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01: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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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巍  

   如果说一个哲学家的生平是由其作品所写就的,那么,可以肯定,熟谙休谟哲学生活的读者当不在少数。而与之相较,熟谙休谟的社交生活和行动生活(也即休谟所从事过的“职业和事务”),并能透彻地理解这种社交生活和行动生活对于休谟哲学之意义的读者,恐实属寥寥。而在这部《休谟传》中,透过一种精细的工笔勾勒,莫斯纳不仅为我们详尽无遗地展示了休谟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的行动人生和社交人生,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休谟的哲学赖以在其中孕育、生长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思考休谟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仅就职业和事功而言,休谟的一生堪称传奇,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苏格兰“屌丝”的成功逆袭之路。也即由一个不谙世故,屡以文字冒犯老板的商行学徒,一个孤苦无依、备受欺辱的权贵之家的家庭教师和贴身随从,一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随军副官,一个求职屡遭否决、灰心丧气的大学候任教师,一个待遇寒薄、寄人篱下的图书管理员,成功逆袭为一个待遇丰厚、身份光鲜的大使秘书,并最终荣升为北方部的副国务大臣,一个以政治为业,每天在国务大臣官邸接收和处理来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所有机密信息”的“小政治家”(petty statesman)。而在这一过程中,休谟也逐渐地褪去其身上那种鄙陋的乡野气,由一个天真质朴、羞涩讷言的乡村青年,摇身一变为一个谈吐不凡、机敏权变、应付裕如的社交高手,活跃并流连于爱丁堡、巴黎和伦敦三地的精英社交圈,并在一种觥筹交错、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平静地享受着理性的盛宴”。对于休谟身上的这种显见的“社交性”(sociability),一位到访的英格兰绅士曾这样评价道:“苏格兰的哲学家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故作深沉,他们知无不言,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情感,没有任何的伪饰或保留。这种恢弘的性格在休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不冒犯任何人。可是,当谈话涉及到道德或宗教上的特定主题时,他自由地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并带有一种让人性增辉的力量和尊严。”

   但是,在莫斯纳对于休谟行动人生和社交人生的这种详实而妙趣横生的描摹之下,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休谟的哲学而言,这种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这种觥筹交错社交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休谟哲学思想的发展到底有何种影响?

   首先,它帮助休谟洞悉人心,熟谙世事,并为其“人性科学”的建构提供了第一手的实验材料。正如休谟在《人性论》的“序言”中所申明的那样,要确立一门和自然科学“同样确实、而且更为有用”的“人性科学”,我们必须“审慎地观察人生现象”,并“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务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正是在多种职业生涯和人生际遇的历练中,在各色社交场所与三教九流人物的斡旋交涉中,休谟逐渐地熟悉了人性法则,洞彻了人性中各种隐晦的线索和错综的情节,并进而锤炼出对于人类行为之隐秘动机的高超解读能力,以及对于人类经纶事务如神谕般的判断力,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力透纸背、屡验不爽的理论断言:“鼓吹爱国,笼络人心,一向为僭主篡权大开方便之门;阿谀逢迎,总是包藏着背信弃义的祸心;常备军队,无非是通往专制统治的桥梁;赞美上帝,不外使教士们坐收世俗之利。”

   其次,它让休谟的哲学植根于人类生活,植根于日常经验和日常实践,从而成为一种“常识哲学”,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系统化、经过校验的反思”,而不是纵情于“热烈的想象”,从而沦为充满了各种凌空蹈虚的诡辩、虚幻不实的假设和玄奥微渺的推理的“虚妄的哲学”(false philosophy)和“夸饰的哲学”(extravagant philosophy),成为既与世人无关,也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东西。在休谟看来,这种虚妄和夸饰的哲学之所以大行其道,其罪魁祸首便在于哲学家与日常生活的悬隔。如果哲学家过着一种独学无友的生活,“困守于高等学府和斗室”,“与世事和良伴相隔绝”,那么,“他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将变得不切实际,如同它陈述的文体风格一样令人费解”。“的确,一个人若在其所有的论证中从不参照经验,或从不在大众的生活和交谈中探究那种经验(唯有在普通的生活和交谈中才能发现它),我们还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沉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

   最后,它还成为极端怀疑主义的解毒剂和有效的矫治手段。虽然休谟主张,“在人生一切事务中,我们仍然应当保存我们的怀疑主义”。因为唯有秉持这种怀疑主义的心智,我们才能克服人类心灵所固有的“因循的惰性”“鲁莽的暴戾”“高度的妄想”和“迷妄的轻信”。但是,如何才能将这种怀疑主义保持在合理健康的范围之内,而非走过头,以至于不仅摧毁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推理,而且也破坏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信念和行动,并最终陷入一种“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呢?显然,在休谟看来,唯有在由行动和社交所构成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能找到克服极端怀疑主义的不二法门。

   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事务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chimeras)。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

   虽然极端怀疑主义的各种诡辩和玄奥的推理,可以在斗室中繁盛,但一旦人们走出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那种过度怀疑主义的结论便“烟消云散了,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去一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因生活和生存之必须而“不得不行动,不得不推理,不得不信仰”的人们,必然会将极端怀疑主义的教义抛之九霄云外,转而诉诸“常识”,诉诸“日常生活”的逻辑,就像休谟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包括那些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之所以仍然相信“火能生暖,水能提神”(虽然理性的解证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只是因为他们如果作其他的想法,那是注定“会吃大亏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义或过分的怀疑原则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事务和工作”。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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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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