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总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22: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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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专题五,《化学武器作战》。为已故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专家步平历年收集整理的日方珍稀史料,由辽宁师范大学郭鑫协助编辑。本专题分为日本化学战责任的国际审判缺失、日本军队的化学战准备、日本侵华部队实施的化学战、化学武器在战后的危害与处理、追究日本的化学战责任与历史认识等五部分,编者还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统计数据。本专题资料是为深入研究侵华日军背离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珍稀史料。

   专题六,《生物武器作战》。该专题是关于细菌战问题的珍稀史料,由日本该问题著名专家近藤昭二、旅日华人学者王选等搜集并整理,资料来源包括日本所藏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档案,2007 年1 月纳粹战争罪行跨机构工作组(IWG)公布的10 万页日本战争犯罪档案资料,还有众所关注的细菌部队人体实验的报告。同时,本专题对战后盟军的调查、美苏两国的博弈、美军接收的细菌战资料的下落以及日本国内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追索新动向等问题,做了资料性的系统介绍。

   专题七,《兵要地志测绘》。该专题由日本军用地图研究专家牛越国昭在其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揭示了明治维新至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有计划、有预谋地绘制秘密军用地图的进程。日军的秘密军事测绘活动,对其战争的发动与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显示了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计划性与战争目标的明确。该类资料为罕见的珍稀史料,可以为军事、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研究提供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丛编第三编为殖民经济方面的史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问题广受关注,近二三十年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也有一批资料整理成果公布,但是总体上资料工作薄弱,从而对其政策方面的宏观综合性研究歧见较多。本编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含所属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络资料)、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等机构保存资料中,发掘整理了战时日本发行的各类殖民地统计年报、台湾总督府出版物、企划院出版物、兴亚院出版物、大东亚省出版物、关东都督府及伪满洲国国务院出版物等,以及岸信介、贺屋兴宣、荒木贞夫、宇垣一成、鲇川义介、高桥龟吉、有末精三等战时负责经济决策的实权官僚及军人的资料,编纂出农业、货币金融、工商业三个专题。相信这批史料的公开,对认识和分析战前日本高层的决策思维及决策过程,能够发挥重要参考作用,并带动各方面史料工作进一步展开。

   专题一,《农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会芳编纂。编者所指“殖民农业”,为包括农、林、牧、渔各业在内的现代概念。专题所收资料,主要为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数字文献和在京一些主要图书馆的典藏,有手写,有铅印,还有油印,大部分资料封面都盖有“密”或“机密”印章,于此可知该方面资料的珍稀性。

   专题二,《货币金融》,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凤华编纂。该专题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建立殖民性质的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并与日元挂钩,进而通过出资、聘任顾问、签订备忘录、相互存款等方式控制各伪政权下属银行,完成对占领地的物资掠夺和经济的控制。该专题所发掘出的大批战时日本珍稀文件,填补了国内史料空阙。

   专题三,《工商业》,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宋芳芳编纂。战时日本在工商领域的侵略与掠夺政策与规划,执行的是经济决策机构如兴亚院、大东亚省等,但实权掌控在日本军部。其决策依据是其在中国东北、华北及华中、华南各占领区的不同的利益需求,具有“分而治之”的地域性特征。工商领域的殖民掠夺,是日本侵华经济掠夺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丛编第四编为社会文化方面的史料。日本军国主义军政高层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多层面、以法西斯战时体制举国动员的侵略战争。对于这场侵华战争及其决策的研究,自然要包括思想、文化、教育多个层面。本编着重收集整理日本军政决策机关如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大政翼赞会等机构团体的有关决议、命令、通知、报告、宣传手册以及行动纲领、指导方针、法律政策、实施方案计划等文件。包括如下三个专题。

