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我看当代德国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2 2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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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过去左派说,我们不再要日常生活。今天的消费者说,我们只要日常生活。与此相关,有人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未来和过去不再发挥原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与过去、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在人的意识中已显得不复存在。如此看来。几乎不再可能去想象一种“不幸意识”。目前在德国,基本上只有哲学家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发出警告:消费将取代记忆与回忆。

  

   三

   当代德国哲学有哪些特别的哲学主题呢?主要有三个主题,其中对语言的讨论可能是最持久的。

   随着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开始了一种对语言的分析批评,一九六七年,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把这种对语言的分析批评称作“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语言的转向”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是通过语言得到的”。根据西蒙的观点,只能借助语言来谈语言的问题。他说: 我们正在努力弄清我们使用的那些语言。例如,所有的概念需要解释。在解释这些概念时,我们试着通过其他的词或其他的概念来下定义。结果在原来只有一个词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其他的词。这些词也需要有更确切的解释。这就是说,用我们下的定义无法得到最后一种谁都承认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能够确定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不过,对这个在今天被我们下了定义的事物,在明天我们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当代德国哲学如此强调没有最终的知识。为此,波恩大学的哲学家霍格雷贝(Wolfram Hogrebe,1944)一再坚持他的论点,他主张:我们的思路应该多从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出发,因为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到底不知道什么。

   简而言之,语言不是简单的工具,它决定我们的世界。世界的大小是由语言的大小决定的。因此语言成为我们存在的条件,它决定我们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经常把语言看做房子或故乡,例如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里,都能找到同样的观点。阿佩尔发现:人作为会说话的有生命之物,生存在一种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 因此也生存在一种世界性的进行论证、论辩的共同体中。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与德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这个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去包裹内容,语言本身就是内容。人们可以在一张纸里包裹不同的东西,但是对同一个东西,却不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如果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达,那么在语言上它已是别的东西。不仅被我们谈论的物品通过我们的语言会发生变化,而且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也会变成不同的人。如果不能说话或不能正确地说话,如果没有人对我们说话,或没有人对我们正确地说话,我们会生病。所以古老的文化总是不断地提到语言的疗效。我们也知道,沉默可以被当做一种惩罚,沉默也可以损害我们的健康。

   能为人治病或使人生病的语言也与道德有关。第三帝国滥用语言,使许多人为此受害。至今这种伤害经常还能被感觉到。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对语言的分析批评也是对道德的分析批评。西蒙曾说过,当两个人在一起时,真理才开始出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独自一人,人可以随意去想,随意去说。但是如果不是独自一人,人就会注意到自己的话语。否则,他对面的人会嘲笑或轻视他。

   伦理道德是德国当代哲学的第二个大主题。这一主题与一九三三年有关系,也与冷战和环境问题有关系。由于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扩充军火、环境破坏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德国哲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也有了实践性的倾向。所以伦理道德在当代德国大学占有重要的地位。约纳斯可能是哲学伦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他面对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文化,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要求,即:我们的行为应该符合生活的永恒性。

   哈贝马斯不会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宁愿把自己看做社会学家。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众多哲学家中的一员,他很重要,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尽管如此,他在中国现在是最知名的德国哲学家。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肯定不仅与他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成的乐观见解有关系,而且也与他系统的思想有关系。我现在提到德国当代哲学的第三个主题,即法律和社会。这个主题当然也和前面提到的伦理道德那个主题有关系。在德国当代哲学探讨法律和社会问题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使用了系统论。两个很有影响的思想家用系统论来抵制当前不要再建立哲学系统的时代潮流。除了多次提到的哈贝马斯,最主要的代表是卢曼。对卢曼来说,社会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系统。这种系统有互相起作用的固定程序。社会的基础是很多分支系统,比如说,经济或法律。

   如果提到有关当代德国哲学的影响和重要性这个问题,应该先谦虚地承认,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和重要性只有在德语国家才能感觉到。法国和美国当代哲学,即后现代主义和非形而上学更符合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和非形而上学这两种哲学太强大,也太实际。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给德国思想家留下足够的空间。与此相反,在德语国家,约纳斯的责任原则,阿佩尔的话语伦理学,卢曼的系统论,布鲁门贝格对神话学的研究或斯洛特蒂克对时代精神的批判都深刻地影响到德国当代的神学、文学理论、政治、宗教和教育。所以,不令人感到奇怪,德语各种日报,也有一些地区报纸经常会有关于哲学讨论的报道。从这方面来看,没有哲学的德国是不堪设想的。也许可以说,哲学在德国有它自己的故乡。

   原载于《读书》 2011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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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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