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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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1993年该文译成中文发表,而1994年在西安举行的第五届社会史年会,也以“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为主题,一些明清史学者亦在会上被称为“田野派”。正像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这样的研究走向除了各自国家的学术传统以外,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各国学界都产生了影响(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这一方面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明清史学者与世界各国的同行一样,都受惠于国际史学的一些新途径、新方法;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共性,各国学者之间建立了更密切、更频繁的学术联系,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长期稳定的合作。

   在同样的学术思潮和战后“区域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的明清史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向。在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风靡一时之后,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另一本书,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柯文在书中提到并推崇的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罗友枝《清代中国的教育与民众识字率》、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端教派》、韩书瑞《中国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魏斐德《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等著作,代表了与上一代学者(费正清等)不同的“中国中心”取向,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不仅引发了他们在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而且也在自己的研究中与之讨论。

   由于理念、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启发性,大量海外明清史著作得到译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与明清史有关的著作不下20种。另一套大规模的译著是国家清史工程推出的《清史编译丛刊》,包括史料性质的著作和今人学术论著已出版近70种,加上其他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明清史译著(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其数量和影响力是其他断代史无法比拟的。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外明清史学者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即开始超越那种在学术会议上各自宣读论文然后互不相干的层次,出现真正平等的共同研究,且研究成果为海外学者广泛征引。如在明清经济史领域里的李伯重(其代表作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他关于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水平的看法,为彭慕兰、王国斌等人接受,故被视为美国“加州学派”的一员。在另一本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的论文集中,他也是唯一的中国作者(LiBozhong,“WasTherea‘FourteenthCenturyTurningPoint’?Population,Land,Technology,and FarmManagement”,inPaul J.SmithandRichardvonGlahn,ed.,TheSong-Yuan-MingTransitioninChineseHistory,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3)。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6卷本《中亚文明史》(ChahryarAdleandIrfanHabib,ed.,HistoryofCivilizationsofCentralAsia,vol.V,UNESCOPublishing,2003)的作者队伍中,包括了一些中国学者,如第5卷中的马大正、刘正寅等。

   正因为有这样双重的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近40年来已无法彻底把国内学者的讨论与海外学者的讨论分离开来,相互之间有借鉴、启发,也有商榷、争论,这说明明清史研究已经国际化,无论哪方无视这一点,都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变迁与连续性

  

   历史学者绝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为饾饤之学,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脉动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明清史学者来说,就是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以前热烈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稍后讨论的“现代化”问题,都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日本学者讨论的“近世”与“近代”问题、美国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概括从“帝国晚期”(lateimperialperiod)变到“早期现代”(earlymodern),同样是这种关注的反映。

   在这40年中,中外学者们对16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形成共识,这一共识显然是接续了此前对明朝嘉万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大多并未急于给这种变化定性。20世纪80—90年代,对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热点,包括区域性商帮、会馆、市镇经济的研究成果迭出。80年代初,叶显恩接连发表有关徽商的论文(《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陈学文出版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后又有《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书出版。同时,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工商业领域的研究、张正明的晋商研究、张海鹏和王振忠的徽商研究、许檀的山东商品经济研究等接连问世(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范金民、罗仑《洞庭商帮》,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正明《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与此相关的,是大量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出现,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相当详细的梳理和概括,此处不再赘述(可参见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没有陷入沉寂,而是继续细化、深化,并向北方和边疆地区拓展(可参见林枫、孙杰《关于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林雨薇《明清市镇研究综述(2001—2013)》,《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5期)。

   对这样一种社会变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赵轶峰给明清社会定义为“帝制农商社会”,呈现出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李伯重前引书将16世纪50年代以降江南地区的经济变化,称之为“早期工业化”,他认为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同样属于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斯密型成长”,而且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这种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尽管并不一定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他的估计与黄宗智的看法不同,后者认为是人口压力造成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导致了明清工商业经济的活跃,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对此,明清经济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过密化”为题的讨论文章约有40篇之多。尽管学者们对黄宗智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实证数据各有褒贬,但多认可他与彭慕兰一样,力图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摆脱出来,努力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去理解中国式发展道路(可参见叶茂《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一个清晰确定的结论,但显然比过去的研究进了一步,对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对明清社会变化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以经济变化为全部出发点,也有学者概括了晚明社会的11个特征,并据此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27页)。

   但我认为16世纪前后这场变化在这40年讨论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讨论已经绝不仅仅限于以生产力为核心的问题。当然,经济领域的问题仍然重要,但人们比此前更关注市场的问题和制度变化的问题。如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自全汉昇等开始关注以来,近年来又随着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译介而引发学者们的热议,进而转入对财政体制转变的深入思考(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当然这个问题必然与海外贸易有关,不过传统的海外贸易史研究或走向东南沿海地方社会自身发展脉络的挖掘,或走向一个海洋史的宏观框架,这就把中国的这场变化置于16世纪开始的全球性变革过程中去思考,同时又赋予这场宏观的运动微观的地方性视角(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同样的关注也跳出了江南和东南沿海的范围,向长城沿线扩展,甚至将国家的边略视为对这一全球性社会变动的因应(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样一场社会变化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必然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实践中,而近年来这类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日益增多(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三联书店,2015年)。

   正是由于人们对晚明发生的社会变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必然引发对另外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是在这些变化发生前的明初社会是怎样的?二是明清更迭之后,这些变化是中止了还是一直延续?

前一个问题并不是明史学界率先提出来的。学界曾大多认为,明初是个政治专制、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的时代,这种认识既与吴晗的《朱元璋传》以来的政治批判有关,也与前述对明中后期出现新变化的讨论有关;前者因现实政治的原因对于明初的诸多事件和制度大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后者因对后期新变化的肯定而必然导致对前期历史的消极评价。然而,当唐宋史学界大多认可唐中叶以降至北宋中国社会发生了社会转型时,一些学者追问:在这两次社会转型之间的南宋至明中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两次转型是什么关系?其结果就是前引史乐民、万志英主编的那本《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这300多年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唐宋变革延伸到明清变革的,换句话说,是强调历史连续性的。而持异议者如萧启庆则认为金元时期中国北方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在两次转型之间存在断裂(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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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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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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