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继磊:试论易经与先秦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5 次 更新时间:2018-04-25 0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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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继磊  

  

   如果说上面的阐释为已经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渊源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可能的话,那么先秦时期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延续性则为这种渊源关系提供了一种客观条件。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实情形不无密切关系。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最早一个大变动时代。在经济上,春秋以后,铁器逐渐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也开始普遍推广,这使得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有的思想无法为这些棘手的现实问题提供足够有效的理论阐释,建立在既有思想之上的制度体系也无法提供解决这些新难题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所说的“礼崩乐毁”的时代。“礼崩乐毁”的后果导致传统的核心经济制度井田制被破坏,核心人际关系制度礼制衰落,核心政治制度分封制瓦解,周王权旁落。因此,不论是儒家、道家、墨家,还是法家,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不同的建议和方案。而周朝《易经》却是周朝时期的核心思想的结晶,因此,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法家同样是为了挽救当时失序的社会而对《易经》思想的某种修正,因而不可能离开当时的特定时空以及《易经》的影响的。

  

   当然,法家所提出的具体方略与其它诸子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如儒家认为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周礼的摈弃而造成的,因此只要“克己复礼”就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于是儒家代表孔子再此判断的指引下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并构建了儒家法律思想体系;而道家则将种种社会问题归结为人的过多欲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的过多作为,在此基础上道家代表老子提出了“静”、“虚”“无欲”、“无为”、“无为而治”等观点,构建了其《道德经》理论大厦;而墨家则通过倡导“兼爱”、“非攻”来结束当时的失序社会状态,并提倡“交相利”等经济理论来发展生产。如果说儒家是对周代以来的礼制报有理想的保守主义的话,将中国社会理想推溯至三皇五帝之前的“小国寡民”时期充满纯朴、无欲的原始末期社会则是更为保守主义思想,墨家却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苍白而无奈的劝导。相比之下,法家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对过去的思想与体制不报有太多幻想,而是必须针对当时现实社会提出的一种修正思想。但是,这种差异的背后却有着建立在相同的社会现实之上的相同目标,都是为了结束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先秦儒家等思想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对周之《易经》的继承和发展的话,而先秦法家思想同样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因而这也为其与《易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二)这一问题被鲜为关注的原因分析

  

   然而,疑问是,秦亡之后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对于易经与先秦法家之间是否存在渊源这一问题为何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研究呢?而且就笔者阅读的文献来看,近些年来,易学虽然日益成为显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易经与先秦法家之间的渊源问题为何依然没有进入到学界的视野呢?笔者认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长期鲜为关注并非意味着它就是一个伪问题,而造成这种局面是由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的。

  

   1.作为官学之学的儒家对法家本身的偏见是导致此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

  

   一如我们所知,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逐渐成为了官方主导学说。其他学派相比,儒学传播与研究获得了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这种高度一元的政治局面也导致了高度一元的文化思维。特别是科举制确立以来,儒家经典成为了选拔官吏制度的唯一标准。于是,唯有儒学高,万般皆下品的文化传统日益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此情形下,法家思想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法”主要成为了律、刑等,失去了神圣与权威,完全为了维护儒学及其制度架构下的充满恐怖、杀戮的暴力工具。尽管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法家的诸多理念,但是儒家思想却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一直抱有偏见,进行抨击与批判。如汉著名历史学家司法迁在《商君列传》中如实地纪录了商鞅变法这一历史风云面貌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他又从儒家的道德尺度对商鞅的道德品质和人格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刻画了商鞅严酷少恩、贪功名富贵、狡诈多变的性格特征。而且司马迁还设置了赵良这个带有儒家色彩的人物,以赵良之口大段地批评商鞅的弱点:指责商鞅不实行德治而用严刑酷法残害人民等。赵良之言竟占了整个传记的三分之一篇幅,可见司马迁的用心了。而且商君被诬谋反逃到关下则充满了文学想象色彩而缺乏历史真实性④。可见,司马迁这种历史标准与儒家道德标准的二元评价中充满了矛盾,这可能有其特殊的遭遇有关,但与其儒家的评价标准也不无关系。另外,汉代的儒家思想家为建立在秦亡基础上汉政权提供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把秦的速亡归咎于法家思想。而实际上将秦王朝迅速崩溃完全归结于法家思想至少是不全面,不公正,不客观的。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如有论者就认为秦灭亡至少与其统治者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所选择的消极的财政等政策不当不无关系〔9〕132。

  

