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贝德士文献》述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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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因为,贝德士对“中国处境”(Chinese Context)的发掘乃是社会文化的深层,并非侧重于浅层的表象。即令是1920年以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贝德士也有意省略了对于事件本身的陈述,所侧重的乃是事件对于基督教的具体影响以及教会内部的反应与自我调适。

  

   此外,我还非常欣赏贝德士在一份备忘录中为自己提出的两项创意:(1)“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视线。”(2)“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的与跨文化的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包括帝国主义的成见与亚洲人及发达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在大约30年以前即已提出这样的高见卓识,应该成为我们现今撰写中国基督教史的追求目标。

  

   四、永远的遗憾

  

   根据贝德士自己的回忆,编撰中国基督教史的想法与研究始于1955年,但直至1965年退休后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1973年7月28日,他在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透露若干晚年埋头写作的艰辛:

  

   我目前的工作仍集中于过去所研究的时间段:清末20年间的社会形势及发展趋向。我尽量运用中文资料,以新颖的视角来修订传教士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那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20年以及其后,而这些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因为以往的研究只注重1860~1890年和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secular nationalism)。我仍觉得我对1900至1950年这段历史的研究富有成果。

  

   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奋斗,我仍缓慢而艰难地从丰富的笔记资料中获得素材,有些不是很连续,然后写成初稿。起码在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中,通过以前的写作取得一点成绩,现在处于松散聚合的中间阶段。我可以写出一份真正的草稿,这的确也十分必要。1937年至1950年这些历史,也许是1911年到1937年,我可以压缩一些事件进程,整个工作在笔记方面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正在按计划进行工作,我用了10天的时间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去卡罗来纳山度假,其余没有什么别的事打断我。

  

   这一年他已经76岁,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力也相当充沛。他充满信心,生活规律,潜心撰著,而热心助人,特别是关切年轻学者,依然如故。但人事天心两相连,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他终于走到人生尽头。正如他的亲密友人富兰克林?吴不胜惋惜地回忆:“贝德士教授出乎意料地死于1978年10月。我负责清理他在神学院四楼塞满书籍的研究室,记得是在一个下午到了那里。他的手稿——旧的、修改的和新写的——塞满档案柜的好几格。有许多较小的盒子,装着经过他仔细注释过的文献、笔记与摘录。好几个纸箱装着已经分类过的文件。桌上堆着他最近撰写的书稿,置于纸张上面的是半截铅笔,好像是表示‘出去走走,马上就回来’。”大概贝德士也从未想到自己会这样匆匆而去。

  

   人们很难理解,以贝德士那样渊博的学识,工作的勤奋,以及MRL那样丰富的文献收藏,为什么历经13年之久还未能初步完成这部学术专著?

  

   一言以蔽之:力不从心。心太高、太大,老人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又未能有计划地合理使用。

  

   贝德士习惯于个人独自写作,直到1973年才聘用两位临时助手,但主要也只限于打字或协助查找与核对部分文献。前面已经说过,绝大部分资料都是贝德士自己搜集、整理、分类、注释,为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贝德士的最大失误是缺少一个周密而可行的编撰计划,他为资料花费的时间太多,而留给撰稿的时间显然不足。资料搜集是一个无底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界定与时间分配。贝德士所面对的不仅是卷帙浩繁的文献,还有许多重要课题的社会调查,如中国基督徒重要人物名录征集核实等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

  

   贝德士在学术交往上一贯以助人为乐,这本来是一个优秀基督教学者应有的品格,但如果为此而毫无节制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则必然会严重冲击自己的主体工作。M. O. William曾把贝德士晚年的工作归纳为3项:(1)积极参与纽约和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与其他活动;(2)为难以数计的博士候选人与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作者热心提供咨询;(3)为自己的巨著搜集资料与编撰工作。人们不难发现,前两项占去贝德士大部分宝贵时间。

  

   贝德士的热心助人已是有口皆碑。例如,鲍引登(C. L. Boynton)把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一批宝贵资料送给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贝德士立即义不容辞地应邀前往整理。各种各样求教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例如有篇文章发表在某家刊物的哪一期?某位孤身前往中国的传教士的续弦太太的名字?以及在清理图书馆收藏的档案随时发现的问题等。他不仅是来信必复,而且答复得极为认真负责。有个年轻学者正在撰写有关美国教会的执事派遣问题的博士论文,贝德士给他的回信竟有11页之多。本来贝德士自己也可以就此写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

  

