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巍:“凡人”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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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巍  
那么,在与“理性与美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那些“头脑愚钝、心地冷酷者”做斗争的过程中,怀疑、机智和反讽便成为最佳的武器:如果说怀疑可以揭露各种形而上的独断学说、毫无根据的党派偏见、愚昧无知的宗教迷信和虚矫浮夸的宗教狂热在智识和逻辑上的错谬不实,那么,机智和反讽则进一步地凸显出了它们在道德和实践上的表里不一、虚假可笑。针对“悭吝”这一不可救药的恶德,休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更愿赞成那些以机智幽默抨击悭吝的人,而不是那些以严肃的方式去治疗它的人。对染上了此种恶德的人,好心好意几乎毫不凑效。”

   在《休谟传》中,莫斯纳以其如椽的大师手笔,为我们成功地复原了休谟这一本真洒脱、桀骜不逊、涉语成趣的智者形象。虽然生活于一个新生的商业社会,虽然一直致力于经济独立,但休谟从未被金钱和物质利益所驯化。在晚年,当书商以高价诱使他续写《英国史》时,休谟虽斩钉截铁但又不失幽默地回绝道:我必须拒绝这种提议,“原因有四:我太老,太胖,太懒,太富”。休谟也从未被权力所驯化,诚如他自己所说,当时的英国,虽然民权党把持了一切有利可图的权位,但他“从不献媚邀好于权贵”,他既不讨好辉格党,也不讨好托利党,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越立场,“无论是议论政治,还是品藻人物,我都允执厥中(moderate)”,“在对事上,我更偏向于辉格党的原则,而在对人上,我更认同于托利党的偏见”。休谟甚至也不为政治所驯化,在给友人的信中,休谟写道:“我既不厌惧,也不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取任何东西,无论是攻击,还是恩惠,我都无动于衷。我不仅不会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牺牲真理和理性,我甚至都不愿为政治上的考虑去牺牲一句笑话……我宁愿被视为一个风趣之人。”正借助于这种“头脑清明,对一切事都保持怀疑”的怀疑主义心智,正凭借着这种以笔为投枪和匕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急智和机趣,让休谟不仅在生前成为爱丁堡、伦敦和巴黎社交界的宠儿,而且在身后也成为后人们所一直津津乐道的不朽传奇。

   据传,有一次,当休谟与华莱士夫人乘船共渡福斯湾时,一阵狂风袭来。平日里欢快自如的华莱士夫人由于害怕溺水,不禁失声尖叫起来,而自幼患晕水症的休谟也不禁脱口而出道:我们或许很快就要葬身鱼腹了!“那它们会先吃谁呢?”华莱士夫人绝望地哭喊道。“您干嘛哭啊,夫人,那些鱼要是贪吃鬼的话,肯定会先吃我;那些鱼要是美食家的话,肯定会先吃您。”还有一次,休谟与几位年轻的女士在亚当夫人家喝下午茶。由于谈得兴起,身量肥硕的哲学家不知不觉间将椅子压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待挣扎着爬起来之后,大卫一本正经地训斥道:“年轻的女士们,请您们告诉亚当先生,让他务必为重量级的哲学家(heavy philosopher)多准备几把结实点的椅子。”

   当然,有时候,休谟的玩笑难免开过了头,遂成为一种十足的恶作剧,而这正应了他关于自己性格的那句自我刻画:“好人而以做坏事为目的。”据载,某个星期天上午,在出门散步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家遇到了爱丁堡鼎鼎大名的银行家詹姆斯·亨特·布莱尔爵士(Sir James Hunter Blair),他们夫妇二人正在去教堂的路上,于是遂好心地邀休谟同往。“什么?”休谟回答道,“与你们一道去教堂?!那些税吏和兑换银钱之人可是被用鞭子逐出了神的殿堂!不,不,我绝不会与这样的人一道进教堂的。” 还有一次,在参访因弗拉雷时,休谟受邀陪同伊丽莎白·汉密尔顿夫人一道去教堂听布道。由于整个布道是以不合理的怀疑主义为题,汉密尔顿夫人遂不怀好意地评点道,“这是讲给您听的,休谟先生”。但不曾想,在布道结束时,那位牧师又说道,“现在,我的朋友们,我要对首席罪人(the chief of sinners)说几句话”。——“这是说给您听的,夫人!”休谟不失时机地反唇相讥道。

