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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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侯鹏《明清时期浙江里甲体系的改造与重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薛理禹《明代中后期的人丁与丁银———以江西为例的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麦思杰《赋役关系与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区域社会的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以卫所军户制度的研究来说,自顾诚关于卫所制度的系列研究、特别是他关于明帝国两套行政管理系统的研究发表以来,陆续有不少精彩成果问世,既有关于屯田数字的讨论,也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述及不同卫所的设置和分布的研究。张金奎、彭勇、梁志胜等学者参酌前人研究,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填补空白领域方面都颇有建树。

   其中张金奎在其《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一书的系统梳理基础上,开始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讨论明代原籍军户的社会地位问题,开始跳脱出原来的制度史框架,进入实践层面的讨论,可与美国学者宋怡明讨论福建军户应对国家差役的策略相互印证。同样,邓庆平在讨论蔚州卫在清代改县后造成的资源争夺和重新配置时,把关注点从以往制度变革的泛泛而论转变为制度变化和地方民众的反弹之间的相互因应。由于卫所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因此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卫所军户如何在地化的过程,体现了新一代研究者揭示国家制度与具体人群的能动行为之间关系的努力(有关研究可参见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该文未提及的有张金奎《明代原籍军户社会地位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邓庆平《卫所与州县———明清时期蔚州基层行政体系的变迁》,《史语所集刊》第80本第2分,2009年。林昌丈《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辑。徐斌《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另外宋怡明的研究可参见MichaelSzonyi,TheArtofBeingGoverned:EverydayPoliticsinLateImperialChin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7)。

   同样的特点体现在盐法制度和法制史的研究中。前者有刘淼、陈锋、萧国亮等学者在盐运、盐税、专卖、盐官、灶户等制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近年来黄国信则把食盐专卖制度、特别是清代的专商引岸制度,放到一个区域社会里不同人群的相互博弈中去思考,使得某种划一的制度或制度变革在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这一研究取向吸引了不少学者将盐法、盐政与盐场社会和更大范围的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正如刘志伟所论,“盐场的历史,因为是王朝国家在本地社会建立的最早的控制形式,成为本地居民构建正统身份认同的历史记忆”(有关研究可参见何亚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综述》,《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此处不一一注明。另见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刘志伟《序》,黄国信、钟长永主编《珠江三角洲盐业史料汇编———盐业、城市与地方社会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盐业或盐法制度就不仅是一种物资生产与经营和国家体制,而且是具体的人活动的结果。

   后者则因新的研究视角和清代州县档案的利用变得焕然一新。在黄宗智、滋贺秀三、寺田浩明等人的观点刺激下,中国学者也不再局限于资料上的朝廷法典和对象上的法理和程序。张小也认为,应在三个方面思考法制史研究的新进路:1.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观察法的沿革;2.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观察法的位置;3.在微观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观察法的实践(《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2007年,第27页)。尽管在此时期,仍有许多研究围绕律条、程序进行,但明显有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趋向,注意律条与司法实践之间差异及断案复杂性的研究更多。特别是历史学者而并非法学学者越来越多地介入法制史研究,使得法律问题得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和重释(依然关注法学问题的法制史研究如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南京出版社,2016年。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廖斌、蒋铁初《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将法制史研究与地方社会实践相联系,或被称为“法社会史”的成果日益增多,如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陈会林《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以中国明清两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卞利《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但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和深入理解地方历史基础上的研究仍然值得期待。显然,清代法制史研究的成果数量要大大超过明代同类研究,这一是因为这时有满、汉、蒙、藏等不同法律体系这一多元性特点,二是因为清代州县档案及族谱、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大大多于明代,三是上述研究的新取向比较容易在清史研究中实现,四是诸多学者关注中国司法实践的现代转型,而这直接上承的时代是清代。

