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所著《民间记忆的体制建构----文史制度与征集实践》（西安出版社 2013年5月）的第六章。本文将出版时删节的词句用粗体标明。注释在文末。

八、制订《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

按照1989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建国后史料征编出版工作的思路，“建国初期前7年的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史料大幅度增加并趋向深化。同时，史料的时限向后继续拓展，一批反映五十年代后期，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史料首次问世。”[1]

但文史官员普遍反映，征集建国后的资料，内容上要有所侧重，最好是“详细列出应征集资料的条目”，有些资料如军事、外交可以明确不予征集。[2]这样操作起来才有章法可循，也能有的放矢，避免触雷。1991年，华北地区第7次文史协作会上，全国文史委高官对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相关内容做了初步规划。（1）“解放初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史料。”（2）“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实践经验，如三大改造等。”（3）“经济建设，包括各个重大建设项目的经验和挫折，如大庆油田等史料。”（4）“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的重大成就，如‘两弹一星’、医药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体育成就等史料。”（5）“统一战线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格局，这方面的史料可以更好地反映新时期统一战线法宝的作用。”（6）“团结、平等、互助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少数民族繁荣进步的史料。”（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如包产到户、多种经营等。”（8）“各条战线英雄人物事迹。”（9）“海外人士爱国、爱家、支援国内建设的事迹。”（10）“新旧思想、新旧风俗斗争的史料。”[3]

1992年3月4日，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集中讨论了征集出版建国后文史资料的问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高沂就印发《关于征集出版建国后文史资料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了说明。有文史委员提出，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成立，文史部门在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时，应该与他们多联系和交流。[4]也有文史高官强调，征集建国后史料还需要“继续主动争取党委宣传部门和党史、国史研究部门的指导、支持”。较之其他史料，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显然具有更大的参政议政作用。[5]

按照全国文史委的设想，征集建国后史料“可以试搞一个全国性的协作，请各地先摸底，把本地重要的题目拟定出来，加紧征集，征集了就先在本地区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搞一个“全国性的建国以来重大事件的资料”。[6]

1995年全国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决定把文史资料征编的重点转到“新中国时期”。[7]1996年，全国文史委召开了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制定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经过几轮反复，这份《大纲》才最后敲定下来。办公室人员按照建国后的历史进程，“并参考一些地方政协的建国后史料征集提纲，先提出初稿，之后分别在中南、西北等大区协作会和津、京闽等省市文史工作会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后又将讨论稿分送文史委员。再一次修改后，充实为7个方面78个选题，并把《大纲》草案印发各地政协。”直到会前，反馈上来的信息显示，“各地政协上报已征集和拟征集的建国后史料选题共800多个。”[8]比如，上海报上来的建国后史料征集的选题有，“解放前和解放初上海同香港的经济联系，建国初期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民中出现的几股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思潮。”[9]另外，上海还搞了个《解放初上海的廉政建设和新时期反腐败的斗争》选题。[10]

根据全国文史委的计划安排，征集建国后史料分三期进行。第一是近期规划，“确定10个左右具有一定基础的专题，抓紧征编，”力争在建国50周年之际推出一批优秀的史料图书。[11]专题名称暂定为，（1）解放军进城以后；（2）剿匪反霸纪实；（3）共和国颁布政令——扫毒禁娼；（4）支援抗美援朝纪实；（5）战犯改造纪实；（6）人民政协五十年；（7）中共领导人同爱国民主人士的交往；（8）共和国重点工程建设中的设计师们；（9）共和国的艺术家们；（10）共和国少数民族的杰出儿女们；（11）共和国考古发掘亲历记；（12）中华老字号今昔。[12]

第二是中期规划，“提出一批意向性选题，建立协作组织，力争在四五年内征编出书。”[13]这批专题为，（1）取缔反动会道门；（2）“三反”“五反”运动；（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五七”干校；（5）平反冤假错案；（6）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7）农业合作化运动；（8）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纪实；（9）大跃进运动；（10）人民公社化运动；（11）农业学大寨运动；（12）工业学大庆运动；（13）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14）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5）乡镇企业的崛起；（16）治理大江大河；（17）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史料；（18）“两弹一箭一星”试验成功；（19）著名科学家；（20）著名教育家；（21）重点文物保护；（22）地方戏剧的改革；（23）防治地方病；（24）民族自治区及自治州的成立和发展；（25）新中国宗教史料；（26）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27）香港知名人士和家族；（28）海外华侨、华人；（29）抢险救灾；（30）共和国大案要案。[14]

第三是远景规划，参照《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各地拟订自己的选题计划，着手征集工作，为今后的协作打下基础。”同时，“每一专题成立专题协作组，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牵头，受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根据协作单位的推举委托牵头单位。”[15]

据全国文史委介绍，“近期规划的12个专题将如期完成征编任务，中期规划的30个专题中的18个将提前完成征编任务，争取在1999年10月前出书。”他们表示，力争出版一批精品史料，向建国50周年和政协成立50周年献礼。[16]

据一些地方文史官员反映，《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对搞好建国后史料“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比如，安徽文史委高官就说，他们征集建国后史料有300多万字，发表了200万字，“但尚无系列安排，显得较零乱，就像大事年表。”《大纲》给他们“指明了着力点”。[17]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开始，各地文史部门就已根据本地情况先后制订了大同小异的征集建国后史料纲要或规划。许多省级文史机构都制订了各自的提纲，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河南文史委制订并印发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设置了6大类、59个题目。[18]广东文史委“及时向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印发了《征集建国后史料选题登记表》，再由他们分发给有关部门或知情人，扩大征集对象的范围。”[19]安徽文史委参照已拟定的《安徽省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参考选题》，力争做到“三定”，即定题目、定人员、定时间。[20]河北文史委制订了《河北省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参考大纲》，范围包括5个方面，50余条。[21]山西文史委对自己印发的《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6大类、59个题目）进行分解，“确定了重点，决定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对‘文革’前17年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史料抓紧征集，作为出版重点。”[22]1996年，并将《山西省建国后史料征编选题提示》“下发各市县区政协”。[23]浙江文史委在2004年，制订了建国后史料征集计划，主要围绕建国初期全省统战工作，以及文教卫部门的接管、恢复和发展为主要征集内容，拟定了6个选题。[24]吉林省文史委制订的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内容包括18个专题。[25]据山东省文史委说，山东各级政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展了建国后史料征集、整理，但在范围、规模、深度等方面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缺少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带有指导性的依据。”为此，2004年，省文史委制订了《山东省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教文卫体、民族宗教和台港澳及海外等四个方面进行征集。[26]

特别是内蒙古文史委早在1991年就初步清理了“本区建国后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底数”，并拟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建国后史料征集参考提纲》。[27]2006年2月，内蒙文史委召开史料选题征编论证会议，对《内蒙古政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征编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1.《内蒙古政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实施方案》中所列题目，应作为一个征集范围，这个范围可以大一些，但是在这个范围中应有着重点，即把重点应放在历史相对久远和亟待抢救性的史料上来。

2.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大、历史长、变革多，为此，征集文史资料工作是我们的长期任务，要在坚持政协特色、民族特色、文史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征集史料，为编辑出版文史精品书目创造条件。

3.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要在继续征集、研究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原有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上来，出版的重点应放在具有研究价值的选题上来，使文史资料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4.要整合各方实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发挥各级政协、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作用，广泛征集、重点整理、专题研究、积极出版文史资料。同时，建立专家论证、送审和评估制度，提高文史资料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5.对已经征集和出版的文史资料进行抢救性挖掘和整理，建议出版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精编集》，在精编过程中要对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存在的错误进行修正、校对，并尽量充实有关史料。[28]

随后于2006年4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文史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落实《内蒙古政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实施意见》。会议初步确定了“黄河治理”、“工业学大庆”、“神州飞船与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海孤儿在内蒙古”、“支边知识分子”等十多个选题的协作单位和协作方式。[29]

不少市级文史部门也制订了相应的征集建国后史料提纲。从这些提纲的制订过程看，似乎都具备了相当的可操作性。比如，1991年，广州文史委在《广州文史》刊登了《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分5个方面。经济建设有7个专题；教育、科技、卫生、文艺、体育、新闻、出版有10个专题；政协、党派、社团有9个专题；历次政治运动有13个专题；华侨、港澳台胞、民族、宗教有9个专题。每个专题下面又分子项目。[30]又如，1992年，张家口市文史委“列出建国后选题（草案）150余个，打印后征求意见”。[31]再如，乌鲁木齐文史委根据《乌鲁木齐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大纲》的要求，“编撰了工作大纲的第一个分解细目，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史料征编参考纲目》。”《参考纲目》开列专题和选题31个，包含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所有史实”，成为打开征集工作局面的“一把钥匙”。[32]此外，怒江文史委根据1994年全国文史会议对少数民族文史征集工作作出的全面部署，“拟定了100多个选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州民族文史资料征集参考纲目》，在1995年2月召开的全州文史工作会议上进行布置，对专业和业余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他们号召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撰写三亲资料。在具体征集中又以以会代训的方式，多次抓了约稿对象、业余作者的专业培训，向他们讲解文史资料的基本特点、征集内容和要求、撰写方法等业务知识，提高认识，确定选题，使建国后史料的征集计划逐步得到落实。”[33]与这种做法不同的是，有的文史部门在形成提纲时，更注意通过讨论来加以完善。比如，嘉兴市文史委在1998年，首先草拟了嘉兴市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规划（讨论稿），然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相对系统又重点突出的《嘉兴市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纲要》。”[34]又如，玉林市文史委在2008年，初步列出了一个“建国后史料征集纲目”，含有25个专题。他们计划“邀请县（市、区）政协文史部门，共同制定玉林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方案。”[35]还有的文史部门是通过调查走访来形成自己的提纲。比如，2008年，昌吉州文史编辑部通过老干局了解全州离休老干部情况，“走访了40多名老干部，编制了《建国以来昌吉州文史资料参考题目》，印发到每个撰稿员手中。”[36]