   更为圈内学者传为美谈的故事,应是1977年德国年轻学者古爱华写信向贝德士求教:“赵紫宸究竟于何时何校接受何种博士学位?”贝德士立即查阅Frank W. Price(毕范宇)的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中国重新发现其西部》),并参考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的有关记述,获知赵于194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于是他又写信向普大注册部门查询,并得到该校1947年的一期Princeton Alumini Weekly的复印本。赵紫宸的大名赫然见于1947年6月该校200周年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名单之中,并注明赵此前已经获得博士学位。贝德士一鼓作气穷究不已,通过赵紫宸的儿子获悉赵是在1930年左右由东吴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但贝德士仍不愿到此为止,直至看到南方美以美会会刊《教会之声》1927年6月号的复印本,上面载有赵紫宸的照片,是被东吴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的四个中国人之一,而这正好是东吴大学建校25周年。贝德士这才给古爱华写信正式告知结论并赠给全部复印文献,他俩之间的来往信件至今仍然收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贝德士虽然未能完成生前的宏愿,但他的劳绩毕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首先,在那些零碎片断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他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许多深刻理念;如果把这些理论与他多次起草并不断修订的提纲(虽然并非完整)与部分书稿结合起来研究,不难发现他对1900~1950年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活动史的总体构思。其视野之广阔、观察之细微与态度之严谨,都足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其次,更为可贵的是他在13年期间勤奋搜集积累的大量资料与索引,可以为我们现今编纂中华基督教史提供许多重要文献的线索。特别是他复印的那些书刊,现今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图书馆已经很难发现,虽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贝德士遗留的信件甚多,其中有两类亦需加以注意:一是有关人士提供的书刊目录;一是为核实某人基督徒身份或其他相关事项的调查问卷及复函。例如,仅为澄清蒋经国、蒋纬国兄弟是否基督徒一事,他即曾向国外多位友人通信查询,可见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对于贝德士的宏大遗稿,纽约协和神学院及相关学术界都极为重视。该院迅即成立专门的清理与研究班子,由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富兰克林?吴牵头,M. O. William具体运作,虽片纸只字也不轻易言弃,终于分类清理就绪。这是一项极为繁杂、艰巨而又必须过细的工作,清理班子不负重望,终于在1983年秋天完成任务。其成果便是1984年,亦即贝德士逝世六年以后,由NCCCUSA编辑出版的《贝德士手稿选辑》(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earle Bates)。此书包括四个部分:(1)由富兰克林?吴撰写的深情而且深刻的序言;(2)由William,Jr.编撰的《贝德士:〈基督教奋进在中国社会〉介绍》;(3)由年轻才俊孟心湉精心撰写的贝德士书稿提要;(4)史茉莉编写的《贝德士文献登记纲要》。应该说,这已经为贝德士遗著的进一步研究、整合、补充、编辑、出版,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与极大的方便。正如吴所说:“孟心湉小姐成功地将贝德士数以千计的手稿压缩到100多页。只要认真阅读便可对1890~1950期间基督徒在中国的奋进获致一个轮廓的印象。William博士对大纲与实际内容的比较具体的介绍,将进一步帮助作者知道如何查阅这些资料。”

  

   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认真阅读过《集粹》,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贝德士的手稿,哪怕是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在全球都弥漫着急功近利迷雾的现今,有多少人甘于寂寞,以许多年的岁月埋首于这堆积如山的故纸堆?我苦于早已与贝德士老师失去联系,及至1979年首次访美,老师已经逝世经年,而遗留文献尚未及整理完毕,无从对外公开。我最早得以检阅贝德士文献是在1988年,但当时仍在校长任内,研究时间极其有限,而注意力仅限于南京安全区相关档案。1991年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但主要任务还是搜集并复核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文献,而回国后又花多年时间整理、编辑、出版这批珍贵资料。早在1990~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未尝没有整理贝德士遗著的宏图大愿,但苦于当时繁重的教学与交流工作,面对这卷帙浩繁的文献宝藏,也只能知难而退。当时,我已经与贝德士的儿子Robert Bates取得联系,他和他的家族都殷切寄望于我整理其父遗稿,最好是撰写一本翔实的传记。甚至在我1994年回国以后,他们仍然不断寄来大批贝德士生前发表过的各类文章。

  

   非常惭愧,一晃又过去20多年。作为我早先安排的“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的成果,仍然限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而贝德士文献的主体部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与编纂,我的整理与探索工作还仅仅是开始着手。幸好我们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都对这一课题显示出浓厚兴趣,有的已经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可谓后继尚属有人。但兹事体大,贝德士的遗稿涉及时间很长、空间极大,而内容又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决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恳切期望有更多有志之士惠予援手,关心支持乃至参与我们正在从事的艰难工作,这就是我借《澳门理工学报》发表此文的本意。

  

  

附记:

   对于贝德士来说,他的最大遗憾可能是未能在生前重返南京,看看昔时的金陵校园与过去的同事及学生。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即2007年12月中旬,他的儿子Robert带领一家十来口人,远渡重洋专程来金陵这片热土寻根,与南京人民一起缅怀父亲,共同祝愿世界和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现代快报》于2007年12月31日发表《我的父亲曾救护很多难民》长篇报道,记述了此次访问期间的许多感人情景。

   2011年11月28日,Robert在辛亥百年一系列盛大纪念活动基本结束之际,热情地给我发来电子信并附以《现代快报》的报道及其英文译稿。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时,他细看有关贝德士的展板,发现用的是中文音译名字“贝茨”,便向馆方建议,他们全家人都认为应该用“贝德士”中文原名。他强调说:“大家都知道他叫贝德士,这才是他的大名。”我也觉得纪念馆展板应该做相应的更正。

   他在信上说,已经收到我的著作,可惜他看不懂中文,不过大女儿回家过圣诞节时认真读过,她能够阅读中文书。他还说但愿在哪一天,能够与我坐在一起敞怀长谈,我也有同样的期盼。但能否实现呢?彼此都是八十以上高龄,但大家同有这个梦,毕竟已足以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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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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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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