   因此,由于长期以来儒学对易经的传承关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若研究易经与法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有损于儒学的身份的正统性,是对儒家思想及其创始人孔子的不敬。这也导致了后人对法家与儒家的距离故意被扩大,而忘却了两者的渊源关系。钱穆先生曾说,人尽谓法家源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进一步揭示了儒家与法家之间的渊源:“自商鞅变法相秦孝公而秦以强,秦人世守其法,是秦先世所用者,商鞅之法也。始皇并天下,专任刑法,以刻削毋仁恩和义为宗旨,而未尽变秦先世之法。是始皇之所用者,亦商鞅之法也。鞅之法,受之李悝之法,撰次诸国,岂遂无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10〕16。而且,研究这一问题与当时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功利主义学术主流是不相符的。自然,长期不予关注这一问题就具有了解释的合理性了。

  

   2.西学东渐一来学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导致对这一问题不意识的近因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中华文明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这一局面在清末却无奈地被打破,从此中国不得不开始西学东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体系与秩序不得不面临着解体。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是,易经与法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问题为何依然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呢?

  

   中国传统的思维与智慧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却束手无策。这是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在西方异域文化模式面前的节节败退使得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模式,导致了清末在内忧外患下不得不将传统文化模式终结。之后的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将矛头指向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整个思维体系。一方面当时知识阶层更多的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为参照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进行的批判,另一方面就儒家与法家尊卑关系而言,这些知识阶层并没有摆脱中国长期形成的儒为尊、法为卑的固有认识。这导致了关注这个问题既没有意义,也不意识。

  

   3.西方主导的思维范式是导致近现代学者对此问题不关注的深层原因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阶层经历了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自我认知,即从对西方知识与思维模式的被迫接受到自我认同的过程。这渐渐导致了中国人无意识地以西方特定时空下形成的知识传统与思维模式作为分析、阐释中国问题的思维范式⑤。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法学界就是,用西方的法学理念为参照来分析、反思、批判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这当然包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批判了。这种思维范式导致的后果就是对西方的文化及思维模式失去了反思、批判的能力与意识。在此思维范式下,意识到易经与先秦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问题也可能是极其困难的。

  

   三、易经作为先秦法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之表现

  

   如果说上面的论述只是为易经与先秦法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提供了可能与条件的话,那么接下来需要论述的是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笔者将从易经的哲学思维、易经中所包含的政治观念以及犯罪与刑罚等来展开论述。

  

   (一)易经的哲学思维是法家思想的源头

  

   易经是一部包含丰富哲学思想的论著。虽然其中单独有一卦“讼”卦来阐释对法律及诉讼的看法,但是必须将其放在易经所构建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才能对易经与法家思想渊源关系有更为深层的理解。

  

   1.易经中的变动不居宇宙观为法家思想的渊源之一

  

   易经中的核心思想是八卦,而前两卦“乾”与“坤”则最为关键,“乾”为天、阳、男,“坤”为地、阴、女,万事万物同出于“太极”,通过阴阳交合而成。《系辞下传》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段话体现了一种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思想。六十四卦则展示了阴阳合会、天道运行、化生万物的图式。由此可见,易经讲变化,讲变化的和谐,强调通过变化达到整体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在“阴阳有序”、“阴阳互动”以及“阴阳平衡”方面〔11〕51-52。可见,这些告诉我们,世界万物之间体现一种和谐的思想。然而,不仅如此,世界万物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和谐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动态的和谐。

  

   先秦时期的道家、儒家、墨家等思想实质上都受到了这种哲学观的影响,法家也不例外。只是更多的学者将周易的和谐与儒家、道家的和谐联系在一起罢了〔12〕35-41。其实,当论者们仅仅强调易经之和谐与儒家、道家之和谐之间的传承关系时,却无意识地忘记了易经的和谐所处的变动理论前提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变通意识”〔13〕46。在此意义上,法家则更多地继承了易经中的这种和谐的动态性、变化性与变通意识。儒家、道家更多的是对旧有传统的维续,对以前的传统文化与思维抱有一种理想主义认识。而法家则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倡导对旧有的社会传统进行适当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2.易经中的和谐思想为法家思想提供了重要渊源

  

抛开上述变通意识不论,易经之和谐与儒家和谐之间也不能等同视之,在某些方面,法家所追求的和谐更接近于易经所体现的和谐了。在易经当中,虽然讲天地、阳阴、男女并强调其间的和谐与互动,但这并非当然就意味着总是天为尊、地为卑,阳为尊、阴为卑,男为尊,女为卑,而是在某些地方体现出没有尊卑之分的平等地位的和谐有序。比如,《渐·九五》爻辞中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这是说:一个妇女虽然几年都未生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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