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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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198—222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会导致对明初中国的不同认识。

   近年来,李治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明初对元代的承继性。综合他的看法,一是肇始于元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南北关系格局为明清所延续,二是元开创的行省制这种中央—地方权力结构模式为明清所继承,三是配户当差包括军户、匠户等制度,四是贵族分封,五是南北分治,六是对边疆的直接管理,还有像纸币的推行等,都体现了元与明初在政策、制度层面的连续性。总的来说,他认为明初的政策与宋元对江南的政策背道而驰,而把元代对北方的政策向全国推广,直至明中后期的变革才复归原来的“江南”轨道(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但李新峰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回顾了李治安的上述观点以及赵世瑜、葛兆光分别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讨论金元或宋元与明朝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从地缘格局、制度来源、变化趋势三个方面论证了元明国家的不同,又正面申论明初统治者践行的新改革,最终认为元明之间的变革要大于宋元和明清之间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北族的“入侵”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破坏,而且使此后的发展出现长期停滞(可参见赵世瑜《从明清史看宋元史———倡导一种“连续递进”的思考方法》,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三联书店,2008年,第219—250页;《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这样的看法体现在后一个问题,即清军入关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如何的问题上,直到最初几届全国清史讨论会上,清政权入主中原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仍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清初战乱平息之后,统治者基本承袭了明朝的统治方式和管理体制,比如在国家机器方面,明朝中央的内阁和六部制度,地方从省、府、州县到基层管理体系依然延续,关外带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八旗旗主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参见孙文良《论清初统治的因革与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杨珍《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学苑出版社,2013年)。在赋役征收方面,雍正朝普遍推行的摊丁入地(樊树志《“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刘志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以及此后在各地出现的顺庄编里或粮户归宗(刘永华、郑榕《清初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改革———来自闽南的例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徐枫《清前期赋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都是明代中后期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财税制度改革的继续。在边疆族群方面,晚明开始的“改土归流”也在雍正以后陆续展开(参见李世愉《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在社会经济方面,在康熙后期渐次恢复的农业和工商业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发展,收复台湾后,海禁复弛,重回隆庆开海的局面,事实上,即使在清初海禁时期,海上“走私”贸易也并未停止过。魏斐德关于“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延伸入民国时期”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魏斐德《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刘志伟、陈春声在提到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为何以“一条鞭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认为,梁方仲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田赋制度依然延续着“一条鞭法”的基本架构,才决定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切入点(见刘志伟、陈春声《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这样的认识在美国“新清史”(“新清史”得名于下书:NewQingImperialHistory:TheMakingofInnerAsianEmpireatQingChengde,JamesMillward,RuthDunnell,MarkElliot,PhilippeForēt,ed.,Routledge,2004)兴起之后受到了质疑。虽然学术界的争论聚焦在清军入关之后是否“汉化”的问题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汉化”的立场似乎表明某种连续性,而强调清朝的满洲“族群性”则表明与明朝统治方式的断裂。当然,在断裂的意义上,“新清史”关于清朝统治独特性的看法与前述主张满洲入关对中国社会造成破坏的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它强调的是清朝的内亚性,即清朝的“内亚帝国”性质,使清时期的中国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内亚地区完成了有效管辖。也就是说,清所体现出的与明的断裂,不仅没有带来倒退,反而带来了发展,至少是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这样,对明清的连续与断裂的讨论就发生了变化。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曾在承德召开中英通使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大多对与会的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击》(三联书店,1993年)一书对清朝的评价持不同意见,而这正是米华健在其主编的《新清帝国史》(London:Routledge,2004)一书“导论”中阐明的观点。

   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在近10余年中异常热烈,其中既有大量非学术的因素,也存在一些误解。“新清史”对“汉化论”的否定在于以往清史研究过于强调“清承明制”,较少看到清史上满洲特性或“内亚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反对者或重申汉人传统或明朝制度对清的重大影响,或指出以往的清史研究也并未忽视对我国蒙古、新疆、青藏地区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强调的清朝与明朝的差异性,更多是指他们在天下观、夷夏观,以及治理方式上的不同,它并未拒绝承认清代与明代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上的连续性。对于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界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探讨对于我们认识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必定有所启示。


国家·社会·人

  

   近40年的明清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学术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法制史、人物研究等领域继续蓬勃发展以外,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环境史、科技史、艺术史、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等不同研究视角也异军突起,使明清史研究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是其他断代史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是受惠于明清时期的材料大大多于前代,由于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和观念更新,新材料被不断发掘、整理和利用,使这些方面的研究得以开展;二是因为明清时期整个世界历史也在剧烈变动,中外联系比之前更为密切,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研究者对明清历史上的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重新审视。

   本文不拟对以国家、社会、人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诸多研究成果进行概述,而试图区分以国家、社会、人或人群为研究出发点的不同研究,因为有不少研究虽然以社会、人为具体的对象,但仍然是以比较抽象的国家为出发点,而也有一些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国家制度,但却以活生生的、能动的人及其实践行为为出发点,这两类研究实际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立场和历史认识取向。

明清国家的各项制度一直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明史研究而言,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渐趋成型的内阁体制成为讨论的热点,从关文发和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到从不同侧面展开讨论的论文,都意在说明明代中央集权的加强或皇权的强化;而就清史而论,无论是关于满洲旧制如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研究,还是有关新创的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研究,大体上亦不出这一共识(例如,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这一时期,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也有不少成果,如柏桦、何朝晖、吴吉远、魏光奇、胡恒等都有专书出版,另外也有文章讨论督抚制度、巡检司制度等(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表明研究重点从国家的制度设计向权力的运作转移。有些学者利用政治学的概念,从权力的机制、关系、运行等方面重新加以梳理(如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另一些学者则转而关注制度创设背后的人或人群的活动,比如谢湜对太仓州设置的研究,认为其创设出于州、卫、县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官员之间的争斗;另如冯贤亮把江南州县的行政行为置于社会不同方面,如税收、灾荒、盗匪等问题中去考察;再如胡铁球对明清歇家的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非正式组织”。这就是邓小南所倡导的“活的制度史”(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这样的转变同样发生在其他制度史研究中,比如在赋役制度、卫所军户制度、盐法制度和法制史的研究领域,变化就颇为明显。以赋役制度及相关的户籍、基层组织的研究来说,自傅衣凌、梁方仲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以来,利用各种册籍、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已经开始揭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和地方起源,较早有栾成显基于徽州文书、陈支平利用福建契约文书、刘志伟利用广东地方志进行的出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近年来杨国安对两湖地区、叶锦花对福建泉州的盐场地区、黄忠鑫对徽州地区、万明和侯鹏对浙江地区、薛理禹对江西地区、麦思杰对广西右江地区的研究,利用了更为丰富的地方民间文献,使我们对地方民众的实践如何与国家制度形成互动并最终影响了国家制度的转变,有了更为多元的认识(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叶锦花《户籍制度与赋役需求及其规避———明初泉州盐场地区多重户籍现象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黄忠鑫《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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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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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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