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9 次 更新时间:2018-03-05 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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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诸星同为地球,俱由引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显于不伦,上祀诬为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决有自由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祖性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与天息之相通。天垂象见吉凶,儆人改过迁善,故谈天之学,以推天象,知人事为考验,以畏天命修人事为根本,以阴阳消长,五行胜建皇极,敬五事为作用,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用处, 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人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器,可不重视之乎?"

   这段话隐约地透露当时人的思想有三方面受到了震撼。首先,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观念,使得中国传统「人伦无处立根」,也就是说,传统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的失落;再者,中国传统中根据「天地」、「阴阳」、「五行」这些建构范畴( constitutive symbolism)所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也被西学「一扫而空」,使他 对生命与宇宙感到迷茫,反映出精神取向的失落。最后全篇不只是对西学在思想上表示批判,而且充满了愤激与忧惶的情绪,隐约地流露了文化认同感与自尊感受到损伤。底下就这三方面对转型时代出现的取向危机作进一步的分析。

   价值取向危机

   所谓文化取向危机,首先是指基本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动摇。大约而言,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这两面在1895年以后都受到极大的冲击,造成二者核心的动摇,甚至解体。让我大致说明一下二者动摇与解体的情形。

   规范伦理的核心是儒家的三纲之说,它在转型时代受到「西潮」的冲击尤为深巨。 这冲击在1896-98年的湖南改革运动时就已开始。当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以长沙的时务学堂为据点,公开攻击中国的君统,立刻引起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一批湖南官绅的反击与围剿。他们认为,康梁改革运动对君统的攻击就是间接对三纲的挑战。从湖南改革这场大辩论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三纲以及它所代表的规范伦理一直是转型时代对传统价值批判的主要箭垛。儒家道德价值的这一面,可以说是彻底地动摇而逐渐解体。

   同时,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也受到由西学所引起的震汤而解纽,但解纽不是解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需要进一步的分疏。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是四书中《大学》所强调的三纲领、八条目,也即我所谓的大学模式。这模式包括两组理想:1.儒家的人格理想——圣贤君子;2.儒家的 社会理想——天下国家。所谓解纽,是指这两组理想的形式尚保存,但儒家对理想所作的实质定义已经动摇且失去吸引力。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是梁启超在1902-1903写的传诵一时的《新民说》。梁在书中言明他是发挥大学新民的观念,认为现代国民正如传统社会的人一样应该追求一个理想人格的实现。但是他对现代国民的理想人格所作的实质定义已经不是儒家圣贤君子的观念所能限定,因为他的人格理想已经掺杂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权利、冒险进取、尚武、生利分利等。

   《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如上所陈,主要是厘定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但是它同时也间接隐寓一个群体或社会的理想。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层上,他也不遵守儒家以「天下国家」为群体理想的实质定义,而完全接受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观念。与梁同时而属于革命派的刘师培,他在1905年写的《伦理学教科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他对新时代所瞩望的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完全的个人」与「完全的社会」。在刘的笔下,「完全的个人」这个观念受了很多传统儒家修身观念的影响。但这影响主要来自修身观念中锻炼性格,也 即传统所谓的「工夫」一面,至于传统修身的目标——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他在 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因此,圣贤君子是否仍是他的人格理想很可怀疑。同样,他所谓的「完全的社会」是否仍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理想也很可存疑。不错,他和梁启超不同,并未提倡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在他所谓的「社会伦理」中也列举一些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仁爱」、「惠恕」、「正义」等。此外,他当时又醉心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民约论》,深受后者的共和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社会 理想虽仍模糊不清,未具定型,但是已脱离传统儒家「天下国家」这观念的樊篱, 则可断言。

   五四时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新青年》最初三期连载高一涵写的〈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便是一个例子。他在这篇文章伫所谓的自觉,指的是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人格的道德自觉,而道德自觉的具体意思是指一个人应该抱持的理想。因此,这篇文章的主旨仍然隐含儒家对生命的强烈道德感,认为生命应以追求理想的社会与人格为依归。但是他对后者的实质定义则显然已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他对国家与社会的理想,虽然不无大同理想的痕迹,但主要来自西方近代的共和主义。而他的人格理想则依违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高称之为小己主义)与传统的大我主义之间,其内容已非儒家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所能涵盖。

   高一涵在这方面的观念可以说是五四时代思想的缩影。大多数五四知识份子是被一 种道德理想主义所笼罩,追求慕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与人格,这是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受儒家德性伦理影响的地方。但是,他们对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的具体了解则与传统的德性伦理的差距甚大。首先,当时人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理想的热烈讨论与争辩, 不但显示他们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已是徘徊歧途、失去方向,而且意谓儒家传统这 一层思想上已失去其约束力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就人格的理想而言,胡适所倡导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与易白沙、高语罕等人所阐扬的大我主义也在相持不下,显示 传统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对五四一代的影响力也日趋薄弱。