从市级文史部门所制订的征集提纲看，基本复制全国文史委下发的征集提纲，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只是略加变通，一是在时间上结合当地历史实际。比如，江阴市文史办公室制订的《江阴市建国后至2000年“三亲”史料征集提纲》，规定征集的时间界限“为1949年4月23日江阴解放到2000年12月31日止，包括江阴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方面的史料”。征稿的时间跨度为3年，截止时间为2010年底。[37]二是在具体内容上更加细化，添加了某些当地内容，以体现地方特色。也就是把本地的相关内容填装到上级文史机构下发的统一史料格式中去。比如，枣庄市文史委在《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的“导言”中说，“参考省政协《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根据我市实际，尽可能详尽地将我市建国后各个领域的史料选题收入提纲。”提纲从四个方面分列专题。政治方面有18个专题；经济方面有18个专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方面有13个专题；民族宗教和台港澳及海外方面有4个专题。[38]又如，淄博市文史委在《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的“导言”中说，为了给征集建国后史料提供一个在“带有指导性的依据”，参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征集选题参考大纲》和省政协《山东省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拟定了征集提纲。列出四个方面。政治军事方面有23个专题；经济方面有19个专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方面有15个专题；民族宗教和台港澳及海外方面有5个专题。[39]其他各地的提纲也都大同小异。张家口文史委在2003年原来编写的《关于做好建国后史料征编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了《关于继续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参考选题》。选题列五大类，每类细分专题和子项目。经济建设方面：工业有48个子项目，农业有20个子项目，金融财贸有16个子项目；政治方面：有33个子项目；文化建设方面：教育有26个子项目，科技有11个子项目，文化事业有35个子项目，卫生防疫有21个子项目，体育有9个子项目；统战方面：有5个子项目。[40]2004年，北京丰台区文史委制订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提纲》，列出30个专题。[41]徐州文史委在2007年，公布了自己的《建国后史料征集纲目》，共列出32个专题，每个专题下面又可分出诸多小的子项目。[42]

这些提纲的特点是，第一，严格按照中共的历史决议，务必保证指导思想的政治正确。比如，广州文史委在《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中特别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资料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开展征集工作。”[43]第二，对征集的所有事件和人物均按照官方定论，从官方角度加以引导和规范。比如，玉林市文史委在“建国后史料征集纲目”中，对征集解放军接管玉林地区后的史料作了如此解说，“在建国初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各界人士，巩固革命政权，以及没收官僚资本，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政策，在建设民主政治、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史实。”对征集支援抗美援朝的史料也作了类似解说，“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响应党的号召，支援抗美援朝的史料。组织签名活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参军参战、支前运动以及有无赴朝鲜慰问团等史实。”[44]这种说明绝非多此一举。它表明，文史资料维护官方立场的深刻自觉。其意图在于，征集这些事件的史料，绝对不能面面俱到，不能搞客观主义，而必须始终坚持以宣传成就为主的正面歌颂立场，来征集某一方面的史料。这样，就事先防止和杜绝了有可能征集上来的与中共立场截然对立，或具有相反观点的史料。第三，不征集敏感题材，哪怕是足以引发某种不必要的可能性政治联想的题材，也尽量避免。比如，只有广州文史委的《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中，列出“胡风事件”。[45]第四，至于那些必须要说的事件，其表述一律遵从国史。比如，三年大饥荒的正式表述无一例外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出版时该段未单独成段。）最有创意的是张家口文史委编制的《关于继续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参考选题》。其中列出了两个别有意味的题目。“在重大灾害面前，党政领导深入抗灾一线指挥救灾，灾区群众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的经过。”“在三年困难时期各学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进行教学的情况。”[46]根据这种专题设计思路，重大灾害本身不值得关注，倒是中共官员如何指挥救灾更有史料价值。比如，《在包头大地震中临危受命》一文“真实地记录了在瞬间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领导者们的果敢、应变和责任”，[47]即属于文史资料中典型的灾难笔法。有关社会灾难、自然灾害史料的征集，官方的定调是如何“战胜”，而不是怎样“受灾”。比如，保定文史委编辑的大饥荒专辑《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就相当完美地展示了文史资料的这种政治要求。该书“序言”如此表白：

这本书收录的一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1963年大洪水期间保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身经历的记录，生动而真实地记述了上自地市委书记、专员，下至公社书记、生产队长，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坚守工作岗位，殚精竭虑，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可能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许多领导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绝不利用职权多喝一口红糖水，多扯二尺小花布的感人事迹；展示了保定大洪水期间众多的共产党舍小家，保大家，忍受着高温、疲劳和疾病，奋力抢救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的英雄业绩。[48]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该专辑主要收录了这样一些文章。第一篇就是《坚持党性勇挑重担——记三年困难时期的王恺同志》，此外还有《忆艰苦年代》、《我与人民同甘苦》、《人民公仆与民同甘苦》、《人民自有回天力》、《依靠党的领导胜利度过难关》、《老百姓经常思念的好书记》、《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干群团结战洪灾》、《克己奉公的好干部——王尽忠》、《困难时期的石书记》、《抗洪救灾情意浓，公仆形象不变形》、《疾风知劲草，严寒显苍松》、《艰苦岁月显本色》、《白洋淀的领头雁》、《同甘共苦，两曲壮歌》、《考验》、《光彩映红艰辛路》、《同甘共苦度灾年》、《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艰苦年代的严峻考验》、《抗灾自救，重建家园》、《中流砥柱》、《艰苦岁月公仆心》、《植根于群众中的好县长刘锡珍》、《老杨，好样的！》、《血脉相连》、《灾难更见鱼水情》、《品格高尚甘愿奉献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忠诚的人民公仆》。专辑共61篇文章，仅从题目看，带有露骨的政治歌颂风格的史料就占有31篇。在所有标题中，频频出现一些高密度的关键词，“困难时期”、“艰苦生活”、“艰苦年代”、“艰苦岁月”、“考验”、“同甘苦”、“同甘共苦”、“公仆”、“人民公仆”、“干群团结”。最搞笑的是，薄薄的一本史料专辑，竟然出现了两篇一字不差的文章标题《干群团结战洪灾》。[49]通览全书，其中既有当事人自吹自擂，也有编辑帮忙瞎吹。

当然，也偶有例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和22辑曾刊载了武文军撰写和主编的《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和《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据称，这是作者“历经三载，行程万里，查阅数千份文献，访问数百名亲历者的产物”。作者批评“全国大多数省市和县基本回避三年困难的真相”，指出他查阅过的近百部志书“对六十年代的饥饿和死亡几乎避而不谈，或用‘严重后果’的字眼予以虚晃”。不过，有论者分析，“作者实际上已将中共政治合法性建构与具体决策过程区分了开来，也将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的实践区分了开来。……作者进而还以公共食堂为例讨论了这场灾难的结束过程，那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重大灾难面前对既定政府行为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果断调整。”虽然论者将其称为“这应是我们看待大饥荒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50]但它实属中共自我历史叙事惯用的“二分法”。即动机和效果、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之间出现的客观差异。本质上，“二分法”既是中共自我历史叙事的方法论，也是文史资料书写和评价中共历史的认识论。

总之，坚持正面歌颂的政治立场，保持永远胜利的政治姿态，是文史资料编辑此类文章的根本原则。[51]正因如此，战胜“非典”、战胜矿难、战胜地震、战胜冰雪灾害等，便成为文史部门征集这类史料的明确规定，“力求主题鲜明，思想正确。”[52]相形之下，三年饥荒饿殍于野反倒无足轻重，唯有民众忍饥挨饿仍不忘报国的奋斗精神似乎才更有史料价值。就像一篇史料的小标题所写“伤心，痛心，更有信心”。[53]显然这是中共惯用的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宣传手法，属于报喜不报忧的史料征集路子。对于新闻，报喜不报忧损害一时；对于历史，报喜不报忧则危害永久。土改，镇反，胡风案，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农村圈地，城市拆迁等等，这都是中共建国60年来腥风血雨的真实历程。不征集这些史料，无异于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从现在情况看，有的文史部门已经制订了未来五年内的征集提纲。比如，榆林市文史委在2009年草拟了2010年至2014年《榆林市建国后文史资料五年征集大纲》。[54]又如，汉中市文史机构在2009年制订了2010至2014年有关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征集大纲，并要求“争取用五年时间把最急需抢救的资料全部抢救回来”。[55]据他们介绍，“首先要作好两个规划，一个是文史资料工作的长期规划，也就是从1950年到现在近60年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要提出新的具体工作任务；另一个是制定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大纲，也就是近期规划，时限是2010年至2014年，这就要求需要抢救的文史资料要尽快抢救。”[56]

甚至一些县级文史部门也制定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相关提纲。比如，湖南辰溪县文史部门“首先进行一番充分的调查研究，然后编了一份有60项内容的征集纲目，油印5000份在各公众场合、大小会议和有关部门、人员中宣传散发，以广辟稿源”。[57]又如，四川省双流县文史部门根据省文史委发下的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提纲，“结合双流实际，制定了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参考题目，以政协文件下发。”[58]再如，1999年，襄阳县文史委拟定了《襄阳县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史资料征集提纲》，“发到各乡镇政协联络处及县直各单位，广征博采。”至2001年，已征集史料108万字。[59]这里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县级文史资料常常能在保存历史细节方面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比如，陕西户县征集的1958年的大办食堂、浮夸风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等活动的细节“都是市省以上文史资料和史志工作者难以收集到的。而这些都是县级文史资料工作的范围”。[60]二是县级文史部门对政治运动的恐惧和禁忌并不比省市乃至全国文史部门减少丝毫。“对涉及某些政治运动的史料，目前可以征集，但暂不公开发表。”[61]可见就连县一级政协的史料征集，也必须严格遵守不涉及政治运动的规定。虽然在县一级的行政机构和范围内，政治运动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似乎赶不上省市地区的政治运动。这至少说明，作为政协史料征集，其规定对每一级政协机构都同样有效。三是县级行政机构与民众的近距离接触使得县级文史部门在掠夺和榨取民间历史记忆方面具有省市文史部门不可替代的关键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文史资料作为中共对民间历史记忆的全面删除和彻底替换，通过县级文史部门的直接实施和熟练操作，而得以最终完成。

征集提纲限定了范围，指导思想限制了观点，编纂原则规范了细节。三者加起来大体上就是撰写史料八股的基本章法。如果说文史资料真有什么创意的话，那就是它创造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史八股”。

九、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般概况

1980年的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根据发展趋势，提出把征集文史资料的下限延伸到建国以后，“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多少体现，即使在已有所动的地方，征集内容也多限于建国初期接管城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旧军政人员改造等方面，未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上反映新中国的面貌。”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建国前史料征集出版的任务仍然很繁重，腾不出手来抓建国后的史料；二是认为建国后文书档案比较完备，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政协不便插手；三是怕触及政治运动这类敏感性的问题。”[62]

改革开放时期，史料征集最大的变化就是征集重点逐渐转向建国以后。比如，1987年，湖南多名文史高官先后表示，“在三、四年之内，即在‘七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对我省建国前的主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能征集到的资料的征集工作任务。”[63]“在三、五年时间内，将建国前应该征集的资料基本征集到手，然后把重点逐步转到建国后的资料征集上来。”[64]就在同一年，湖北文史部门也表示，“力争在近几年内基本上完成抢救史料的任务。同时，要着手研究建国以来的史料征集问题。”[65]应该说，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但仅仅是一个初步计划和简单意向。至于具体目标和步骤，尚未看到。它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姿态。

