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新时期头十年的史学理论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2-11 0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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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的最简明的综合概念,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五种生产方式说则完全按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发展顺序。先进的生产力是很难一跃而就的,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却可以通过革命手段迅速达到。这就是说,不是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反之,要使生产力的发展跟上生产关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把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这往往给唯意志论代替历史唯物论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可见,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架构,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相关联系。显然,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给予了作者相当重要的启示。

  

   如上所述,上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五种生产方式说的讨论,归结起来,讨论的是关于历史规律问题。王和、周舵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的论文《试论历史规律》,试图从学理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厘定。他们说,在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久已习惯用“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来解释历史。目前史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仍然是相信和承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确是存在着某些客观规律或显示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然而,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一般的广义的规律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他们对历史规律做了这样的定义: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出现的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归纳总结。他们特别强调历史规律必须具有可重复性的基本属性。历史规律所研究的,是反复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因此,它不是单纯的预见。换言之,仅有理论推断而无事实依据者,不属于“历史规律”的范畴。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必然支配偶然”、“偶然反映必然”一类的观念呢?他们又强调条件对于规律的重要性。由于当外部条件不同时,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将不同,所以,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间,不存在偶然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他们举例说,很多史学工作者曾经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五个阶段。因此,那种主张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只能是错误的,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的毛病,就在于仅仅着眼于人类本身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把规律看做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忽视甚至无视“外部条件”这一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重要因素,似乎只要都是“人类社会”,不论外部条件,其发展过程都是大致相同的。其实,不同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他们还指出,对于条件相近或相似的人类社会来说,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表现于“概率”之中。除此之外,历史中还有大量纯偶然的事物,其与“必然”没有关系。人类历史也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样,存在着三类不同的运动系统。一类是具有“必然规律性”的确定性系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反映了这种必然规律性;另一类是具有“概然规律性”的随机性系统。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统治者“让步政策”。虽然具体王朝统治政策的制定,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但这些偶然因素所决定的政策里却反映出一种总体上的倾向,即大多数新王朝的统治者最终都认识到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于自己的统治有利。这便反映了一种“概然规律性”。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三类运动是一种不确定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是受纯粹偶然的因素支配的,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因此也就谈不上有“规律”可循。就任一特定的人类社会而言,越是在长期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必然”的作用体现得越明显。而相对于任何一个较短时期的具体历史来说,则存在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外部条件确定之后,只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则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于历史规律归根到底是人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而人的认识并非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由于历史规律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这一极其复杂而又无法重现的事物。因此,倘若依据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定的知识的定义,我们便不难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规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多样性和可变性。所谓多样性,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存在着多样性。人们对任何一种历史规律,都不可能象对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规律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历史规律则不然,由于历史学家的信仰、利益、角度、方法的不同,面临的时代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以及接触和使用材料的不同,他们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历史学派,每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曾提出过很多在他们看来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被总结出来的任何一条“历史规律”,又都是只被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承认,而未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所谓可变性,是说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不但是多样的,而且是可变的。这种可变性反映了人类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乃至历史学本身发展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它不但表现为人对历史认识的由表及里的深入,还表现为新认识对旧认识的纠正和否定。

  

   王和、周舵的论文在表述了他们对“历史规律”问题的认识后说: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规律”与“必然”的研究,似乎仅仅成了对既往历史的解释,而完全忽视了选择的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存在即必然”、“存在即规律”的倾向,即已经发生的就是被历史证明是必然的,因而也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讨论随机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的时候,已经证明了“非必然”的存在。而只要是承认了“非必然”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选择的可能。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历史并非一定就是最佳选择的历史。历史的这种选择的可能之所以往往被忽视,是因为历史的选择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中的结论那样,可以通过反复的试验而被证明。因此,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不易被看清楚。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选择而得到的不同结果之中,看到这种选择的作用。他们的这种认识,亦带有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时代烙印。

  

   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当年所谓“五朵金花”中最突出的一朵,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的核心问题。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提出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史学界同仁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便不可避免。

  

   其时除了坚持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传统观点者外,引人注意的是对这一传统观点的不同意见。董楚平质疑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论”,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真正动力,甚至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归功于农民战争的推动,认为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起过这种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把农民战争的作用抬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说每次农民战争都是失败的。既然都失败了,又怎能推动社会发展呢?既然每一次都推动了社会前进,又怎能说都是失败的?既然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举世无匹的,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应发展很快。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发展缓慢。为什么动力最大,而速度很慢呢?相反地,欧洲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农民战争,也就是说没有动力,或者说动力很小,却偏偏较早进入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以上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惟一动力论”产生怀疑,不得不重新探索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作用。[30]他还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太多,破坏过甚。农民战争虽有解放生产力的一面,但其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严重的。[31]

  

   刘昶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中,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运动方式中的一环,他说自秦统一以来,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看到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祚长者二、三百年,命短者十几年、几十年,兴亡交替,不暇稍息。这种周期性的治乱兴衰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特点。为什么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周期性的循环往复呢?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而小农经济不是独立稳固的社会经济形态。当小农经济在天灾人祸下走向衰落,大量小农破产,沦落流亡时,专制王朝就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不少力图解决小农分化、土地兼并问题的改革家,但当改革行不通的时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便充当了改革家的遗嘱执行人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社会走出了旧王朝的螺旋圈,开始了新的轮回。[32]王存才也认为,农民战争虽然打击以至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它保护了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从长远看,保护了封建统治。[33]王戎笙在《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一文中说,并不是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都有显著的发展。相反,差不多有同等数量的例子说明,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例子就更多了。[34]刘祚昌则对过去美化农民战争,掩盖其缺点和错误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夸大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说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几乎成了我们编写历史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一个洞若观火的事实是:农民战争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汉末黄巾起义后出现的千里无人烟及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后出现的全国性的经济残破,都是不容掩盖的客观事实。因此应该说农民战争按其客观效果来看,是造成了生产上的倒退。”[35]

  

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了一种政治上的枷锁,渐渐形成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评价问题,力求客观、公允的风气。在对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中,一些学者从多方面、不同角度的考察和言说,反映出超越以往的思想深度。郭子亮撰文认为,农民战争的暴力行动,如恩格斯所说,只能起到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作用。助产婆本身是不会生出新社会的胎儿的。农民战争不仅不能使旧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反而使它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在农民战争后,新的统治者才可能利用国家机器调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这说明,农民战争本身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发生直接的作用,它的作用是通过新的统治者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如果说这种作用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它也是间接的。[36]戴逸认为,农民战争的作用只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但这一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所谓“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公式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代替整个封建社会史。[37]杨生民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能限于使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到某些调整和改造。因此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但这些斗争没有能够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越出封建制阶段。[38]李桂海则提出,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动力”或“阻力”这种纯粹定性分析的争论上,而应当做系统研究和多层面的分析。如果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做系统的研究,可以说,它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调整了封建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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