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生富 赵亚萍:论透明化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8-02-23 2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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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生富   赵亚萍  
但是,在透明化时代,这些权利正在不断地被重新塑造甚至被蚕食和瓦解。遗忘功能的衰退,加上各种各样的监控,我们将失去畅所欲言的自由权利。从1989年德国政府雇佣间谍监视成千上万民众的一举一动,到美国的“棱镜门”事件,再到希拉里私密邮件被公开侵入、朴槿惠私人交往信息被完全透视等相关事件的出现,让我们感知到“隔墙有耳”“隔屏有眼”的恐怖状况,并深刻地意识到当下个人隐私被窥视的面之广、量之大、程度之深和影响之重!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人类头上,透明化时代下的个体不可多言,也不敢多动。

   (二)安定之需被侵扰

   如果需求无冲突、生活无纷争、心灵无干扰的平静生活是人所向往的安定,那么对立物之间的相辅相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和谐”则应是实现安定的重要因素。在透明化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时是冲突的,而这种冲突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则侵扰着理想中的安定。

   首先,生活的不安宁。数据资源的透明造成个人信息的“裸奔”,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对这些数据的非法使用,将成为猝不及防的害人利器,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2016年10月28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仅第三季度,安全软件360手机卫士就为全国用户识别和拦截各类骚扰电话115.4亿次,平均每天识别和拦截骚扰电话1.3亿次。其中,诈骗电话占比为13.3%,平均每天拦截诈骗电话1668万次。而且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18}。一些防备意识稍差的人极易上当受骗,造成悲惨的结局。

   其次,心灵的不安稳。人的心灵感知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主观反映,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透明化时代,“裸奔”的隐私,在心灵的感知中也许仅仅是概念性的名词。然而,个人的生命财产若因隐私“裸奔”而受到切实伤害,此种社会现象反馈到个人内心便不再是个名词概念,而是各种的惶恐与不安。同时,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社会现实存在的隐患将被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个人心灵的不安稳。譬如,数据主体发觉自己的未来可以被他人手中的数据预测和操控时,会减少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甚至会对未来产生恐惧心理。

   (三)情感态度被冲击

   人的社会性行为本应被寄予“真”“善”“美”的价值理念,但其行为在作用于社会现实时,有时会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影响人的情感态度。如透明化本应为人类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却异化出人的自由被束缚、生活被侵害、心灵被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刷新”了人们对透明化的认知,冲击了人们的情感态度。

   首先,人对技术的情感转变。技术实为人功能的延伸,被寄予了为人服务、为人谋利的情感态度。然而,当个人隐私被侵犯时,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则加大了人的忧虑。例如,数据“裸奔”下预测技术的发展,就为人的生存带来诸多隐忧——当数据技术预测到个人会生病、欠款时,保险公司是否会拒绝他购买保险?预测到个人行为可疑且有犯罪倾向时,警察是否要对其实施预先逮捕?舍恩伯格指出:“我们冒险把犯罪的定罪权放在了数据手中,借以表明我们对数据和我们的分析结果的崇尚,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滥用。”{19}195当数据技术掌握了权衡是非、预测行为时,便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自由,将导致个人对技术的态度与接受度的改变,进而对新技术的现实效用产生怀疑,甚至会排斥新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若社会群体对技术的开放与封闭管控不当,将直接影响透明化时代技术的再进步,成为个人生活、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阻力。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淡漠。也许我们会将隐私的公开与泄露、生存的焦虑与恐惧等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技术的发展,但技术只是一种工具,不具备道德净化的作用,反而极易被人利用,影响人的生活。换言之,我们因技术而产生的担忧与恐惧将转移到对人的怀疑与警戒。人在透明化时代为更好地保存自我,不得不对他人存有“戒备”心理。拒绝接听陌生电话便证明了这一点。

   (四)价值观念被扭曲

   在网络社会中,主体行为往往是在“虚拟现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网民所有的真实信息都有可能被随意篡改。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很容易造成人性的虚伪、人伦关系的扭曲乃至心理的变态{20}。数据、信息的透明与利益的驱动,会扭曲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滋生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观念。

   首先,过度功利主义观念的滋生。在利益驱使下,容易产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切向钱看”的功利思想,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2017年11月1日开展的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的资料来看,广东茂名市、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海南儋州市等7个地区出现了“诈骗村”,这些村以诈骗谋生,在价值观上甚至以诈骗“成功”“较多”为“荣”,以诈骗“失败”“较少”为耻的错误荣辱观和病态心理。如果任其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遭受巨大的冲击,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怪象,国家的总体意识形态也会受到影响。

