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贝德士文献》述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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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而给年轻学者的论文复函(包括学位论文审阅意见)之多更难以数计。

  

   在这10多年中,贝德士为自己的著作做了大量资料工作。根据其亲密同事W. O. William整理遗稿结果,可以概述如下。

  

   1. 花费10个夏天和整整7年时间,为几千种书籍、文章、宣传品制作索引卡片,并简要提示其价值或预期增长的价值。

   2. 为全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教会年鉴》(Chinese Mission Yearbook, 1910-1972)、《教会国际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1890-1939)、《中华基督教会年鉴》(The Chinese Church Yearbook,1912-1937,中文版)、中国和世界主要相关会议文献、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13-1921)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2-1950)的各类文件,还有其他约200种文献(包括中文),部分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的著作,中文期刊选录,各个教会、团体、机构的历史,许多学位论文与学术文章,未刊文稿选录,信件与口述历史抄件,做了大量索引或笔记。

   3. 在广搜博采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贝德士还初步草拟了按时期区分的撰写纲要:(1)世纪交替期间教会在中国的奋斗,1890~1906(131页);(2)基督教活跃的进展与传统中国的年轻教会,1907~1922(603页);(3)中国基督教社区的成长,在一个民族蹒跚于危机中的教会参与,1922~1937(1882页);(4)在战争与革命浪潮中的事工及幸存,1937~1950(648页);(5)回顾与诠释,1950年及其以后(20页)。这批手稿总共3284页,而且他在临终前还把第一时期(1890~1906)的纲要草稿加以修改(亦有474页之多)。

  

   应该说明,以上这些浩繁的准备工作,都是这位老人独自完成的。直到1973年3月,贝德士经由费正清从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获取5000美元资助,才雇用了一个全职打字员与一个兼职研究助理。所谓兼职,即每周工作10小时,仅限于协助到图书馆查询并核对资料。

  

   贝德士非常尊重耶鲁大学赖特烈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并且认为自己的工作乃是前者的继续。赖特烈于1968年病逝。第二年7月,贝德士在《国际教会评论》上发表《基督教的史学家,基督教史的撰述者——纪念赖特烈,1884~1968》一文,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崇高品格与学术贡献做了详尽的评介。他强调指出:“没有人比赖特烈为研究与记述基督教做得更多,他为基督教事工贡献之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计量。”赖特烈是一位多产作家,其著作销售量据说已逾一百万册。其中,贝德士特别推重:1929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in China,共930页),评语是“40年来在任何语言中未经总体更动、修订或扩充”;1953年出版的《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共1516页),评语是“在这里,教会史——制度、领袖、观念——已被延展到世界各地,并与人文环境全方位的互动”;1937~1945年陆续出版的《基督教传播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评语是“不仅为我们所熟悉而且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此外还有1946年出版的《远东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1964年已出至第4版,评语是:“在唤醒美国人关注远东生活方面,还没有其他学者产生如此巨大影响。”

  

   当然,赖特烈本人并非认为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他在《中国基督教史》的序言中说:“作者是一个西方人,在教会生活中或许不能把中国人作为他们的一个部分给以足够注意。同时他也不可能进入中国人的宗教经验并给以完满的理解。因此,有意地把此书取名为《在华基督教差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而不是《中国基督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期望将来会有某位中国学者从后面的角度叙述这段历史。”此外,赖特烈史料征引的局限与编纂体例的缺失,也是很明显的。

  

   贝德士晚年所做的工作确实是赖特烈中国基督教史编纂的继续。他除了将历史时段的下限从1926年延伸到1950年以外,还刻意把上限定为1900年,因为这50年乃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半个世纪。他给费正清的信明确指出:“不要太集中于研究19世纪的早期新教差会,而对20世纪的差会活动极少涉及。可以肯定,1890年以后差会在范围和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以往。”同时,贝德士还强调宏观研究和视野宽阔,他讽刺有些就事论事的论文,“几乎成了一个世纪庞杂而变幻的背景中的地区快照”。当然,他并非完全否定“地区快照”,而是要求“把快照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和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他坦率地说:“我总是试图从整体上来理解基督教事业,包括它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这使我十分反感某些世俗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对史实生吞活剥,以漠然而消极的态度从整体的史实中抽取一些零碎的内容编成较为圆通的历史。”

  

   贝德士曾在5页纸的备忘录上,具体表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第一,建立一部实录,尽可能不仅从新教徒奋进自身的内部,而且运用经过严格审视过的实际标准、外在因素与判断。