   专题一,《思想战与文化宣传》,由北京大学唐利国副教授编纂。以日本军政当局提出的“思想战”战略构想为主题,辑录报刊宣传、讲习研讨等社会文化活动诸领域的文件资料,揭示日本当局开展对华思想战、宣传战的决策情况、指导思想、实施方针和具体措施。

   专题二,《战争社会动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编纂。日本军政当局进行战时体制下国民动员的决策文件,大体包括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及日常生活动员三个部分。总之,日本的战时国民动员强制男女老少及一切物力投入战争,把全日本变成一部统一运转的对外侵略战争机器。

   专题三,《占领区的殖民教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志民编纂。日本军国主义在其占领地区,为了培养“顺民”“良民”以服从其殖民统治,实施了包括常规、职业以及选拔留学、强制规定日语作为必修课等诸多决策和政策措施。本专题收录了日本这方面的史料。

   本丛编上述4 个领域的17 个专题史料,数量庞大、来之不易,且许多为珍稀史料,若非中日学者携手合作,这样的史料工程绝难完成。

   日本军政高层决策特征的分析与归纳

   本丛编的工作目标是汇集近代日本战争决策类史料。随着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的展开,我们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性及其决策的集团性、渐进性与持续性等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深感相关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对外战争与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每五至十年就要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右翼学者自傲地称之为“百年战争”。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对其战争历史曾有过深度反省。进至辛亥革命爆发、1920 年北伐革命前后,日本军政高层制定有一系列公开的对华政策方针,决定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的必然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6 年日本军政高层对第三次修订的《国防方针》,广田内阁 “五相会议”制定的《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等战略规划,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并辅之以日军按年度制定的对华与对华北的作战计划。据此,日军渐进而持续地展开了侵吞华北而至全中国的战争。

   其间,不可忽略的是作为日军攻击目标的中国在日军假想敌名单中的序位或实际地位问题。在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就大力宣传所谓“对苏作战”, 以掩蔽其在华北各地的扩张。战后日本学界特别是右翼学者以“主要假想敌”以及“日苏先战”等问题展开讨论,继续强调日本注意的是苏军,并没有和中国大战的战争计划。近些年“下克上”论、“参谋支配”或“参谋制国”论流行于日本,在海峡两岸亦有相当影响力。

   直接参与1920 年代《国防方针》修订的畑俊六战后回忆道:“对多国作战,有针对俄中、美中、美英等场合的考案。”畑俊六此论指出了日本在任何方向的作战,都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毋庸置疑,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方多个文件曾将中国放在苏、美之后,列为假想敌的第三位。但是从本质上说,日本的对苏作战并非绝对优先于对华作战,而且对苏作战也必然要求稳妥控制中国东北战略基地。综合考察日军历年作战计划,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整个对外兵力部署重心与主要作战方向多为中国关内各地。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吞华北与中国内地的战争计划更为明确,例如1936 年日军制定的1937 年度(1936 年9月以后的一年间)作战计划,规定其用兵华北(含)以南的日军,由前年度的9 个师团增加到14 个师团,约占其对外用兵的三分之二。

   最关键是要从战争目标与战略总方向上做出分析与判断。日本自日俄战后的对苏战争目标,是以防备苏俄军攻击为第一目的,以扩占苏俄远东领土为第二目的,总体上可谓备战型目标;而其侵华战争规划是以侵占东北、华北广阔领土,进而征服全中国为目标,这是明显的征服型目标。日本对苏战略的备战性质与侵华战略的攻击性质,具有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观察日军战争计划的假想敌序位问题,需要全局、全程地考察其对外扩张战略决策目标,绝不能以其表面序位为准。