正因如此，八十年代的史料征集主要还徘徊于建国前。1983年至1988年，全国政协征集各类史料4523万字，基本上为建国前史料。相形之下，反倒是地方文史部门在征集建国后史料方面有所动作。比如，《山西文史资料》从1983年起，开始刊登建国后史料，“获得了侧重点转移的初步经验。”[66]至1989年5月，《山西文史资料》发表建国后史料58篇。[67]又如，天津文史委从1984年开始征集建国后史料，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发表了一些文教方面的史料。但这“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而是在叙述某些人和事时自然延伸到建国后，同时也不是出自有计划地征集，而是撰写者的投稿。”文史官员介绍，“我们开始主动地、有计划地征集建国后史料，是从征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史料着手的。”1986年开始征集，1988年起陆续发表，至1991年，已发表29篇。此外，还发表了一些科教文的史料。[68]从全国范围看，虽然这段时间是文史资料工作最活跃、成果最辉煌的时期。“但这一客观形势也延误了建国后史料工作的开展，使建国后史料未能有效地衔接上去，致使80年代末出现了自然来稿逐步下降的现象。”[69]总体上看，到1994年，“这一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征稿量多在百万字左右，有的甚至在50万字以下，且多系主动征稿，有珍贵价值的‘三亲’史料偏少，的确令人担忧。但也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依靠主动征稿和自然征稿相结合、史料征集颇见功效。如江苏共征各类稿件共400万字，北京、湖南、广西亦在200万字左右，上海市政协还收集了10余万字的音像资料。”文史通讯员指出，“建国后史料开辟了新的史源，只有加大此一领域的征集力度，文史资料征集的现状才能发生根本的改观。”[70]对此，有的地方文史机构也作了某些理论探讨。比如，陕西省政协的《永远保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时代特色》和《为征集、编辑和出版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进一言》两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71]

尽管1989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开拓”建国后史料，并不是将征集建国后资料作为主要方向，[72]但自此以后，建国后史料还是陆续在全国各地文史资料期刊上刊登出来。[73]据1989年至1992年部分资料统计，“各省及部分市、县政协近三年共发表建国后史料1326篇，计889.7万字。按内容分类，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方面352篇、163.4万字，约占18.4%（以字数计算）；建国初期城市工作和建国后各条战线巨大成就方面247篇、158.7万字，约占17.8%；政治和政治运动方面132篇、90.7万字，约占10.2%；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方面161篇、134.1万字，约占15.1%；科技、教育、文化方面226篇、206.3万字，约占23.2%；人物方面208篇、136.5万字，约占15.3%。”政治运动是近些年来文史业内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地方做了某些尝试，“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刊载的《回忆平江金龙区的土改斗争》“记述了一个区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反映了土改的社会背景和这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艰苦性”。《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刊登的《回忆我的右派生涯》“记述了一名普通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后的坎坷人生道路，客观地反映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实际，以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下给一家人带来的磨难。”对此文史官员有保留地说，“《回忆我的右派生涯》对于人们认识‘左’的危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是由于主要是介绍个人和家庭的磨难，对于文史资料来说，此类文章虽好不宜多。”[74]文史资料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文史资料向来标榜自己是“三亲”，却又对“介绍个人和家庭磨难”的写实笔法语含微辞，不以为然。同时，既然承认这是好文章，却又声言“不宜多”。莫非应该多些不好的文章？如此怪诞逻辑实在难以理解。难道文史资料对好文章过敏？再不就是文史资料本有酷爱坏文章的癖好？总之，文史资料之不伦不类在建国后史料中已达到了匪夷所思之地步。但官方却有自己的评价尺度。他们认为，总体上看，发表的建国后史料“无论是对史料的核实还是对政策的掌握都是比较好的”。比如，《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张家口工作的经历》“一文涉及了‘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等运动，反映了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困难，同时记录了党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情况。文章对于吸取历史教训，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都是有益的。”[75]

1991年，在天津召开的华北地区第七次文史协作会上，重点讨论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相关问题。[76]这次会议对征集建国后史料的高调定位，凸显了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亟需作出一种合理的历史辩护和历史论证。于是，提供充分的历史证据和历史材料，便成为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最直接的政治目的。九十年代初，借着四面楚歌风声鹤唳的政治态势，有关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各种制度规定和理论说明便顺理成章地确立下来，从而规范了后来的具体征集实践。

从1993年开始，可能受到精简机构“产生‘生存危机’的缘故”，[77]官方似乎明显加大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力度。全国文史委政治军事组在制订业务组研究五年工作目标时，提出要把征集“建国后的政治方面的资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78]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在1994年工作设想中，计划编辑两部“以建国后史料为内容的选辑、专辑”。[79]实际上，1994年可能只编辑了一本《文史资料选辑》（建国后史料专辑）。目的是给“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方面做出示范”。[80]全国文史委在1994年的工作总结中，总结了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的经验，“进一步明确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工作方法。”[81]作为配合，《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本刊专论”，呼吁“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思考和研究”，同时发表了一组“‘建国后史料’专题讨论”，刊发了5篇短文。“征集建国后史料已是燃眉之急”、“征集建国后史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抢救五十年代‘三亲’史料已刻不容缓”、“对建国后史料线索的调查和几点作法”、“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应与参政议政相结合”。从标题不难看出，官方对征集建国后史料迟迟不见成效，确实有些着急了。

在这个背景下，地方文史部门当然也会有些习惯性的反应和举动。比如，天津文史委在1994年制订五年工作规划时表示，“建国前史料的征集任务已趋于完成，……今后五年征集建国后史料的重点放在‘文革’前。”并计划五年内征集史料400万字。[82]又如，1997年在太原召开的华北地区第十一次文史协作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问题。[83]北京文史委发言的题目是《加强“选编”，突出特点，把建国后史料工作引向深入》，内蒙古文史委发言的题目是《开展大协作征编建国后史料的一点感受》，河北文史委发言的题目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天津文史委发言的题目是《文史资料工作大有可为》。[84]

自从北戴河会议提出文史工作重点转向建国后史料，至1998年底，已近十年，但真正把重点放在建国后史料的征编出版上，却只是近三、五年的事。“在真正意义上讲，全面工作尚未铺开，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资料涉及尚少。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属于政协工作对象的人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统战人物的贡献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其工作面不是窄了而是更宽了，如非公有制经济大量发展，华侨华人来内地投资办企业日益增多就是实例。”[85]

尽管文史高官在1996年，宣称对建国后史料的工作已下了“进军令和动员令”。[86]但各地情况参差不齐。从各地统计上来的有限数据看，对全国各级文史部门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情况要想获得一个相对全面和可靠的评估相当困难。山西文史部门的数据相对完整。这里有两组数字。1983年3月至1997年5月，《山西文史资料》共发表建国后史料467篇、353万字。[87]1989年下半年至1998年初，山西文史委编发建国后史料近500篇、约400万字。[88]两组数字之间肯定有重复计算之处。不妨以第一组数字为据稍作考察。从时间看，1983年3月至1992年底，发表建国后史料134篇；1993年1月至1997年5月，发表建国后史料333篇。[89]从内容看，“经济史料397篇，政治史料98篇，文化艺术史料166篇，教育卫生史料61篇，民族宗教史料45篇。”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摸索尝试阶段”，即1983年3月至1988年3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表数量不多，但有逐年增多的趋势，5年中共发表28篇，平均每年5.6篇，内容也较单一，多数为文化教育史料，经济史料仅占其中很小比例。”二是“开始起步阶段”，即1988年5月至1991年3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转移意识开始明确，建国后史料在刊物上大量出现，内容由单一趋向丰富。这3年中共发表47篇，平均每年15.7篇，在大量发表文化教育史料的同时，发表了不少经济史料、新科技史料、民族宗教史料、考古发现史料、对外交往史料及革命领导人史料等。”三是“加大力度阶段”，即1991年7月至1997年5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积极进取意识强烈，发表数量骤然加大，并注意了专题化，出版了较为可观的文史专辑，并在史料写作方式方面开始了有益的探索。这6年中共发表建国后史料392篇，平均每年65.3篇；共出版专辑16本，平均每年2.7本，建国后史料专辑就占有其中的一半，多达8辑。”[90]其中7本专辑都是1993年1月至1997年5月这段时间出版的。[91]此外，1989年底至1997年5月，出版建国前史料与建国后史料合刊8本。[92]至于其他省级文史部门，相关数据就极为稀缺了。比如，安徽文史委1993年至1997年，征集建国后史料400万字。重点包括六十年代初的责任田、建国后的水利建设成就、省政协党外副主席和一些有影响的省政协委员的“经历和业绩等”。[93]

据全国文史委统计，至1995年，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已征集建国后史料6亿多字，其中，“发表2亿多字，出版专题史料800多种。”[94]至2007年，各级政协征集建国后史料近10亿字，出版3亿字，其中专辑史料近800种。[95]从这两组数据分析，征集数量十年内增加4亿字，出版数量增加1亿字，但出版专辑史料数量毫无增长就有些奇怪了。这些数字在全国各地的详细分布肯定难以搞清。不过，我们这里可以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为例，对出版建国后史料的情况做一个相对精确的定量评估。至2009年，《文史资料选辑》出到155辑。第116辑之前，仅有少量经济、艺术类的文章部分涉及建国后内容，从第116辑开始，设置“新生之路”专栏，并有2篇专文，“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和“我的改造经过”，应该看作建国后史料的正式亮相。出版日期是1989年12月。考虑到这是116至118的3辑合订本，从编辑到出版的时间可能会长些。很可能早在1989年初，这些文章就已经确定并编排好了，所以它没有受到六四镇压后恶劣政治气氛的的过多影响。然后是第117辑张治中的《解放十年来活动点滴》、第118辑张治中的《解放后十年来整治活动点滴》。直到1994年的第128辑，这是第一本“建国后史料专辑”。里面设置了“耆年自述”、“新中国第一”、“农业变迁”、“民族家园”、“鉴往知今”五个专栏。此后就是零零星星地登载一些建国后史料。但并非每期都有。至2009年，才又连续出版了3本“建国后史料专辑”，即第153、154、155辑。这里统计的标准是，（1）如果文章以建国后为主，但也兼记建国前，就不做统计；（2）只列出专为建国后史料设置的专栏。129辑1篇；131辑7篇，并分三个专栏“共和国历程”（写旧城改建等）、“工商史苑”（写公私合营）、“新生之路”（写战犯改造）；132辑7篇，分三个专栏“名人自述”（写外交）、“航天春秋”；133辑2篇，一个专栏“艺海生涯”；134辑3篇，一个专栏“新生之路”；135辑3篇，两个专栏“耆年自述”、“交通谈往”（写铁路）；140辑2篇，一个专栏“统战史话”；141辑2篇，一个专栏“往事追怀”；143辑1篇；144辑2篇，一个专栏“本刊特稿”（写政协活动）；151辑5篇，一个专栏“体坛精英”；152辑4篇，一个专栏“共和国风云”（写台海和维和等）；153辑17篇，七个专栏“决策内幕”、“往事追忆”、“文苑艺林”、“人物春秋”、“史海钩沉”、“委员园地”、“民族史事”；154辑16篇，六个专栏“决策内幕”、“统战史话”、“人物述林”、“耆年自述”、“往事追忆”、“纪念文史资料工作50周年”；155辑16篇，六个专栏“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往事追忆”、“委员园地”、“人物春秋”、“耆年自述”、“史事经纬”。发表建国后史料总计90篇，这在116至155辑的666篇的文章总数中约占14%，比例显然不高。可见，虽然九十年代官方三令五申要将征集重点转向建国后史料，但在实际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却非常有限。应该说，这个结果与官方三心二意游移不定的政治态度直接有关。