   但是,休谟也并不缺乏自嘲精神,比如他常常拿自己的肥胖来打趣:“为什么总是胖子,而不是瘦子,成为人们打趣和取笑的对象?这到底应归咎于人类的怯懦呢,还是应归咎于人类的仁慈?也许我们胖子通常并不像你们瘦子那样富于急智,所以,人们认为取笑我们或许更容易些。也许,我们胖子是一群比较友善之人,人们认为在取笑我们的时候不会有多大的风险。”不仅如此,休谟也不惮于拿自己不幸的个人际遇来开玩笑。有一次,看到来访的休谟兴致颇高,查尔蒙特勋爵遂好奇地追问道:“大卫,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什么事?老兄,”休谟回答道,“我刚刚听闻了我这辈子所听过的最为开心之事。虽然言词锋利,但说得妙极了。在早上的一个聚会中,我抱怨世人待我甚薄(ill treated),我过去所遭受的责难不仅严苛,而且极不合理:我写了那么多书,尽管其中当受谴责的内容只有寥寥数页,但就因为这几页,我受尽了责骂,并几乎要被碎尸万段。这时,在场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哥们直言道:‘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故旧。他是一位因犯了伪造罪而被判处绞刑的公证人。在临刑前,他悲叹判罚的不公:尽管过去所签署的合法公文成千累万,但现在却因区区的一行字而被绞死!’”

   但政治和宗教才是休谟真正所钟情的调笑对象。作为一名文学上的智者,休谟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也即以“机趣”和“反讽”为工具,来解构当时不容挑战、不容怀疑的各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如政治上的辉格主义及其“古代宪制”神话,如“各种主义中最恐怖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主义(Jacobitism)”。对于世人根深蒂固、党同伐异的“派性”及派系斗争,休谟曾这样哀叹道,“在所有的激情当中,派系之争(faction)对道德的巨大破坏作用仅次于狂热(fanaticism)”,“一旦一件事情沾染上派系之争的色彩,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演变成一桩大事”。休谟还进一步指出,就算哪一天“上天”开眼,并有幸取消了辉格党和托利党,那么,人也会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重新站队——譬如重新划分为“胖子党”和“瘦子党”,并继续相互倾轧。而对于“詹姆斯二世党人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休谟更是不惜以“荡妇和杀人犯”相称。据载,休谟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的同事沃尔特·古道尔(Walter Goodall)是一位狂热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个是苏格兰的玛丽王后,一个是杯中物。有一天,当休谟走进图书馆时,发现沃尔特正枕着他的论文手稿醉醺醺地鼾声大作。怀着欢快的心情,休谟蹑手蹑脚地走近,并将嘴凑近沃尔特的耳边,然后声竭力嘶地高喊道:“玛丽女王是一个荡妇,她谋杀了自己的亲夫。”沃尔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半梦半醒、睡眼惺忪之际纵身扑向休谟,一把掐住其喉咙,将其推到图书馆的另一头,并不停地大喊:“休谟是一个下作的长老会牧师,正如其前辈谋杀了玛丽女王的人身一样,他现在又来谋杀她的人格。”

   而当时盛行的各种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更是休谟火力全开的对象。休谟曾公开声称,“教会是我素所憎恶的”,而“教士也是确当的取笑对象”。休谟认为,与社会上的大多数职业在实现个人志向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不同,神职人员要实现自己的个人志向,“往往只能通过促进愚昧、迷信、盲信和假虔诚的欺骗行为”。正基于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行文著述中,休谟总是以讥刺宗教为乐。据传,在休谟的晚年,一位信仰极其虔诚的蜡烛商之妻,不请自来擅自闯入休谟家中。她不仅粗暴地对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恶做了一番长篇大论,而且还祈祷他能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错谬。在询问过她的谋生方式后,休谟回答道:“好心的妇人,既然你如此热心地希望我能受到内在光亮(inward light)的启示,那么,我恳请你也能给我提供一些外在的光亮(outward light)”(意指卖蜡烛给休谟)。于是,拿着一笔两英石的蜡烛订单,那位妇人便欢天喜地地走了。