   鉴于二战时期东方战场与欧洲战场的紧密关联以及军国日本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者不妨对比一下日本侵华作战计划与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战争计划,例如前文提到的海狮计划、巴巴罗萨计划。从理论上不能排除日本高层制定的针对中国的该类战争计划的存在,但是迄今为止研究界尚未发现日本高层直接下达命令、要在某个时刻全面展开行动的文件。首先,必须考虑到由于盟军未能及时登陆日本本土,日本在战败之际得以焚毁大批核心机密文件,因此,绝不能说日本没有制定过类似作战计划,更不能说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发动此类作战的意愿。其次,东亚的地缘实况决定了日本不可能以岛国之兵一役而实现征服大陆中国之梦。岛国日军必须不断寻找机缘,不断累积局地优势而改善大陆战局。换言之,军国日本需要以蛇吞象的渐进方式,持续完成对分裂而贫弱之大陆中国的征服计划。

   历经三次修订的《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以及《国策基准》、历年作战计划,已经构成一整套数量庞大、部署清晰的战争规划文案体系。它们既有从宏观全局角度,也有从局部区域着眼;既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有周密的行动细节规定;既有方向性的兵力部署,也有具体的城市交通线的控制。其战争步骤,即攻击台湾、吞并琉球、合并朝鲜,逐步渐进为全面深入中国广阔内地。这部战争指导史,充分显示了战时与战前日本高层集团的好战性,而规划决策的集团性、渐进性与持续性为其战争决策的根本特征。

   这种好战性及决策特征发端于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确定以“富国强兵”政策推动“殖产兴业”等近代化需求,在效法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同时,全力发展可以用兵于海外的扩张型军事力量。

   体制上,军政与军令分离的二元结构,以及完整而周密的统帅权独立制、军令帷幄上奏制、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等诸项军政制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武家政治这一传统形态,构建了独特的军政关系,保障了军阀集团控制国家权力中枢,即日本学者所说的掌握了国家“权力核”。

   20 世纪20 年代的大正民主运动,及国际非战裁军潮流,也没能阻挡军阀势力掌控国家内外大政方针的步伐,军部专权的总体战体制确立起来。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日本的军阀政治明朗化。终于,经过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军部完全战胜政党,控制了社会政治,结束了“二重政府”局面,达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一元化政治的完全确立,即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

   研究“皇军”在国家军政大局中的地位,还要考察皇室与军队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部应对天皇负责,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日皇也是皇军之一员。日皇裕仁8 岁之前被寄养于海军中将川村纯一家中长达4 年多。裕仁8 岁进入学习院初等科学习,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担任该院院长并直接负责裕仁的教育。裕仁12 岁从学习院毕业进入御学问所学习,该学问所总裁是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东乡元帅对皇太子教育的重点也在于把他培养为一个军人”。裕仁12 岁成为太子,并任陆海军少尉军官,14 岁晋升为中尉军官。如此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日皇生活的军事化,目的在于“通过天皇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而使整个日本军国主义化”。裕仁之外,战前皇室所有男子都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这展现了军权与皇权之浑然一体,也显示了军权对天皇政治的强大作用力或曰支配力。

   日皇在国家中实际权力大小的问题,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名义上直辖于日皇的陆海军,实际上突破了诸多法规,在政治上无所约束,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中心。在天皇权威神圣光环的掩护下,军部成了明治宪政的“权力核”。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非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而是应该称之为超军国主义的极权主义。传统的军人贵族的大多数成了对希特勒展开抵抗运动的中心。”与之相对,对于近代日本国家体制的性质,他的表述是:“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这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比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

   继承了武士道的明治“皇军”,经由装配近代兵器而担负对内“镇守”职能,然后转变为以“外征”侵略为首要任务的野蛮战争机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最终失败、覆灭。借用户部良一的结论,“在近代化和发展中的非合理性与狂热主义的泛滥,这也可以说是在日本军队中发生的悖论”。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留下了永远的灾难记忆,但在学术的史实清理的基础上,可以让记忆发挥新的健康的、和平的作用,为此,学人要义无反顾地探寻并揭示历史真相,并以促进东亚地区历史和解为使命。我们希望,对于战前与战时日本的国家战争体制及其战略决策战争政策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能够更扎实地为此做一点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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