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卫民: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运用前景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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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  
第128~173页。

   [22] 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第78~84页。

   [23] 参见胡凌:“人工智能的法律想象”,《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第108~116页。

   [24] 参见吴习彧:“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可能性及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51~57、157~158页。

   [25] 何帆:“我们离‘阿尔法法官’还有多远?”,《浙江人大》2017年第5期,第47页。

   [26] 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法学》2017年第3期,第55~64页。

   [27]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载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28] 2017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参见《最高检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载http://news.jcrb.com/jxsw/201706/t20170612_176480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2017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2017年人民法院将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努力提供更多优质司法服务。参见“周强: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努力提供更多优质司法服务”,载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7/0312/c42510-2913990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29]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表示要“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大力实施警务大数据战略,大力加强科技成果运用,强化顶层设计,避免重复建设,不断提高公安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为公安事业发展进步提供有力的科技引领和信息支撑”,“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树立前瞻性的思维与眼光”。“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孟建柱提出要求郭声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7年6月21日,第4版。司法部在2017年8月联合财政部印发了《“十三五”全国司法行政科技创新规划》,对“十三五”时期司法行政科技创新作出部署。参见“司法部等部署‘十三五’时期司法行政科技创新”,载http://www.sohu.com/a/162786704_121220,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30] 参见丁国锋:“江苏‘智慧法院’建设为司法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载《法制日报》2017年3月20日,第1版。

   [31] 同上注。

   [32] 参见应雨轩、卢燕、颜敏丹:“为法官‘减负’裁判文书一键生成”,载《台州日报》2017年3月21日,第4版;周斌:“苏州法院刑案简易判决一键生成”,载《法制日报》2017年6月19日,第1版。

   [33] 参见刘子阳:“先进技术深度融合审判执行工作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智慧法院给法院插上信息化翅膀”,载《法制日报》2016年11月18日,第3版。

   [34] 参见罗书臻:“挖掘‘富矿’‘反哺’审判——运用裁判文书大数据促进司法公正的地方经验”,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日,第1版。

   [35] 参见丁国锋:“苏州法官判案,8种‘机器人’智慧平台当高参”,载http://www.legaldaily.com.cn/zfzz/content/2017-04/17/content_7108999_2.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36] 参见顾文剑:“司法大数据实践:30岁法官达到50岁法官经验水准”,载《第一财经日报》,载http://www.yicai.com/news/533722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37] 参见毛丽君:“代号‘206’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正式‘解密’”,载http://sh.eastday.com/m/20170710/u1ai107069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38] 参见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95~246页。

   [39] 张卫平:“论庭审笔录的法定化”,《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903~918页。

   [40] 关于意识形态对司法裁判影响的详细分析可参见〔美〕弗兰克•克罗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曹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41] 〔美〕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42] 参见前注[18]。

   [43] 参见〔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6页。

   [44] 这种做法还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在美国在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一案中,被告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算法的歧视,要求算法公开,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定,初审法院所依据的COMPAS系统的算法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也没有要求公开算法细节。See Jeff Larson, Surya Mattu,Lauren Kirchner and Julia Angwin, How We Analyzed the COMPAS Recidivism Algorithm,载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how-we-analyzed-the-compas-recidivism-algorith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45] 参见秦长江、侯汉清:“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37、96页。

   [46] See Nishant Kumar, How AI Will Invade Every Corner of Wall Street,载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business/2017/12/05/how-ai-will-invade-every-corner-of-wall-street,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47] 参见前注[18]。

   [48] 杨彤丹:“法律大数据是一场研究方式的革命”,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日,第2版。

   [49] 王振宇:“法律+互联网?少点套路,多点真诚”,载http://www.weixinnu.com/tag/article/2662873222,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50] 参见“面对AI,人类玩家在围棋上输了,但在星际争霸上赢了!”,载http://www.sohu.com/a/201852729_608451,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3日。

   [51] 参见前注[18]。

   [52] Edwards, Lilian and Veale, Michael, Slave to the Algorithm? Why a “Right to an Explanation” Is Probably Not the Remedy You Are Looking For (May 23,2017).16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18(2017).

   [53] 参见前注[18]。

   【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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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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