。[110]后来大跃进失败,使党内分歧激化,毛泽东更加严重地估计“同路人”问题[111],并自然而然地把它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认定党内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甚至估计党和政府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不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想“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遂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 。

  

   既然革命已经跨入了列宁策略的第二步,既然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便对知识分子和党内“同路人”越来越多地以“资产阶级”冠称,略去了“小资产阶级”一词的叠加。[112]及至“文化大革命”发动,毛泽东致信林彪,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13]本文开头所引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则是其“文革”理念(又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他指党内高层“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4]这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正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升级版,按毛的理解,革这些人的命,乃马克思列宁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进行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15]我们终于看到,“小资产阶级问题”对中共及整个国家,如何演绎成了天大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导致“天下大乱”,“全国全面的内战”造成冤狱遍于国中。[116]晚年毛泽东心绪不佳。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117]老人家在这里只提及过去与敌人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似乎忘记了 “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的情况当年也时有发生。这种“思想斗争”中的敌我关系,不是“一时搞不清楚”,而是永远也搞不清楚。毛曾自信地认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118]然究其如何“识破”,无非是辨别批评的善恶“用心”:善意者“和风细雨”;恶意者“冷嘲暗箭”,如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制服污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119]便是恶意典型。但事实证明,这种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的做法,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十分荒唐,几乎没有不出错的。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的问题,毛泽东临时制订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条目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20]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思想言论能够做任意解释和理解,许多给党提批评意见者,都被“上纲上线”为“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六条标准”覆盖社会生活越广泛,错划右派就越多。

  

   毛泽东还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说[121],本意也是为了正确辨别敌我,其效果却乏善可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毛用“两类矛盾”说来解释“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122]可见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关键,在于“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否适当。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怎样的思想、态度算作“适当”?谁也说不清楚。当年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军事俱乐部”,其“态度”可谓大坏,所以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5年毛泽东又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表示“诚心诚意”支持彭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说“这是党的政策”[123]。可是次年彭德怀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回京直至“受迫害身亡”。这说明政策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两类矛盾”的“转化”并无准谱。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124],此为延安时代中共党内思想改造的常用语言。当年受到批判,后来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丁玲这样检讨自己终于变成了阶级敌人:“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125]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全国民众皆须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晚年毛泽东念念不忘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和必须强化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26]他提出“要斗私批修”[127],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28]“文革”中,国内广泛开展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129]运动,亦为执行列宁教导,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毋庸讳言,这开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匣子:因为“个人主义”、“我”、“私”,几乎人人心中都存在,这等于任谁都有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由此,整个社会遍地斗争,人人自危,最后酿成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130]的浩劫局面。

  

   现代社会学认为,未来社会是经济发达、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状”社会。马克思主义则运用不同的分析范畴与方法,预测将来是生产力水平高、小资产阶级分化殆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相互直接对立”的“哑铃状”社会,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哑铃状”社会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了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橄榄状”社会——俄中两国,且引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问题”:革命的“敌、我、友”大部分阶级出身相同,区别只在“对于革命的态度”。[131]阶级斗争深入到了人心层面。这大约是以科学为旗帜,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始料未及的。历史证明,在人心层面搞阶级斗争,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敌我难辨,误伤累累;斗争不止,未有穷期。联共(布)的“肃反”扩大化;中共苏区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审干”、建国后的“肃反”、“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均发生打击面严重扩大化(错案率高得惊人),便是事实。

  

   在毛泽东的读书与革命生涯中,早年《共产党宣言》曾让他牢牢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132],投身“两个决裂”、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壮丽事业。而列宁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给他中晚年的实践活动以巨大影响。他立足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具体实际,遵循列宁主义“两步走”的革命策略,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提出新民主主义,联合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带领中共从“比较孤立”,“逐渐得到人心”, 终于取得1949年的辉煌胜利。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小资产阶级问题”在毛泽东眼里变得越来越严重,遂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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