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凡 刘娟:“差序格局”抑或“关系情理化”: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0 次 更新时间:2018-04-07 22: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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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   刘娟  

   [19]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中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1] 李零:《说“解构永恒中国”》,载《读书》2016年6期。

   [22] 艾凯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这个世界会好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2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24] 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25]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26]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8]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载《文史哲》 2003年第3期。

   [29] 费孝通:《“全球化”新的挑战: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做出贡献》,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年第2期。

   [30]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1]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2] 《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33] 赵汀阳:《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4]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5] 郑戈:《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评查尔斯泰勒的《一个世俗的时代》,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

   [36]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

   [37] 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8]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39] 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凯撒·贾科巴齐:《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感谢匿名审稿人极其有益的建议,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樊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刘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

   [①]这里借鉴了赵汀阳提出的“综合文本分析研究法”,即由于“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论和实践论层面上的整体,当我们试图诠释人及其世界的关系结构时,虽然需要将各种关系结构进行分解,于是,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将整体事物切分成为属于不同学科的多个方面,各个学科都对人及其世界的关系结构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可是,一个学科未必能够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常常有可能隐藏在别的学科里,借用综合文本分析法,就是试图复原人及其世界关系的完整性,让不同的学科来相互解答有关人及其世界关系结构的各种问题。

   [②] 观点借鉴了吴晓明对历史阐释的理解。

   [③] 林毓生:《韦伯“理想型/理念型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的三个定义及其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涵义与作用》,在第一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08年11月3日。

   [④] 林毓生:《韦伯“理想型/理念型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的三个定义及其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涵义与作用》,在第一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08年11月3日。

   [⑤] 借鉴了张江对公共阐释特征的解读。

   [⑥] 观点源自历史学者仇鹿鸣2017年6月11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二期上的发言。

   [⑦] 虽然费孝通对“场”这一观念并没有做出清晰的说明,但是他对使用“场”这一观念的意图表述得非常明确,即它是一个用来阐释消除人际关系隔阂、冲突,进而达致“和”的社会秩序的观念。

   [⑧] 费孝通指出,“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一个天下”。

   [⑨] 依照李泽厚的解释,“实用理性”本身“并非事物或对象本身的性质,即它们不能实体化、存在化”,对以人事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实用理性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

   [⑩] 借鉴了梅内迪对“创造性解读”的理解。

   [11] 借鉴了贾科巴齐对科学思考和阐释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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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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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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