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小资产阶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4 次 更新时间:2018-06-04 17: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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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但他又强调“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67]因为阶级斗争观点,不允许“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

  

   延安整风在“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68]方面,实现了目的。同时,全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69]整风的主要成果,比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总结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70]可以说,在中共思想“空前统一”情况下正式通过的这个“决议”,再次把党内“路线斗争”明确为阶级斗争性质,并把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认定是“错误路线”存在的基础,这就为日后继续在党内外开展以批判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为对象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

  

   “路线斗争”及“错误路线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从联共(布)、共产国际传入中共党内,经延安整风和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特别是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影响达至最大,并作为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固定下来。“路线”也者,乃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之谓;路线分歧,亦即目标一致下的不同途径主张,从词语意义上看不出有什么严重性质。然而发端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两种不同“策略路线”之争[71],却引出了两派后来腥风血雨的厮杀,继而又演绎成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一场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凡被扣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机会主义路线”帽子的为首者,无一人有好下场。于是,同“小资产阶级倾向”绑定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带上了严酷的阶级斗争色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读者,如同阶级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的斗争,其性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当这样的观点被中共全盘接受后,便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庐山被彭德怀指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时,他所做出的激烈反应。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般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也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但在中共领导人的语汇里,“小资产阶级”一词似乎更多是指知识分子。[72]前述毛泽东“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还现身说法地多次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向——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当时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产业工人,中共党内工人成分也很少,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实际上是要求他们与贫苦农民结合,虽然理论上结合的双方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前者远不如后者“干净”,“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尽管他们“不大识字”,但“对于革命的态度”却坚定得很。[73]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恰恰就是革命的坚定性。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奚落说:“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74]他还讲了“韩荆州”的故事:“唐朝时,有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做韩荆州。后来有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毛说“延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而真正的韩荆州是工农兵。[75]

  

   说知识分子的革命坚定性不如工农兵,道理是明白的。在暴力革命、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中共只有实行高度集中、“铁的纪律”的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才能够维持生存、克敌制胜,而知识分子因为有文化,“头脑复杂”、“个人想法多”,不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容易“和党不一条心”[76],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多表现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不能不说是党和革命的“腐蚀剂”。[77]刘少奇在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这样说明党的状况和性质:“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78]显然这个“大多数”代表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79],“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被改造的对象,且是孟什维克路线产生的温床。连整风中走了背字的张闻天,也在检讨中不忘记批评自己“过分估计外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用”,“没有估计到……对他们提高警惕的必要”。[80]

  

   时至1956年8月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说:“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它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81]毛在这里虽承认了“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仍肯定其革命的坚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把全部党员知识分子都明确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这就比过去只是说他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辫子进党来”,在语气上要严厉,在政策上也有了变化的意向。[82]可见多年来的思想改造成效不彰,该问题的严重性又有了发展。[83]随着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裴多菲俱乐部”[84]的主角是知识分子,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不断有学生闹事的报告,所谓“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85],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

  

   平心而论,中共原是由知识分子建造的革命党,其所以能够艰苦奋斗,最终取得1949年的胜利,那群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始终是中流砥柱。然而“小资产阶级问题”却把党与知识分子鸿沟相隔[86],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缺少应有的信任。[87]读者从本文可知,这亦非为某个人的原因。而长期以来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难以理顺,又深深影响着中共党史。

  

   三、当阶级斗争“深入人心”

  

   1925年,学得马克思主义不久的毛泽东,试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分析,他看到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所以会发生动摇,就在于他们“想发财”、“总想爬上中产阶级(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地位”[88],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中,被称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其与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剥削”相比,更多地表现为是对后者的一种向往,或曰是一种心思和欲望。读过陆王心学的毛泽东对此毫不奇怪: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89]他记着《共产党宣言》里的话,共产主义革命不但要与私有制,还要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0]因此列宁说得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91]

  

   问题是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想发财”、“想往上爬”的人太多!即使共产党内,怀揣私心、动机不纯分子也不乏其人。中国传统上虽有“诛心”之说,但人心叵测,难以成功;而中共革命实在无法绕过这个坎,只有开展“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一途。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92]这令老革命家邓颍超都不免“大吃一惊”。[93]在随之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发明创造不断涌现。譬如“脱裤子,割尾巴”。前引毛泽东说了“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的话,毛的秘书胡乔木专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教条和裤子》,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此即为思想斗争的两个步骤:首先,每个“自我批评”者都必须彻底暴露本人的隐私——灵魂深处那见不得人的“羞”,裤子不能“秘密的脱”,要“在群众面前脱”。然后,众人一起对掀去了遮羞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加挞伐,要“刀割”、“出血”,不怕疼,“尾巴”才能够除掉。[94]再如头脑中的“两我”之战。范文澜批判王实味道:“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是我们的思想敌人”。 范进而推及“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头脑中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和参加共产党后获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在斗争着,头脑中“不是新我就是旧我,而旧我复辟,总是在新我不自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虽是共产党员,却常常表现出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论行动,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论行动的动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95]这种在人的头脑中住着一个敌人(旧我),一不自觉,敌人就会复辟的说法及其斗争方式,后来非常流行。又如“两条心”、“半条心”之说。“两条心”者即特务或叛徒;“半条心”者则是头脑中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对党不是一条心,只有半条心,另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要发现和揭露“两条心”,改造和争取“半条心”。[96]还有“诱使”敌人“尽情暴露”的策略。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说:“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对于内奸分子……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97]上述策略在14年后再次使用,当为后话。

  

中共建政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从党内推向全社会。1952年,作家胡风因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不同,被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8]胡不服,上书中共中央。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进一步升级。接着揭发出胡风等人在私信里有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的一幕再度重演。195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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