   而休谟所讲述的两段改宗基督教的故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第一段故事是这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成功地让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并将其带到伦敦展览。在经过一番教义培训之后,这位印第安人被邀参加圣礼。牧师随后问询道:“好的,我的孩子,你是不是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你的灵魂是不是变得更加温暖?”——“是的,”那位小个子休伦人(Huron)回答道,“葡萄酒确实不错;但如果是白兰地,我相信我的灵魂将更会更加适意。”另一个故事是讲:一位在莫斯科服役的著名将军在巴黎养伤时,带来了一个他俘虏来的土耳其年轻人,名叫穆斯塔法。索邦神学院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由于缺乏教养而遭到咒骂是一件憾事,于是便极力诱惑穆斯塔法该信基督,并以此世的大量美酒和彼世的天堂为允诺,以作为对他的酬赏。这些诱惑太大了,根本无法抗拒;因此,在受到充分的训导和教义问答训练之后,他最后同意接受洗礼和主的晚餐。然而,牧师为了让一切都稳妥可靠,仍然继续他的训导;于是,在第二天见面时,牧师便又问一些寻常的问题:“有几个上帝?”“一个都没有。”本尼迪克特(这是他的新教名)回答道。“什么!一个都没有?”那位牧师惊叫道。“当然,”这位诚实的改宗者说,“你一直告诉我只有一个上帝;可是昨天我已经把他吃掉了啊。”

   这也正印证了休谟的如下判断,教会和教士之所以心怀戒备、草木皆兵,以至于不能承受哪怕一丁点的嘲弄和冒犯,其真正的原因即在于:“他们实在荒唐可笑。”

  

混合的生活

  

   诚如莫斯纳自己所言,绝大多数读者对于休谟本人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其思想的兴趣,故而,在这部休谟传中,“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观念只是为其行动提供了理据”。持平而论,仅就对休谟思想体系的厘定、辨析和诠释而言,莫斯纳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和笔墨,也谈不上有多少原创性的贡献。但莫斯纳真正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在历史上,他首次以丰赡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为我们逼真地呈现了休谟相互交织的、多重的、复调的生活,也即哲学的生活(philosophical life)、社交的生活(sociable life)和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

作为一名精研人性的哲学家,休谟对于“人”有着自己独到而复杂的理解:首先,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reasonable being),这就意味着人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事抽象的理论化活动,也即过一种青灯古卷式的哲学生活(或曰沉思的生活);其次,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sociable being),这意味着,在纯粹的理论思辨之外,人必然还要“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游”(agreeable and amusing company);最后,人还是一种“行动的动物”(active being),故而在哲学和社交之外,人还不得不从事某种“职业和事务”(business and affairs)。在休谟看来,要实现这三重人性规定,并进而成就整全的人生,“哲学”“社交”和“事功”(职业和事务)这三者必须互为奥援,缺一不可。也就是说,人们必然要过一种“混合的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因为“自然似乎指示给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它并且秘密地警告我们不要为这些偏向中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不能适合于别的义务和享乐”。唯有经过这三种生活样式的反复涵育和历练,才能成就休谟所心仪的那种理想人格:“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books, company, and business),都能够有相当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polite letters)中那种明察和幽雅;他在从事于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a just philosophy)所自然给人养成的那种忠实和精确(probity and accuracy)。”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称颂朗吉努斯时所写的那样,“他自身的范例强化了其全部的法则;他自身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种伟大的崇高”,而休谟自己也正是他所推崇的这种“混合的生活”的完美典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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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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