依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的做法判断，至2009年，地方《文史资料选辑》登载的建国后史料数量恐怕也不会高于14%。尽管有些地方的个别年份比例颇高。比如，重庆市20个区市县文史部门至1995年底，出版史料190辑，刊文5381篇、1940万字；其中，出版建国后史料1363篇、464万字，占总篇数的25%，占总字数的24%。又如，重庆文史委至1997年上半年，在《重庆文史资料》44辑上，共刊发3600多篇、2730.9万字；其中，出版建国后史料242篇、133万字，占总篇数的7%，占总字数的5%。[96]再如，张家口文史委截至1996年，出版建国后史料170篇、100万字，占出版总篇数18%，占出版总字数18%。[97]将这三组数字平均一下，发表建国后史料篇数在发表的史料总篇数中占17%，发表建国后史料字数在发表的史料总字数中占16%。这两个数字比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刊登建国后史料篇数的比例略高一点。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市县级文史书刊发表建国后史料的比例高于全国和省级文史书刊。[98]至于四川双流县文史部门提供的那个高得吓人的百分比数据其实不必当真。他们在1993年、1994年两年征集建国后史料44篇、18万字，出版38篇、17万字，二者百分比分别是50%和70%。[99]由于这个数据只是在征集建国后史料总数与出版建国后史料数量之间进行的计算，而不是在出版史料总数和出版建国后史料数量之间进行换算，所以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因为文史资料的征集总数和发表数量之间的比例一般都在50%左右。

总之，就全国范围内的长期态势观察，绝大部分地区出版建国后史料的比例（篇数、字数）不大可能高于出版总数的15%左右。因为这是政治保险系数最高的合理选择。这种保守态势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日趋僵化的政治形势相一致。因而，尽管官方反复强调征集史料重点转向建国后，但这个数字却凸显出官方的言不由衷和无可奈何。因为征集数据同样证明了这点。比如，张家口文史委截至1996年，征集建国后史料250余篇、130万字，占总篇数14%，占总字数16%；[100]1983年到1999年底，征集稿件2100余篇、1100余万字，其中建国后史料300余篇、200万字。[101]也就是占总篇数14%，占总字数18%。两个数据基本一致，表明官方有意识地将征集建国后史料严格控制在一种小批量低水准的层面上。可见官方在自觉制造一种被抢救的史料危机。其本质在于，对自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有着最深的恐惧，以及由此恐惧而平生出最大的遗忘。于是，自我掣肘和防范过度便成为官方对待建国后史料的暧昧态度和习惯做法。1997年以后，虽然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工作仍在进行，全国各地也披露出一些零星的相关数据，比如，2008年，晋城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及改革开放等文史资料30万字，编辑成《晋城文史资料》第6辑出版；[102]截至2008年，江阴市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史料150多篇、40多万字。[103]但就总体而言，至2009年的近二十年中，征集建国后史料在方方面面已处于某种更为严重的徘徊和停滞状态。比如，嘉兴市文史委1999年在《嘉兴日报》刊登《在嘉兴解放初期的日子里》的征稿启事，“结果一篇稿件都未能征集到。”[104]又如，直至2009年，北京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史料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105]

十、征集建国后史料遭遇的制度瓶颈

根据文史人员的乐观判断，“已经否定了的政治运动在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早已明确，政治运动中受‘左’的迫害者，政策已落实，余悸已消，都有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愿望；而且我们的文史工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展解放后史料工作的条件已具备。”[106]但这纯属自欺欺人。实际上，不是禁区，就是禁忌，使得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形格势禁，以至于建国后史料也成为亟待抢救的对象。[107]

把自己的建国史搞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地带，这是中共治下的历史奇观。在中国古代，历史向来具有超越国家的神圣价值。所谓“国亡史不可亡”就是这个意思。亡人之国，必先亡人之史，也是国人普遍信奉的经验之道。但极权政治并不讲道理。所有普世原则对它都没有实际约束力。它只崇拜权力，而且仅仅崇拜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这使它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傲慢和狂妄。虽然人们相信，历史使人明智。但专制书写的历史恐怕只能使人愚蠢和颟顸。最要命的是，这种愚蠢和颟顸由于拥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强权合法性，结果明智变得幼稚，理性变得疯狂，人性丧失底线。对历史的所有正常判断，竟然都变得匪夷所思。洞察历史所需要的历史感，思考历史所必须的正义感，均荡然无存。甚至就连谈论历史所需要的日常经验和常人感觉，竟然也都不复存在。于是，历史中的苦难、悲剧、黑暗，在建国后史料中烟消云散。没有沉重，只有轻松。没有痛苦，只有幸福。没有苦涩，只有甜蜜。这是官方给征集建国后史料定下的基调和口径。玫瑰色，艳阳天，是征集建国后史料必须表现出来的整体风格。这表明，文史资料本质上不仅仅是书写历史的文本形式，而首先是支配历史的权力体制。它严格监管着所有民间历史资源的正常流通和自由分享。在建国后史料征集中，更是表现得空前苛刻。它筛选掉了一切有棱有角的东西，将其打磨成官话模子中光滑圆润的装饰。无法掂量的历史重量，在建国后史料中没有丝毫分量。

当然，格于现有体制，文史资料遭遇障碍，实属正常。但征集建国后史料遇到的禁忌更具严酷性，甚于超过征集建国前史料。说千奇百怪并不为过。相形之下，征集建国前史料，只管破口大骂就行了。基本政治正确。但征集建国后史料，开骂是不行了。但有些事情实在非骂不可，就需要特别规定和特殊技巧。其间区别在于，“过去周总理直接向60岁以上的人做动员，大家愿意写，因为揭露旧社会黑暗，反对国民党，是表示进步。现在有顾虑，写失误怕追究责任，写自己怕同行不服气，说自己吹嘘，怕人家骂。因此要做好思想工作。”[108]由此发展出来种种成文不成文的清规戒律。概言之，以歌颂为“主旋律”，同时恰如其分地诉说某些忠诚的哀怨。所谓哀而不怨，怨而不怒。这是指的最为一般的史料书写规范。至于在征集过程中面临的制约更是惊人。因为许多历史根本不允许征集。似乎从未存在一样。那些能够征集的历史，又是一边倒的官方立场和标准。如此一来，征集建国后史料差不多就是自讨苦吃。不是毫无作为，就是作为毫无价值。

通行的做法是，在将建国后史料定位为敏感题材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尽量绕过雷区。但实际状态要更为复杂和棘手。株洲市文史官员承认，“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实比较多。刚开始时，尽管我们编印下发了《建国后史料征集提纲》，又到各县（市）区反复进行宣传发动，甚至直接找当事人做工作，然而征集到手的史稿就是不多。……写政治运动，无论是写成功还是写失误，都要担一定‘风险’。因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虽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结论，但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是错综复杂的，政策界限也还难以把握。”[109]广东文史委官员也感到苦恼，自1989年8月至1992年，虽初见成效，“但仍是步履艰难，局面尚未打开。”总的来说，“征编建国后史料尚未形成声势，处在零敲碎打的起步阶段。”[110]对建国后史料，“全国政协虽提出‘要积极进行征集’，从各地的实际来看，并未落实，有号召而无行动。……首先是对此有所忽视，其次是畏难情绪，第三是缺乏得力的措施。”[111]因而不少地方都没有做到“三定”。[112]虽然北戴河会议提出“底线放开”，但迟迟未能解决。天津文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建国后史料工作要有所突破，“可从选题上考虑。”不能搞“广征博采”，应该把“广征”改成“选征”，把“博采”改成“精采”。“不能打‘阵地战’，要打‘游击战’，打‘运动战’。”尽管一年只搞一两个选题，仍很困难。比如，“达赖是怎么出走的”这个选题，虽然已有文史官员向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请示过，但仍不能搞。就连张学良的专题，对台办都说不能搞。[113]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由此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效应。如此一来，利害权衡和效果评估，就成为中共管制文史资料征集与出版的最终考量。以至于写不写中共“恩人”张学良都要由国务院来裁决。

不让写的自然不能写。让写的其实也不好写。抚顺文史干部介绍，征集改造战犯史料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强烈抵触。“一些知情人士历史上同日伪战犯有过交往，在极左路线时期遭受审查、批斗，甚至被判刑入狱，故对我们前去约稿表示冷淡，有的还有反感情绪。”[114]这种反感情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文史制度的抵制和抗议。因为，文史资料的体制束缚所造成的撰写史料的心理障碍是多方面的。其直接表现就是，征集建国后史料时的畏难情绪和防范过度。据武汉文史官员介绍，他们虽然征集出版了一些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及文革中“斗、批、改”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比较敏感性的史料，并且还抓住武汉地区“建国初期曾轰动全市乃至全国的‘纪凯夫事件’和汉阳一中‘匈牙利事件’着手进行征集工作”，同时他们又联系上“曾与纪凯夫同事、经历事件全过程的老人，也愿意提供事件的全部有关资料。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重要史料最终仍未进行征集。汉阳一中事件史料的征集工作，也迟迟未能顺利展开。”文史官员承认，在对“征集无禁区”的认识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真正解决。”[115]

这是因为，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不但影响国内，而且影响海外，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李瑞环在全国文史会议上，针对征集建国后史料，一方面表示，“许多历史，在当权人，当事人的眼里，是有很多的具体的偏见的。政协的许多人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地位，冷眼旁观，他们所记述事情往往很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116]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共中央对文革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了明确定论。“尽管政协中许多人亲身经历，也很难讲出什么新话。”所以，唯一能做的是从统战角度量力而行，做现在有条件做的事，“不要勉强去做那些目前办不到的事。”[117]这不仅承认了现实政治对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强大限制，而且警告（被改为“告诫”）文史人员不要试图招惹和触犯极权（被改为“有关”）制度的禁忌。所以，任何一种来自官方的笼统表态非但无助于解决征集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敏感问题，反而令人更加畏惧，最终导致退避三舍。文史官员反复重申的必须认真贯彻“征集无禁区、出版有纪律”的方针，[118]其实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口号。因为文史资料的征集与出版并非截然二分。二者贯穿着同一个根本原则。官方设置的历史禁区无处不在，最有价值的史料根本就征集不上来。至于出版有纪律，只不过是把住最后一道关卡，以防漏网之鱼而已。