   其次,传统诚信理念的错解。主流意识观念的偏转也是对原有的社会契约的一种打破——人们对约定俗成的诚信理念变得淡漠。“诚”乃真实无妄之美德,重在“内诚于心”;“信”乃信任不欺之可靠,重在“外信于人”,“诚”与“信”之结合则含有言行合一、表里如一之内涵,是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品行之一,是维持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然而,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驱使下,诚信似乎成了空头文字,不仅对人的约束直线下降,而且对诚信行为的认可也在不断被歪曲。如网站公司对用户承诺保障其隐私保密,且对外明令禁止他人私自挪用其网站内属于“用户”的信息,但其网站后台却不断分析、整理收集到的用户数据,类似此种“两面三刀”“言行有别”的行为更加快了诚信理念的流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程度。

   马克思在阐述权利观时深刻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1}权利的享有需要义务的履行,且二者需成正比例关系是维系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在透明化、数据化、扁平化的虚拟社会,共处的依然是千千万万、存有私欲的真实个体。在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界限、没有围栏的虚拟世界中,方便依旧、问题也依旧。我们需要“透明化”下的便利,亦需要“透明化”下的问题治理和隐私权的保护。

  

四、综合治理确保隐私权

  

   (一)法律划定隐私边界

   法律是在社会演变下产生的客观、公正的社会规则。人类在经历了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后,逐渐认识到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熟人社会,“法制”的功能被弱化,以道德和信任为基底的“契约”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口流动等因素作用下,人类社会迈进了“人性冷漠”“道德滑坡”的陌生人社会。当个人透明化地生存于陌生人社会时,潜在的威胁不可低估,此时,法律强有力的社会规范作用便凸显出来。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为隐私权划定安全不可侵犯之领地。

   美国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联邦隐私权法》,欧盟在1995年颁布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英国也在1998年颁布了《数据保护法》,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出台有关隐私权的专门法律。虽然从2017年6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只是完善了相关规则,还缺乏更进一步的细则。因此,需要完善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加大隐私权保护力度,增强网络空间个人隐私安全的保护。可参考西方的法律制度,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作出以下基本的界定。

   首先,明确受保护的信息范围。一是基础信息:身高、体重、血型、肤色等一系列与基因信息有关的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参与网络活动的私密信息,被监控设备监督的信息。二是消费信息:信用卡、电子消费卡、网卡、网络账号和密码、消费及交易账号和密码等。三是社交信息:在Facebook、Twitter、QQ邮箱等社交软件中留存的隐私信息。四是活动踪迹:个人在网上的活动踪迹,如IP地址、浏览踪迹、活动内容等。而且个人信息可按照保护级别分为个人身份信息、敏感信息、准标识符信息、公开信息以及日志信息{22}。

   其次,制定明确的隐私权保护条例。我国《民法通则》以侵害名誉权的方式对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但这种模式效果差、不够完备。因而,可进一步利用刑法、行政法或民法对隐私权进行明确规定,实行直接保护。

   最后,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借鉴欧盟“全流程保护”模式,对个人数据建立严密的保护制度。从个人信息的采集、挖掘、使用,直到最后环节的销毁,建立一套完善的个人隐私权保护体系。

   (二)监管防护隐私底线

   政府监管主要是指借助法律对市场进行管理,对行业自律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行业自律的核心就是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但其自我约束的效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政府监管这一外部力量给予引导、约束和规范。因而,在透明化时代,我们需要加强政府监管:一方面, 依靠法律效力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另一方面,加强和完善行业自律水平,提高企业自行保护他人隐私安全的责任感。为此,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加强和创新政府监管,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

   首先,整合数据资源。在透明化时代,为了实现政府高效、快速、及时的监管,亟需打破“数据孤岛”,打通各个部门、各个层面的信息连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政府机关“规范操作”“统一操作”,实行信息的流动共享,确保做到使用与安全的统一。

   其次,引入数据技术。数据技术即一项具有分析当下、探知过去、预测未来的高能技术。在此技术支撑下,政府可以更有针对性、目的性、预知性地进行监管,让监管活动低成本、高效率。因此,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赋予工具以“善性”,提高政府监管的实效性。

   最后,听取民意。“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要及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反馈,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拍砖”“吐槽”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群众批评中汲取营养。隐私保护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我们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多听取群众意见,为民谋利。

   (三)经济权衡利益各方

   恩格斯曾强调:“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而在历史合力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2}592。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可变的,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忽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可见,经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且经济利益是社会问题产生与解决的根本性因素。透明化时代,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数据企业对数据进行加工与处理后,再次应用于数据主体等行为含有诸多安全隐患。总之,网络社会中引发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网络空间中个人权利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冲突{23}。因此,协调好各方经济利益的需求,可以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权免遭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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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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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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