   第二,提供具有参考性见解的陈述,或可有助于对于过程与前景、基督教与世俗的专门研究。……阅读公众,特别是教师,需要对于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通盘图景,借以理解与评价社会科学家为了自己专业意图而掌握与展示的断片。

   第三,为我们自己专业归属的领域适度贡献若干历史框架。(a)对于世界基督教史中的中国因素,对于人类经验中的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社区的全面了解。(b)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可靠视点。(c)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与各种文化之间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

  

   由上可知,贝德士的撰述不仅限于继续赖特烈的工作,而且是颇思有所扩充,有所延展,有所革新,有所超越。M. O. William曾为此总结说:“这里不是‘差会’的历史或是‘教派’与‘教会事业’的历史,尽管包括了所有的它们;这部著作囊括‘基督徒奋进’的整体——外国的与中国的组合成更甚于人类的努力。这是在‘中国社会’之内;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关系纷繁的民众之中,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承续之中,以及他们所曾经过的事件之中。”

  

   贝德士曾经写过一份名为“关于分期问题与材料组织”的备忘录,实际上就是他为自己设定的编纂工作的导向。

  

   贝德士最初认为,大体上按10年划分时期最便于组织材料与表述历史,但经过反复思考终于确定如此主要分期方案:1895~1907; 1907~1922; 1922~1937; 1937~1950。他强调说:“我们不想利用某个现成的历史年历的分期,然后把基督教与中国的史事强塞进去。”所以,他没有用1911及1912或1928作为分期标志,因为,从帝制到共和以及国民政府的建立,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运动的重大变化或与此相应的变化。他择取1907年作为分期标志,因为“1907年的100周年会议(Centenary Conference),以及有关它的信息的聚集,标志着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其后一个重大转捩点则是1922年,因为“1922年以后,直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在基督教内部没有一个(堪称)决定性变化的单个年代(single year)”。

  

   由此可见,贝德士对于历史时期的划分,着重考虑的乃是如何以基督教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主要依据。当然,他同时也注意外在环境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所以明确指出:“草拟大纲必须提供基督徒努力的连续阶段,每一阶段都充满复杂的活动与问题,并且表现中国背景的繁复变化。时期的选择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试图发现基督徒表露的各种明显特征,以及奋进于其间并且为之而奋进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贝德士在确定分期大纲以后,还为各个时期拟订了相对统一的“组织材料与草稿的试用标题”,兹抄录如下。

   A. 国家情境,基督徒奋进其间

   1. 社会,政府,法律

   2. 思潮,教育

   3. 宗教

   B. 基督徒的奋进,做什么?

   1. 纵观,合作,联合

   2. 教会,自立(Self Reliance)

   3. 差会

   4. 宗旨,政策,适应,交往,社会—伦理关系

   5. 神学与基督教思潮,与中国宗教的关系

   6. 计划,方法,妇女,边境,部落

   7. 福音主义,革新

   8. 宗教教育,主日学校,神职人员培训

   9. (世俗)教育,学院,大学

   10. 事工:医药,社会,男女青年会

   11. 圣经,文学

   12. 中国基督教社区,领袖人物

   13. 外交关系:传教士,派遣地,中国的报告与陈述

   14. 天主教徒

   15. 其他,分类

   C. 概要解析

  

大约是在1975年3月以后,贝德士依据自己初步拟订的提纲,开始试写了一部分粗略草稿。根据这些初拟提纲与试写草稿,人们不难发现,与赖特烈早先出版的有关著作相比较,贝德士未完成的书稿有若干明显特点:(1)时间延伸了20多年(1926~1950);(2)参考与征引的资料,无论从种类、数量还是从史料价值而言,都远远超过赖书;(3)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实际上相当重视“中国因素”,即贝德士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适当了解中国的背景与人文环境,或者是基督徒生活、工作于其间的事实。这种中国的人文及整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基督教事业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对抗,而且是持续影响,有时竟压倒了有形的差会与教会。它是巨大的、复杂的、多变的……”孟心湉也指出:“贝德士的目的,是把这段历史植根于中国背景,其结果便是给来自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情况乃至中国基督徒话语的各种论据以更大篇幅。”但她批评贝德士的记述“更多地覆盖基督徒,而不是中国的国家环境。中国政治史没有充分包括在内,特别是1920年以后”。这却是某种误解,甚至是认识的肤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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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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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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