但令文史干部不解和不满的是，相同的的史实，他们接到禁令不准发表，“同时却有专著公开出版而无人过问。一篇文章，并无原则问题，却接二连三受到指责。文章不发表了，还抓不住‘鼻子’抓‘耳朵’，强令‘停刊整顿’。”[119]这使得文史官员百般无奈。变通的办法是，在不触及官方底线的前提下，依据编纂党史的3条原则，[120]相机行事。比如，山西文史部门“对山西党史上的若干重大失误，都作了叙述。1986年，在《党史文汇》上发表了晋绥著名人士牛友兰的事迹，其中讲到土改时批斗牛友兰，用铁丝穿上牛友兰的鼻子，让他儿子牛荫冠牵上游行示众，后经毛泽东发现，予以平反纠正。文章发表后，也曾受到指责，顶住也就是了。”[121]文史官员自己也承认，其所标榜的这个例子有违常规。它说明两点，第一它违规，第二它侥幸。绝大部分情况显然不属此例。[122]

时至今日，征集60年来史料的难度与风险较之文史机构建立初期征集数十年前北洋民国时期史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写的大事、大人物写得差不多了，解放后的人和事又都不好写，虽说‘秉笔直书’，但涉及到‘反右’、‘五风’、‘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这些能“直书”吗？”[123]官方难堪地承认，征集建国后史料“难度很大”，[124]“现在搞建国后史料比过去的难度增加了很多。”[125]这是一个结构性困局。其中有生理性的自然因素，更有制度性的政治因素。自然因素不可抗拒，政治因素更不可抗拒。非但造成“长期以来，史料征集一直处于被动抢救状态”[126]的困局，更要命的是，许多重要历史都在这种所谓抢救性的史料征集中遭到难以挽回的湮没和毁灭。[127]比如，中共借“剿匪”之名对农村民间组织的摧毁，中共执政初期对各地反抗运动的屠戮，中共在镇反运动中的滥杀无辜，中共灭绝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的历史，中共镇压会道门等民间宗教和信仰团体的历史，中共在内地推行“合作化”和“大跃进”期间、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期间，所激起的众多民变和暴动，[128]等等。其当事人和知情者绝大部分均已不在。官方档案至今仍未解密，即便公开，也多是动过手脚，呈一边倒的官方之词。文史资料征集上来的建国后史料又都是这种歌颂性和辩护性的特殊官话。窥见历史真相，实在万难。

对此困境，官方并非一无所知。湖南省政协一位副主席就直言不讳地说，“建国后的40年也要秉笔直书。……近十年来省政协的历史应该总结了。过去那些‘左’的做法为什么到今天还在作怪？为什么一些老大难问题至今不能解决？为什么省政协的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提高到应有的位置？这里头大有文章，我们要把那些内幕公诸于众，让群众都知道。写历史不能只讲形势大好，搞花架子，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129]更有文史官员倡言疾呼，“不要人为地以种种理由设置禁区，不必回避重要的历史问题，也不宜提史料征集应着重于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因为人为地划定框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被动局面就很难打开。“回顾早些年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许多撰稿者心有余悸，不敢实事求是地撰写史料，这是必须记取的一个深刻教训。因此，我们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决不能划定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宜写和哪些不能写的界限。”[130]他们知道症结所在，但限于体制，却不愿从制度本身寻找根源，更无意触及文史资料的基本性质。这导致文史官员嘴里所说的困难多为言不及义的浮泛表象。“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必须消除畏难情绪。即消除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危险论’和‘难以把握论’。”[131]一方面，2002年以来，全国文史委多次提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从建国前向建国后转移；另一方面，从事这项工作的地方文史人员在评论如何实现这一转移时，也只说需要克服三大难题。“一是征集资料难，当代人写当代史，顾虑多；二是内容把握难，建国后的历史历经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三项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重要时期，触及的政治敏感区很多；三是具体工作缺乏明确指导，全国政协虽然提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从建国前向建国后转移，但没有形成对具体工作的指导意见，也缺乏成功经验的借鉴。”[132]不难发现，上下双方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无论上面提倡，还是下面叫苦，二者都知趣且自觉地回避了文史资料体制和文史资料性质这个关键性问题。相对于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均为皮毛和枝节。事实上，在言不及义的情况下，要想自圆其说都很难。首先，文史官员承认，“在史料的征集工作中，政治方面的内容仍然将是主要的，就是在经济文化建设也充满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可以这样说，政治作为一根红线自始自终贯穿在各个领域，因为政治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之大，与各个领域的关系之密，乃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133]其次，文史官员宣称，“真实反映历次政治运动的类似文史资料的读物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由于参与性强，揭示了历史的真象，几乎都成为畅销书。”[134]最后，文史官员给出的结论却是，“很多人反映建国后史料缺乏可读性。”对此，文史官员给出的解释是，“一是因为时间较近，经历、熟悉的人多，因此不象看建国前史料有使人探赜索隐之感；二是建国后史料以工商经济、科技文教史料为主，不如建国前的军政史料吸引读者。”[135]这种混蛋逻辑已成为文史资料之奇观。政治重要，政治史料畅销。但就是不能征集。说到底，文史官员宁愿用这种自己都不相信的皮相之论来牵强附会，也不愿道破一个基本事实，建国后史料的根本问题不是缺乏可读性，而是缺乏可信性。即较之建国前史料更不可信。本来最近的历史最具吸引力，但在极权制度下，最近的历史最难说真话。于是，最近的历史假话最多。这就决定了建国后史料的整体质量严重低劣于建国前史料。

迟至2005年，在长春市召开的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选题协作会议上，依然提及征集建国后史料中出现的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在认识上不够统一，在政治方面有些敏感问题，在经济方面有些功过是非问题，很多人不愿写。”[136]甚至2007年，政协主席贾庆林仍然要求，当前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还是征集建国前史料。[137]这显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规范。它表明，文史体制和文史性质决定了征集建国后史料必然是一种劳而无功的自虐性兼强迫性的官话训练（出版时被改为，“必然还需要走过一条很长的路”）。

十一、地方文史部门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具体做法

（一）省级文史部门

山西至1989年，省文史委才对建国后史料“做了初步性的工作”，对一些史料采取“延续法”，对一些人物、企业等史料，“不光介绍其解放前的情况，还把其在解放后的发展变化介绍出来。”[138]文史委员、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史法根建议，“取缔反动会道门，是建国初期的一项重大斗争，应该出版一本专辑。”[139]省文史委制订了11类94个方面的建国后史料《征集提示》。[140]1996年，将此《选题提示》“下发各市县区政协”。[141]1996年，全国文史委召开建国后史料协作会议，“决定以《光辉的历程》为总题，出版一套为建国50周年献礼图书。”山西文史委承担了16个项目，随后下发16部书稿的征稿提纲。[142]省文史委在榆次会议之后，按照征集建国后山西史料计划，“相继派出各项目责任编辑分赴运城、临汾、阳泉、吕梁、大同、朔州、太原等地，进行了巡回性检查。并协同各地市政协分别召集了所属市县文史工作者会议和有关方面人员会议，了解征稿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据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反映，在征编国庆献礼稿件工作中，一些疑点急需给以科学明确的界定。如运城市提出，在征编《解放军进城以后》一书时，了解到在运城市就有三个不同的人城时间，以哪一个为准，需要明确。经商定，解放军人城时间，以最后一次，即以建立新政权之时为据。又如，在征编《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一书时，有关人员提出需要扩大征稿的范围，即修缮文物古迹是保护，研究开发文物也是保护，用法律手段打击对文物的走私破坏，也同样属于文物保护的范畴。”另外，他们除依靠文物部门征稿、组稿外，“又及时同山西省公安厅进行了联系，并向各地市公安部门下发了征稿通知，”使相关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他们还发现有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由于年事已高，已无法执笔撰稿，有些人则拙于文字的书面表达而难以成稿。”根据这一情况，责任编辑“又协助各地市召集了有关方面人员会议”，把长于文字写作的人员，“与拙于文字表达者结成对子，在发表时分别注明日述者和整理者，使矛盾迎刃而解。”对重点作者的重点稿件，“还采取了签协议的办法，确定选题、字数、交稿时间。对一般稿件，也采取‘三定’办法。即定选题、定作者、定交稿时间，以保证各类图书项目有足够的统编时间和修改时间。由于注意把一般性的号召同具体指导相结合，从而使国庆50周年献礼图书任务得以顺利进行。”各地市的征稿任务，也基本做到了按时完成。[143]《山西文史资料》改刊为《文史月刊》后，设有“共和国脚步”。“以纪实文学笔法为主，也可用资料形式。”[144]山西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史料坚持“四突出”和“四扩大”。四突出是指，（1）“在文史资料的多项‘抢救’中，要突出抢救建国后史料”；（2）“在文史资料的多种功能中，要突出为现实服务功能”；（3）“在文史资料的多种特色中，要突出统战特色”；（4）“在文史资料出版工作中，要突出专题化”。四扩大是指，（1）“扩大文史工作领域，从与党史、国史、方志的交插重迭处找出文史工作的领地”；（2）“扩大时间范围，征集时限宽延到现在和眼前”；（3）“扩大作者队伍，能反映出时代大背景的一般人，都可加入其列”；（4）“扩大合作的力量，既重视与兄弟省市区政协文史部门的协作，更重视与市县政协有关部门的合作”。[145]尤为关键的是，征编建国后史料“已踏上专题化系列化的征途”。[146]2001年，省文史委根据全国政协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由新中国成立前向新中国成立后转移”的精神，下发《关于积极做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的通知》。[147]2003年，又出台了《关于史料征集的实施意见》，“重点就新中国成立后史料征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题和范围、方法和手段以及具体征集内容作了要求和说明。”但随后就因征集建国前史料而搁置下了。[148]

河北文史委从1991年第1期专辑开始，开辟了《共和国足迹》栏目，“先后发表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和胡开明回忆困难时期在张家口工作的《难忘的三年》。这两篇史料既反映了建国后发生在河北的重大事件，又为当前进行反腐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光荣传统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材。”[149]并将《河北省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参考大纲》在《河北日报》整版向社会公布，征集到1400多万字的建国后史料。[150]

北京市文史委搞了两个专题，一个是“国庆工程”，“记录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十大建筑的兴建历史。”另一个是反映五一、十一天安门前“游行联欢的‘庄严庆典’”。[151]至2008年，市文史委“把建国初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有关史料作为抢救重点，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有关史料作为征集重点。”[152]

天津文史委要求征集建国后史料“要着力反映建国后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侧面，特别是工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在征集中仍应以‘名人大事’为重点。”[153]即重点放在建国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史料和海外史料的征集上。“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手段征集史料。”[154]

上海文史委1996年在吴江市举行了大型“建国后文史征集出版工作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155]

内蒙古全区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于2006年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交流文史资料工作经验，研究落实《内蒙古政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实施意见》”。“初步确定了黄河治理、工业学大庆、神州飞船与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海孤儿在内蒙古、支边知识分子等十多个选题的协作单位和协作方式。”[156]