   因此,就整个转型时代而言,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思想的基本模式的影响尚在,但这模式的实质内容已经模糊而淡化。因为前者,这一时代的知识份子仍在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与人格;因为后者,他们的思想常呈现不同的色彩而缺乏定向。这就是我所谓儒家德性伦理解纽的意义。

   总之,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与德性伦理的核心都在动摇中。虽然二者有程度的不同,但是二者同时动摇代表著中国传统的价值中心已受到严重的侵蚀,以致中国知识份子已经失去社会发展与人格发展的罗盘针与方向感。这就是取向危机最基本的一面。

   精神取向危机

   任何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多是自成一个意义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这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一些基本价值与宇宙观的组合。这组合对人生与人生的大环境——宇宙,都有一番构想与定义,诸如宇宙的来源与构造、生命的来源与构造,以及在这一环境中生命的基本取向与意义。这组合我们称之为意义架构。前节指出,传统儒家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转型时代受到严重挑战,这代表传统意义架构的动摇,使中国人重新面临一些传统文化中已经有所安顿的生命和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由之产生的普遍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这一精神层面的危机是转型时代思想演变中比较不为人注意的一面。但是当时许多重要的发展都有它的痕迹。转型时代初期,知识份子很盛行研究佛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发展我们不能完全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去看,它不仅是对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的回应,它也是传统意义架构动摇以后,人们必需对生命重建意义架构所作的精神努力。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这些人之走向佛学,都与这种取向危机所产生的精神挣扎有关系。五四时代人生问题引起激烈讨论,胡适提出「人化的宗教」,周作人提出「新宗教」,这些思想的发展也应从精神取向危机这个角 度去看。

   文化认同危机

   中国人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与西方接触以来就发现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与从前中国自认为是「天朝」或华夏中国的世界很不同的新天地。因此中国人在认知上很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一种对这新世界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藉此可 以帮助他们在这个新的世界伫,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化与国家作文化自我定位。因此中国人在这方面作的思想挣扎与摸索一部分是发自于一种文化自我认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认同感伫面强烈的情绪成分或心理深层需要。前面我指出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发生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个以新的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顿时由一个世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重感,群体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受损伤。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霸权不仅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就因为如此,这霸权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已深入中国人的意识与心理深处,而内化为一种强烈的情意结。一方面他们恨西方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需要,是「现代化」的要求,是一种现实理性的驱使。这自然造成中国人内心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这也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于50年代提出的问题。列文森也许夸大了这情意结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中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是转型时代出现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环节。

   文化认同的需要在转型时代普遍的散布,不论是出自中国人情绪的扭曲或发自文化自我定位的认知需要,都是当时取向危机的重要一面,不可忽视。但是在讨论文化认同取向时,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一问题,因为就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他们在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作的挣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精神取向方面的困惑与焦虑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只有把这三方面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当时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 新的思想论域

   前文提及,转型时代制度性的传播媒介促成了公共舆论的产生,这种舆论内容极为驳杂,各种问题都在讨论之列。但就在这纷繁驳杂的讨论伫,逐渐浮现一个思想论域。称之为思想论域,是因为这些讨论有两个共同点:(1)使用新的语言;(2)讨论常常是环绕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例如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形式,革命与改革的途径,新时代的人格典型,等等。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随之而来的讨论,常常都是从一个共同的主体意识出发。

   谈到转型时代报刊杂志所使用的新语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词汇。这些词汇主要来自西学的输入。它们有的是由西文直接翻译过来,但很重要的部分是转借日文的翻译,因此日文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但是新的语言不仅表现于新的词汇,也表现于新的文体,这方面的主要变化当然是由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虽然这两种文体不无文法上的差异,但最重要的分别还是在整个文章结构和语句的形式。就文章的整体结构而言,文言文是受一些传统修辞上的限制,例如起、承、转、合的规律以及所谓的抑扬顿挫法、波澜擒纵法、双关法、单提法等等。至于个别的语言形式,首先我们必需认识,文言文是一种非常简化的语言,有时简化到像电报的语言,因此语意时常是很不清楚的。同时,文言文的语句结构又受到其他一些修辞上的限制,例如用典、语句的长短整齐必需合乎所谓典雅的形式,而白话文则不受这些文言文的形式与规律的束缚,因此能比较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论理或抒情的需要。

不可忘记的是:在转型时代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虽然那 时代的初期,中国知识份子如梁启超、黄遵宪、刘师培等人已经尝试用白话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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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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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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