   人及其活动从来都是历史研究关注的中心,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也从不乏人物传记、思想和作品(学术、思想史)的成果,当然,帝王将相和知识精英仍然是这些研究中的主角。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些人物总是会留下远超他人的材料,他们的作为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谈到“隆庆和议”,我们无法躲开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甚至三娘子。但通过人物,我们可以对时代有新的认识,而不是先有一个既定的时代,再去研究一个人物,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研究的一个基本标准。假设已经认定某场战争是“非正义”的,那么进行战争的人就必定被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如此,除了为先定的结论寻找证据和一些细节考订之外,其实就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了。韦庆远对明代“三杨”、张居正、清代的皇商范氏的研究,就都是可以通过人物来认识时代的(《三杨与儒家政治》,《史学集刊》1988年第1期;《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田澍多年来一直对明世宗和嘉靖朝进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观点独到的论著;何龄修、杨海英长期关注明清易代时期史事,后者所研究的人物逐渐从声名显赫者转移到几乎不见经传、只是通过“壬辰倭乱”时期援朝将士的家书才得以为人所知者(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何龄修《史可法督师扬州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1998年新3、4期。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论丛》2006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另有学者涉猎人物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正如史景迁写过《中国康熙皇帝的自画像》和《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也写过《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样,我们也需要关注普通人,需要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或金兹堡《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宇宙观》这样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展示一个普通人眼中的明清易代或社会变迁。显然并不是没有材料,像姚廷遴《历年纪》那样的文献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只是在这40年中这样的成果寥寥。

   在另一方面,人及其行为不仅是我们描述的对象,更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的出发点(这一认识在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中得到充分阐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用一个略嫌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济改革起步时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如果以国家为出发点,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项国家的政策或制度,但以人及其行为为出发点,我们就知道它本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创造,后被安徽省委将其经验上报中央,才被作为统一国策推广到全国。晚明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赋役制度改革所经历的过程,几乎与此同出一辙。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开始在这个理念支配下进行一些尝试。

   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活跃的农民起义史,在近20年来的明清史领域里沉寂了,甚至没有综述愿意包括这些内容。刘志伟、罗一星等学者却非常强调黄萧养起义对于珠江三角洲社会重组的分期意义,这不仅包括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里甲制变化和宗族建构,也包括当地族群的划分(刘志伟《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春声通过潮州地方的“民”“盗”不分现象,说明嘉靖及以后时期的“倭乱”和“海盗”问题,不过是沿海地区这类现象的延续和扩展,是私人海上贸易等因素的后果,也是明清易代时期南明在岭南苟延的基础(《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黄志繁从宋代的“虔寇”、明代的傜、畲,到清代的棚、客,讨论了赣南地区长期的动荡背后的生态困境和山区开发,认为“盗寇”这种国家话语背后实际上是对人口流动和区域开发的控制过程(《“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而唐晓涛则把明中叶韩雍、王阳明等都参与处置的“大藤峡傜乱”乃至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都置于一个区域的族群发展的脉络中去重新理解(《俍傜何在:明清时期广西浔州府的族群变迁》,民族出版社,2011年)。这类研究当然不只是重提农民起义史,它们和以往的农民起义史的区别在于,后者无论怎么强调阶级矛盾的紧张,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的———农民是反抗国家的暴政,而国家又怎么去镇压他们———恰恰没有去研究那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农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被国家污名为“盗贼”,而这之后他们二者又是怎么博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体制的。

   所以,这个出发点其实不是某项研究的出发点,而应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比如在历年的清史研究综述中,我们看到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是个热点,乾嘉学术也被持续关注,都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一个是动荡时期,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时期;一个主要体现为政治和战争,一个则主要是思想与学术,二者似乎很不相同。如何走向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的研究?就前者而言,以上所举或许可以作为借鉴;就后者而论,艾尔曼对常州学派的研究、程美宝对近代广东文化的研究,以及麦哲维对学海堂的研究,在取向上也是可以参考的(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StevenMiles,TheSeaofLearning:MobilityandIdentityinNineteenthCenturyGuangzhou,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


从区域史到全球史

  

历史总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而选择何种空间尺度来进行特定研究,应该是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尽管在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史等领域,长期以来均会选择特定的空间尺度来开展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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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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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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