陕西文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2009年在商洛市召开。会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巡视员“就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撰写和编辑等问题作了专题辅导报告”。[157]陕西文史委高官表示，“要将专题征集建国后史料与计划内出版专题化、系列化图书有机结合起来。”[158]

四川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主要内容有：（1）征集“5·12”汶川特大地震口述史资料。“为记录震区群众对地震的真实经历，反映社会各方面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真实过程，自2008年开始，区分不同对象，采取录音、录像、笔录等方式进行口述史采集，分年度编辑出版‘5.12’汶川特大地震口述史书系——《幸存者说》、《志愿者说》、《慈善者说》、《支援者说》、《子弟兵说》、《领导者说》等文史资料专辑。”（2）抢救征集建国初期、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的文史资料。“重点征集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运动、反右、知青运动、文革等史料。”（3）征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各个重要阶段、重大事件和重点建设工程的“三亲”史料。同时，“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出版系列丛书奠定基础。”[159]

（二）市级文史部门

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出其右。失败者多净身出户，或被扫地出门。难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更别说听到一句好话。中共治下，文史、党史、国史常常又很难完全分离。这就不可避免地相互牵涉。枝蔓所及，难免扯皮。由于建国后史料“不少事涉及中共党内斗争”，对有些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评价，对文史官员来说就“颇费心思”。比如，“溥仪从苏联被移送回国时，他见到中共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是高岗，而高岗后来是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原在东北公安部工作的一位负责干部，在来稿中对高岗于1950年8月初接见溥仪时的场面有详尽描述，但作者不敢注明高岗的真实姓名。”文史人员承认自己编写这段历史时也有类似心理。“涉及高岗的史料要不要删掉？……我们认为，高岗在50年代确是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但他组织反党联盟是在接见溥仪之后。1950年8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出面接见溥仪等人，为稳定他们情绪所说的一番话还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编纂中采用了这篇史稿，还征得作者同意，在文章中适当披露了高岗的姓名。”[160]从这段叙述语气看，颇有表功的自得意味。也由此不难确认，这种心理相当普遍，而这种做法却相当少见。

武汉文史委认为，“由于建国后的史料时间较近，往往有的作者把文史资料写成了新闻报道；有的写成了政论文章，述史不足，论理有余。这也说明，随着政协文史征集工作侧重点的转移，加强业务指导和业务培训，是越来越显得迫切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广撒网，慢拉网”的要求。所谓“广撒网”，“即广泛地进行宣传发动，开展协作，积极征集。”所谓“慢拉网”，“即注重质量，注重效果，……要把应该征集而又可以征集到手的资料一定征集到手。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是市、区、县都有一个征集计划，把广泛宣传发动与重点走访约稿结合起来，做到征集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二是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安排征集选题，凡是在政治上或史实上有争议的、没有把握的或比较敏感的问题，暂时避开。”[161]武汉市蔡甸区（原汉阳县）1956年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亦称“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牵涉受审的师生多达几十人，其中有不少人被判了有期徒刑，还有三人被判了死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起冤案被彻底平反。蔡甸区文史委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征集，“收到了一批难得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62]

株洲市文史委的经验是，“先从那些大家都认为没有‘风险’的史料入手，打开征集的突破口。”他们首先选择了“株洲解放史料”和“科技史料”。过去他们向各厂矿企业征稿，“大多数单位以‘技术保密’为由，不敢涉及。”经文史人员反复做工作，“说明撰写科技史料主要是突出科技攻关的过程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提出涉及保密的技术参数和核心技术可以不写，得到了当事人的理解。”结果就连“反右”这样的敏感题材，竟然也有不少当事人写好寄给文史部门。[163]

延安市文史委规定，“建国后的史料征集主要依靠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立足于人民政协的组织资源。”建国以后的文史资料，“市政协保证每年出版一辑；各县区保证每两年出版一辑。”[164]

襄樊市文史委在九十年代初，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建国后史料专辑，《勤俭创业，地久天长——襄樊棉织厂史料专辑》。[165]

张家口市文史委征集建国后史料已经达到了堪与新闻相同步的迅捷程度。1998年，张北县大河乡一带发生6.2级地震。文史委很快安排文史人员“收集有关抗震救灾的报纸及感人事迹的资料”。[166]1999年，文史委将编辑的“张家口抗震救灾纪实”稿件及有关照片资料报送省文史办。[167]

龙岩市文史委于1998年召开了“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会上还印发了“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选题”10个方面、50多条。会后，文史官员“带人上门主动向老领导、老同志约稿，议定选题”。同时，取得《闽西日报》支持，“免费在《闽西日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踊跃为《闽西文史资料》撰稿。”至1999年春，收到各方面的来稿50多篇，精选出27篇、14.35万字，编成“建国后史料专辑”第1辑。[168]

宜昌市文史委在1999年，为纪念建国50周年，出版《宜昌五十年回眸》。“还首次采用‘教训史料’，如‘大办钢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文稿。”[169]

榆次市文史委在1999年出版的《榆次文史资料》第21辑，是建国后农业史料专辑。[170]

遂宁市文史委至2001年，征集反映本地农村改革进程的文史资料12万余字、40多篇，撰写反映本市统一战线工作的史料20多篇。[171]

抚顺市文史委征编的《抚顺煤矿百年》，从1901年写到了2001年；《战犯改造纪实》等几部史料专辑，从1950年写到了1996年；《抚顺人在海内外》写到了2003年。《抚顺少数民族与宗教》、《抚顺民主党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与发展》近20余部书，都是建国后史料。[172]

天水市文史部门自2007年以来，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建国初期历史资料的系统抢救挖掘上，“制定了《天水文史资料》征编五年规划纲要和具体年度实施意见。”2007年已征集出版了全面反映天水市“三线”建设情况的专辑。[173]根据《天水文史资料征编五年规划》的要求，2008年以来，天水市文史委组织人员，“先后赴天水建国初期所辖的庄浪、漳县、两当、西和、礼县、徽县、通渭、陇西、静宁以及现辖两区五县等地，抢救、挖掘、整理建国后天水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从政权建设、政权巩固方面讲，内容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天水、建立政权、剿匪镇反、取缔反动会道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反贪纪实、土改等内容；社会经济方面，涉及土地改革运动、国民经济恢复、农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社会事业方面，涉及禁毒肃毒、封闭妓院、社会风貌、乡土民情、社会新风尚等内容。”2008年《天水文史资料》第14辑的征集主题和范围就属于建国初期历史。截至2008年9、10两月，天水市文史部门“共收集到稿件140多件，图片100余幅”，并通过了《天水文史资料》第14辑有关文章的审稿会，“完成了初稿选择、修改定稿等工作。”[174]按照天水文史资料五年征编规划的要求，文史委在2009年编辑出版一期综合性的文史资料即《天水文史资料》第15辑，征集1957年至文革前天水各方面的资料，特面向社会公开征稿。征稿内容是：（1）政治方面，重点征集反右运动、反贪纪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史料；（2）经济方面，重点征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克服“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等史料；（3）社会方面，重点征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社会风貌、乡土人情、社团活动等史料；（4）文化方面，重点征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发现等方面史料，同时兼顾“其他重大文化活动的史料”；（5）教育方面，重点征集农民识字、扫盲活动、普教、职教、成教及民办教育等方面的史料，以及本市有突出贡献的教授、专家的资料；（6）科技方面，重点征集本市科技团体的创建与发展、重大科研成果及著名科学家的资料。[175]

大理州文史委决定从2008年起，把文史资料征集重点转向建国后，“以每年一个专辑的方式征集出版。”[176]

厦门市文史委在2008年初，向社会征集《厦门一日记忆》的史料征文，搜集厦门建国后的文史资料。[177]

大同市文史委在2008年，配合省文史委完成了征集、编辑“改革开放30年亲历记”的工作，选出了20余篇代表各个阶段稿件。[178]

鞍山市文史委在2009年，举行了《我与共和国同行》文史资料征集。[179]

东阳市文史委为完整记录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的决策过程和组织实施过程，“真实记录拆迁过程中发生的难忘故事，及时搜集、整理拆迁中形成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以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的社会功能。”2009年11月初开展征稿活动，很快就按计划完成了对参与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的市级领导和各动迁组的走访约稿任务。[180]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椿巷旧城改造》文史资料征稿启事中的各项条款。首先是征稿对象：“参与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被拆迁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其次是征稿内容：（1）你所知道(或经历)的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酝酿和决策过程；（2）你所知道(或经历)的拆迁规划及动迁、补偿、安置等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过程；（3）你所参与的动迁组、专业组工作开展情况；（4）相关的会议记录、采访札记及日记、笔记等第一手材料；（5）被拆迁人的心路历程和亲历过程纪实；（6）你认为值得记录的人和事；（7）红椿巷区域原貌照片。最后是征稿要求：（1）用第一人称写作，记录三亲的人和事；（2）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臆造、想象和猜测；（3）“文风朴实，过程细节要详记，尽量不作评论，不用溢美之词，避免空话套话”；（4）“不要写成总结、体会或经验交流类材料”。[181]在这些规定中，征稿对象的第一类人是领导，征稿要求主要也是对官员的提示，比如不写套话，不写成经验总结等，至于征稿内容更是将官方作为主体。征集内容只在第五条列出了被拆迁人的活动。显然具有陪衬性质。究其实质则是本末倒置。因为从常理看，被拆迁人才是拆迁中最重要的主体。不将他们作为征集主体，整个拆迁过程就会完全失真，甚至变成官方单方面的垃圾清理工作和清扫卫生的政绩工程。应该说，这正是官方为征集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的史料所定下的调子和口径。按照这种做法征集上来的相关史料，已经毫无历史真相可言，相反则可能变成掩盖历史真相的唯一伪证。

（三）县级文史部门

河北赤城县文史人员抱怨，征集建国后史料，“有不少困难。”[182]冀州市文史办干部则表示，“我们按照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着手开展了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冀县人民抗震救灾确是这块土地上有必要回顾的大事件。”[183]

河南鲁山县文史人员了解到县委原办公室副主任范崇志掌握有1958年该县大放“钢铁卫星”的史料。“几经动员，他才执笔成稿。”先后发表于《鲁山文史资料》和《河南文史资料》。[184]

甘肃宕昌县文史部门在全县范围内搜集2000年“5•31”暴洪灾害资料，出版了第5辑《宕昌文史资料》即《宕昌县暴洪灾害抢险救灾专辑》。[185]

浙江平阳县文史委在2003年，开始着手对建国后文史资料进行征编。[186]武义县政协、县老龄委在2004年联合发文，开展“夕阳红·忆县史”文史资料征集活动。标志着该县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启动”。[187]

安徽颍上县文史工作一直搞得有声有色。以2007年10月“全县建国以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为标志，颍上县建国以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正式启动。“县里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孙东亚为组长的高规格的颍上县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县里还就部署该项工作发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同时，“全县聘任第一批文史资料专员142名。”（1）征集对象。“各乡镇、县直科局级以上的国家机关、单位、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现在在颍工作、曾经在颍工作和生活过的工作人员、职工或退离休老同志。涉及到颍上县党、政、军、民、教育、干部、机构、政法、工、农、商、学、兵、青、妇、文化、经济、民族、宗教等各个类。”（2）征集选题。“初步拟定”了颍上县建国以后文史资料征集“参考题目”16类、50个大项、275个选题，作为各级、各部门、各行业、单位和个人开展征集和资料撰写工作的参照。（4）写作格式。撰写文史资料要紧扣“颍上县”、“建国以后”、“有意义、有影响”的事件。“一般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记叙文或说明文。”文史部门还特别要求文史资料专员“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到“五好”，即把会议精神汇报好，方案制定好，人员组织好，文章写作好，资料报送好。另外，“县里将定期不定期向全县通报该项工作进展情况，并对各单位和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专员的工作，进行评比表彰。”颍上县建国以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提出了“写颍上县的历史，颍上县人人有责”的口号。[188]

四川丹棱县政协在2009年，颁布了“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按照《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三年规划》，现阶段文史资料工作征集整理、编辑成书的课题为：《丹棱军人风采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拍摄散记》、《丹棱县生态文明家园建设记》、《丹棱县工业园区发展历程》、《丹棱城市变迁》、《丹棱知青回忆录续集》等史料。[189]

十二、征集先进人物事迹史料

先进人物事迹是建国后史料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考虑到“活人不立传”的传统观念，有文史官员小心翼翼地辨析写建国后先进人物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树碑立传。“那些高龄的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拔尖人才，他们科学的教学方法，高超的演出技艺、精湛的书画艺术，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成功的科研成果等方面，也是可以宣传与光大的，反映这些片断的成就与献身事迹的史料，不应该与在政治上全面地为其树碑立传等同视之。”[190]相形之下，文史高官的口气就大多了，明确说文史资料就是要为建国后先进人物树碑立传。应该在建国后史料中，“以极大的热情谱写新时代的‘正气歌’，着力为那些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自强不息，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优秀儿女树碑立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光辉的篇章。”[191]文史官员也普遍认为，“文史委员会旗帜鲜明地宣传各级政协委员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对入编的同志是一个鞭策，对所有的读者都是个鼓舞。”[192]

张家口市文史官员介绍经验说，“对于有较大贡献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著名的英模人物，及历届政协委员中的贡献突出者，都是我们征集撰写的对象。如我们征集并已发表过的‘钢铁巨人马万水’，‘打狼英雄俞昌’、‘拥军模范赵顺’等等。”[193]

安徽文史机构的做法是，史料主打，新闻配合。他们在编辑出版《委员风采》和《珠城群星》前后，“《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红十字报》、《健康报》、《解放日报》、《团结报》、《安徽日报》、《江淮时报》、《安徽老年报》、《前进》杂志、《安徽统一战线》杂志以及蚌埠市的各家新闻媒体，或发书评，或全文发表或摘录发表介绍入编人物先进事迹的文稿，一时间形成了一种宣传政协工作、宣传政协委员、宣传政协联系的各界人士的小气候。”另外，他们还认为，“就是今天先进人物明天犯错误的事实，在我们的史料中也不是不可以反映。因为真实地反映先进人物犯错误史料文稿，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也可以看作是一剂醒脑的良药，一声震聋发聩的警钟。”[194]

淮北市文史委为煤炭部第30工程处编辑的《猛虎掘进队》专辑也很有代表性。他们介绍，“我们选用的史料，力求对‘猛虎掘进队’的战斗历程及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客观公正的记述，不任意褒贬，不妄加评论，不混淆是非。”对涉及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严格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本着宜粗不宜细、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原则，作了妥善处理。[195]

注释：

[1] 王宝成《陕西政协建国后史料出版现状、问题及对策》，《文史通讯》1993年第1期。

[2] 《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情况和问题》，《文史通讯》1989年第2—3期。

[3]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讨论今年度工作设想》，《文史通讯》1992年第2期。

[5] 陈进玉《勇挑重担，知难而进——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6] 黄森《加大建国后史料征集的力度》，《文史通讯》1995年第4期。

[7] 邓剑秋《关于政协新中国时期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思考》，王飞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2），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封玉敏《众手描绘跨世纪协作的蓝图——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侧记》，《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9] 陈进玉《勇挑重担，知难而进——在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议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0] 萧志华《浅谈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几个实际问题》，《文史通讯》1997年第2期。

[11] 《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纪要》，《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2] 《建国后史料专题近期协作规划》，《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3] 《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纪要》，《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4] 《建国后史料专题中期协作规划》，《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5] 《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纪要》，《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6]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文史通讯》1997年第3期。

[17] 封玉敏《众手描绘跨世纪协作的蓝图——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侧记》，《文史通讯》1996年第4期。

[18] 《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

[19]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20]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第七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报告（1993—1997）》（http://www.sntai.com.cn:8080/html/

gzdt_15/wszl_23/wjhb_80/2005-04/1113214969.html）。

[21] 《关于华北地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二十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文史导刊》（总第41期）。

[22] 赵政民《情牵史河》第323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23]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71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24] 眭孝忠《开拓创新，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在全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

ww.zjzx.gov.cn/Item/1309.aspx）。

[25] 《〈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稿启事》（新文化网，http://news.163.com/09/0310/01/540PBBFQ000120GU.html）。

[26] 《山东省政协将全面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http://edu.beelink.com.cn/20040414/1562297.shtml）。

[27] 《新领域内的探索——记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文史通讯》1992年第1期。

[28] 《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选题征编论证会议》（http://www.nmgzx.gov.cn/Get/zhuanwei

gongzuo/2006030711164946.htm）。

[29] 《全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议纪要》（http://www.nmgzx.gov.cn/Get/zhuanweigongzuo/20060710161741

7.htm）。

[30] 《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广州文史》第4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31]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32] 乌鲁木齐市政协文史委《抓基础工作，为系统征编建国后史料创造条件》，《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33] 怒江州政协文史委《抢救民族史料，弘扬统战文化》，李福珊等主编《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3），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

[34] 《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推进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http://bm.jiaxing.gov.cn/jxszx/2003/gzhg08.htm）。

[35] 《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应当有个更长足的发展》（http://gxylzx.gov.cn/ShowOther.aspx?ID=11）。

[36] 《昌吉州政协2008年文史资料工作呈六大亮点》（http://www.xj.xinhuanet.com/pingan/cj/2009-01/09/conte

nt_15412501.htm）。

[37] 《关于江阴市建国后到2000年“三亲”史料征集的通知》（http://www.jylgb.cn/news.asp?/927.html）。

[38] 《枣庄市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http://www.zzzx.gov.cn/ggl/ggl/zxbsz[2005]35.htm）。

[39] 《淄博市建国后文史资料选题征集提纲》（http://www.zbzx.gov.cn/Html/2005120102038-1.html）。

[40]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征集建国后“三亲”文史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aff260100akaf.ht

ml）。

[41] 《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提纲》（http://zhengxie.bjft.gov.cn/wens/wens5_1.asp）。

[42] 徐州市政协文史委《建国后史料征集纲目》（http://www.xzzx.gov.cn/html/wsgj/20070508/1374.html）。

[43] 《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广州文史》第4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44] 《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应当有个更长足的发展》（http://gxylzx.gov.cn/ShowOther.aspx?ID=11）。

[45] 《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广州文史》第4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46]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征集建国后“三亲”文史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aff260100akaf.h

tml）。

[47] 黎丽《动员主席写文史》，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48] 保定市政协文史委《在那艰苦的日子里》，1999年。

[49] 保定市政协文史委《在那艰苦的日子里》，1999年。

[50] 夏明方《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以文史资料中的灾害记述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8日。

[51] 就连一些亲官方的学者也颇有怨言。建国后对灾荒的回忆和访谈，“一个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的主题”就是总与“今日的美好现状进行对比，借以论证和突显‘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事实来说，这一论证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将这些文献汇总一处，又难免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刻板印象，而且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内容。也就是说，大凡涉及到旧中国发生的灾害及其救灾活动，包括政府救灾或慈善事业，更经常的是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对于解放后的灾害，则往往偏重于自然要素的异常变动，如水情、旱情等，对于相应的救济活动，更是称颂备至，少有批评和反省。尤其是涉及当下中国饥荒史领域似乎最为敏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许多文献，要么对其社会影响三缄其口，要么含糊其辞，或者以‘这是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类的借口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究其实，“这与建国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灾害话语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并无二致。这种灾害话语，原意是要说明‘新社会甜，旧社会苦’，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新社会已经不可能、也容不得任何之‘苦’，一旦有‘苦’，新社会就会遭到质疑。殊不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灾害，甚或重大灾害，而在于如何更加及时、更加有效地应对这类灾害，如何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体现对人的生命的无条件的尊重，并从中汲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否则，即便是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也可能成为颠覆政治合法性的致命导火索。因灾死亡人数的多少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弱，似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反比关系能够概括得了的。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死亡规模，以为人口损害越少，政治合法性就越强，最终遵循的还是学术对手的逻辑，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夏明方《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以文史资料中的灾害记述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8日）

[52] 《关于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年亲历记”征文活动的通知》，《文史导刊》（总第41期）。

[53] 徐四民《我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4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

[54] 《榆林市政协文史委召开委员座谈会》（http://www.sn.xinhuanet.com/2009-12/15/content_18506639.htm）。

[55] 《汉中市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近日召开》（http://www.sn.xinhuanet.com/2009-12/25/content_18603666.htm）。

[56] 《丁斌副主席在汉中市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议上的总结讲话》（http://zx.hanzhong.gov.cn/zx/16615467875

23002368/20091225/534069.html）。

[57] 刘翠云《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二题》，《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58] 徐安全《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应与参政议政相结合》，《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59] 《创新带来征编新思路，联合走出文史新天地》（http://www.hbxy.gov.cn/E_ReadNews.asp?NewsID=4453）。

[60] 户县政协文史委《县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刍议》，《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61] 《温岭市、潢川县政协重视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62] 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召开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所作的调查研究》（1989年8月），全国政协秘书局、专委会综合一局、二局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调查报告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63] 刘国安《贯彻全国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开拓我省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湖南文史通讯》1987第2辑。

[64] 田伏隆《把征集作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抓好——在全省文史资料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提纲》，《湖南文史通讯》1987第2辑。

[65] 《关于政协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湖北文史通讯》1987年第1辑。

[66]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76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67] 赵政民《文史工作20年的点滴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68]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69] 许水涛《文史资料工作之我见》，《文史通讯》1996年第3期。

[70] 《本刊年终摸底调查显示：文史资料工作喜忧参半》，《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71] 沈传忠《西北文史资料学会述评》，《文史通讯》1989年第1期。

[72] 李培栋《我经历的90年代文史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73] 赵政民《积极搞好文史书刊的发行工作》（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ID=1508&

bm=017&sname=）。

[74] 和衷《新的领域，新的成果——部分建国后文史资料评介》，《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75] 和衷《新的领域，新的成果——部分建国后文史资料评介》，《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76] 《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纪要》，《山西文史通讯》（10）。

[77] 李培栋《我经历的90年代文史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7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各业务组研究五年工作目标》，《文史通讯》1993年第4期。

[79] 《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工作总结和1994年工作设想》，《文史通讯》1994年第1期。

[80] 《全国政协办公厅对提案的答复》，《文史通讯》1994年第4期。

[8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工作总结》，《文史通讯》1995年第1期。

[82] 《天津市九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制定五年工作规划》，《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83]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79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84]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85]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69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86]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87]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88]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8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89]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2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90]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91]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2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92] 赵政民《文史工作20年的点滴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93]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第七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报告（1993—1997）》（http://www.sntai.com.cn:8080/htm

l/gzdt_15/wszl_23/wjhb_80/2005-04/1113214969.html）。

[94] 杨拯民《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积极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文史通讯》1996年第1期。

[95] 《郑万通秘书长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96] 李宗杰《我经历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文史资料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97]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315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98]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详，但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基层文史机构胆子更大，更不意味着“天高皇帝远”而产生的下层真空。事实上，中共极权体制早已将“天高皇帝近”推向空前的极致。所谓“全国一盘棋”就暗示出政府和社会之间无缝隙的高度结合所导致的绝对平面化。对官府来说，所有人、所有举动、所有言语，都尽收眼底。想出手时就出手。毫不犹豫地予以毁灭性打击。

[99] 徐安全《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应与参政议政相结合》，《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00]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315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101]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认真总结经验，再创文史佳绩——我们开展文史工作的做法与体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02] 《解读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工作报告》（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362/2009/0425/212246/cont

ent_212246.htm）。

[103] 《市政协建国后“三亲”史料征集已完成40多万字文稿》（http://www.jy.js.cn/article/show.php?itemid-404

09/page-1.html）。

[104] 《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推进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http://bm.jiaxing.gov.cn/jxszx/2003/gzhg08.htm）。

[105] 贾凯林《难忘那些人那些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06] 刘德元《更新观念，积极开展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107] 就实态而言，抢救对文史资料如影随形，始终保持强大压力。比如，直到2007年，官方还在强调“抢救是当前文史资料工作中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贾庆林主席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史导刊》【总第39期】）

[108] 徐萌山《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问题》，《山西文史通讯》（10）。

[109] 罗章生《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20年之回顾》，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10] 丁身尊《解放思想，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编工作》，《文史通讯》1992年第3—4期。

[111] 沈传忠《贵在及时，重在求实——为征集建国以来的文史资料进言》，《文史通讯》1988年第4期。

[112]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第七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报告（1993—1997）》（http://www.sntai.com.cn:8080/ht

ml/gzdt_15/wszl_23/wjhb_80/2005-04/1113214969.html）。

[113] 《杨拯民同志在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14] 纪敏、徐桂英《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次尝试——从征编〈震撼世界的奇迹〉一书谈起》，《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

[115] 萧志华《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武汉市政协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的情况与做法》，《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16]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69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17]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48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118] 方家印《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努力推动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发展》（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

x?id=%CD%B3%D5%BD%D5%FE%D0%AD27596）。

[119]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4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20] 参见本章第一小节的相关论述。

[121] 杨小池《建国以来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与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文史编辑工作讲座》（内部使用），1996年。

[122] 文史部门的审稿标准，并非真实与否，“而是同‘主旋律’的宣传口径合拍与否。即便是革命者的中共党史回忆，也并非完全可以畅所欲言，哪怕是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著述，也得遵循有关规定，层层审定，求真云云，谈何容易！久而久之，实话真话有风险，空话假话最保险，这就是我国文史资料工作难以避免的大环境。”（郭世佑《惟有真实的资料方可穿越时空》，《文史学刊》第2辑）

[123] 张二牧《在改革中做好文史工作》，《湖南文史通讯》1988年第4辑。

[124]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2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25] 《杨拯民同志在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5年第3期。

[126]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10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27] 其愚蠢和卑劣无异于打着保护历史遗址的旗号，却在其基础之上建造人工景点。这不是恶俗，而是恶行。

[128] 《被遮蔽的战斗——1958年庞智沟战斗之谜》（http://www.tianyayidu.com/article-a-480295-1.html）。

[129] 袁学之《要认真总结政协的历史经验》，《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1辑。

[130]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131]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0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32] 赵康琪《做好政协文史工作的实践和探索》（http://www.zjszx.gov.cn/doc/2009/6/3925_1.html）。

[133]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134]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把历史真象记载下来告诉人民——征集建国后史料是当今文史工作的必然走向》，《湖南文史通讯》1989年第4辑。

[135]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关于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些体会》，《山西文史通讯》（10）。

[136] 《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选题协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http://www.hainanzx.gov.cn/data/news/2006/09/4

2/）。

[137] 《九届省政协文史委本届工作总结和下届工作建议》（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ews.asp

?ID=2743&bm=017&sname=）。

[138]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9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139]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上卷，第2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0]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1]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7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2]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73、81—82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143]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http://www.du8.com/readfree/09/05620/6.html）。

[144] 赵政民《史林落英》第36、133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4年。

[145]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25—526、5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6] 赵政民《在文史天地里》下卷，第5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147] 赵政民编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第131—132页，文史月刊杂志社，2006年。

[148] 穆雯瑛《对新形势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思考》（http://www.shanxizx.gov.cn/innernet/bm/shown

ews.asp?id=1259&bm=017&name=）。

[149] 《新领域内的探索——记华北地区政协第七次文史工作协作会议》，《文史通讯》1992年第1期。

[150] 《关于华北地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二十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文史导刊》（总第41期）。

[151]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保持特色，开创新意》，《文史通讯》1995年第2期。

[152] 《关于华北地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二十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文史导刊》（总第41期）。

[153] 《天津市九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制定五年工作规划》，《文史通讯》1994年第3期。

[154] 《关于华北地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二十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文史导刊》（总第41期）。

[155] 李培栋《我经历的90年代文史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56] 《全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议纪要》（http://www.nmgzx.gov.cn/Get/zhuanweigongzuo/2006071016174

17.htm）。

[157] 《全省政协文史工作经验交流会圆满结束》（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09-06/22/content_2160924.ht

m）。

[158] 梁和平《修订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大纲》（http://www.gejiedb.com/011/html/?3699.html）。

[159] 《政协第十届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发展规划》（四川政协网，http://www.sczx.gov.cn/system/2009/01/0

6/010076684.shtml）。

[160] 纪敏、徐桂英《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次尝试——从征编〈震撼世界的奇迹〉一书谈起》，《文史通讯》1990年第4期。

[161] 《关于建国后史料征集的讨论》，《文史通讯》1991年第2期。

[162] 萧志华《浅谈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的几个实际问题》，《文史通讯》1997年第2期。

[163] 罗章生《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20年之回顾》，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64] 曹树蓬《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推动我市政协文史工作再上新台阶》（http://www.yazx.gov.cn/LingDaoJiangH

ua/2009004.html）。

[165] 邱晓瑛《回忆襄樊市政协第一辑建国后史料征编前后》，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 ? ?

[166]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67]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事》（1981—1999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68] 萧衍锋《我与文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http://www.lyzx.gov.cn/new.asp?id=197383）。

[169] 刘思华《筚路蓝缕为征编，精雕细镂出精品》，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70] 《榆次市农业发展五十年专辑付印》，《文史导刊》（总第28期）。

[17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遂宁市委员会》（http://www.scjg.com.cn/company/mobon6/index.asp?ep_id

=20779）。

[172]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http://www.fsszx.gov.cn/news/zykt_05.asp?ArticleID=173&ArticlePage=3）。

[173] 《努力做好新时期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http://www.gzxw.com.cn/news/gansu/2008/10/22/8464380.htm

l）。

[174] 《天水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征编汇报会》（http://www.gs.xinhuanet.com/dfpd/2008-10/13/content_14621583.h

tm）；《安志宏主持〈天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审稿协调会》（http://www.tianshui.com.cn/news/tianshui/20080

90310001334629.htm）。

[175] 《天水市政协文史委征稿启事》，《天水日报》（http://www.tianshui.com.cn/news/tianshui/20090305154252

83048.htm）。

[176] 《大理州政协启动“大理旅游”文史资料专辑征稿编辑工作》http://www.dalidaily.com/bendi/120091122/11

00609.html）。

[177] 《厦门将公开征集，本市建国后史料》（http://news.qq.com/a/20071212/000191.htm）。

[178] 《打造文史精品，搭建履职平台——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8年工作综述》（http://www.dtnews.cn/_mod

el.asp?id=105631&sid=1）。

[179] 《辽宁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来鞍调研》，《鞍山日报》（http://www.qianhuaweb.com/content/2009-05/19/conte

nt_79482.htm）。

[180] 《抓紧时间，保证质量》（东阳新闻网站，http://dynews.zjol.com.cn/dynews/system/2009/11/28/011619555.s

html）。

[181] 《〈红椿巷旧城改造〉文史资料征稿启事》（东阳新闻网站，http://dynews.zjol.com.cn/dynews/system/2009/11/

10/011564265.shtml）。

[182]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172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183] 杨继先编著《史者的情结续集》第156页，冀出内准字（2003）第AZ006号。

[184] 袁占才《回顾鲁山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纵横春秋五十年：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者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85] 《孙书诚在政协第七届会第一次会上作工作报告》（http://ln.gansudaily.com.cn/system/2006/12/28/01022335

5.shtml）。

[186] 《我县着手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平阳报》2003年7月28日（http://www.pingyang.gov.cn/newscenter/Inf

o_Read.asp?NewsID=53500&BigClassID=33）。

[187] 《我县启动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武义新闻网，http://wynews.zjol.com.cn/gb/node2/node5/node12/us

erobject1ai1632.html）。

[188] 《关于征集颍上县建国以后文史资料的公告》（http://www.ahys.gov.cn/article/200711/12516.htm）。

[189] 《转发关于加强文史工作通知》（http://www.scdl.gov.cn/dep/zhengxie/tpl/new_info/1260752799.html）。

[190] 杨继先《浅谈我对文史工作的认识与理解》，《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91] 黄森《有关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几点看法——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协作会上的讲话》，《文史通讯》1996年第2期。

[192] 李凤山《征集出版先进人物史料初探》，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3] 杨继先《浅谈我对文史工作的认识与理解》，《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5辑。

[194] 李凤山《征集出版先进人物史料初探》，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5] 淮北市政协文史委《努力提高文史出版物的质量》，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