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新时期头十年的史学理论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9 次 更新时间:2018-02-11 0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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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段话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曾经引起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争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思想界就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论战,便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当年的论战实为政治斗争。后来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提出人类社会历经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便集合在了这面旗帜下。在新时期,作为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的学术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重新引起了讨论。有人认为,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种与西方社会形态不同的“特殊的东方形态”。这种生产方式保存了农村公社的原始公有制,又在农村公社之上存在着专制君主的统治,而专制君主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公社农民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是通过赋税和徭役的形式,作为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归以专制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有;原始公社所有制从属于专制君主的最高所有制,农村公社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此外,还存在着奴隶制、种性制等剥削。这些特点是与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根本不同的。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原始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是“特殊的东方形态”。[24]这种古代东方的国家,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就是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着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25]也有意见认为,在古代东方,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并不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东西,专制制度不是从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外部强加进去的。公社是专制主义国家的基础,但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限于公社,还有其他。[26]

  

   可以看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再讨论,是人们对历史特殊性问题重新予以重视和思考的反映。这又导致关于“人类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只有五种?”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吴大琨撰文认为,应当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看待。因为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已经形成了国家,所以它已不是原始公社制;而历史也证明从来没有过哪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曾经发达到象希腊、罗马那样的以奴隶为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制国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这一著作中,是把亚细亚的,即东方的和古典的、日尔曼的生产方式作为并列的生产方式来看待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里,主要生产者一直是农民;在古典的希腊、罗马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在日尔曼的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则是农奴。这三者在身份上是很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应当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看待。但这样一来,所谓“五种生产方式”说就变成了六种。吴大琨还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从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依次单线发展的。实际上,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原始公社制崩溃以后,由于生产力低下,地理条件不同,历史上就出现过诸如亚细亚的、希腊罗马的、日尔曼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中国来看,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才由初期的亚细亚式的国家发展成为真正中央集权的、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亚细亚式的国家,即秦、汉王朝以后的中国。在全世界目前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西欧国家曾经经过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使西欧的封建主义国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则都是在外来条件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其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讲多线,是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更加如实地反映出世界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它比斯大林的单线论,似乎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包括历史上的问题和当前的问题。[27]胡钟达也发表题为《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文章,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还是“多线”,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六种或者四种生产方式。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它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代表的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或模式。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也包括“中华帝国”。同印度一样,存在于中国的村社,“也是原始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只有当英国人从印度向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才意外地使这个古老的帝国从长期的麻木状态中开始逐步清醒过来。概括起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但这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又从属于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或最高所有权,公社和公社社员只有对土地的共同占有权和使用权。村社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自足,不假外求。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它的经济职能一方面是维持本身的再生产,一方面是将公社成员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以租税和徭役的形式,来供养以专制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和专制国家剥削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基层组织。在东方国家,不管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农村公社却没有变化。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它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侵,才为这种古老的制度敲响了丧钟。这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赋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内涵,至于它是否合乎东方各国历史上的实际,或是否完全合乎东方各国历史上的实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胡钟达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日本除外),也从未说过中国存在过“封建王朝”。马克思晚年接触了更多的有关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文献,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有所修正,但是在东方各国长期存在着一个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在其上矗立着专制主义政权的这样一个观念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是由原始共产主义进入阶级社会,再由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至于在阶级社会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这些都是学术问题,是可以进行探讨,是可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不能认为只有坚持五种生产方式才算是“正统”,而对此稍持异议就必然是“异端”。[28]

  

   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发展观究竟是怎样的呢?罗荣渠著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29]试图加以说明。罗文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与他们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混为一谈,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关于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就是源于这些认识偏向。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的著作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有马克思的论述为据。例如,在原始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模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又如,向阶级社会过渡:“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如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从原始社会转向文明,经历各种不同途径:在南欧产生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日尔曼人则发展起来一种部落型的社会;在亚洲的原始公社既未导致奴隶制,也未导致封建制,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亚细亚模式。就是亚细亚社会也不是一模一样,中国与印度就大不相同。尽管当时对亚洲社会的不同模式认识的很不够,但马克思从未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混为一谈。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马克思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资本论》中历史地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为此,他后来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我国现行的世界通史是按照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排列的。各种形态之间相互衔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前一种社会形态的崩溃,接之而来的必然是一种新形态的统治。在两种社会形态交替之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过渡是如何实现的呢?按现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是,强调内因即通过内在矛盾的迸发引起革命(突变)而完成过渡。这样,按单线论的逻辑,既然每种社会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方式又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受同一种规律支配,那么,世界上所有国家自然都会或迟或早地要经历同样的历史发展阶梯了。但作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的罗荣渠教授却认为,这套理论很难经得起现实历史实践的检验。罗文指出,即使是马克思研究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欧的形成,也绝不是靠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或土地贵族与农民(农奴)的阶级斗争这类单因素论可以解释的 。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西欧所经历的漫长过程是,首先在旧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早期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早期商业化(交换方式变化),早期工业化(生产方式变化),世俗化(神权政治变化)。这些因素的凑合,有助于使稳固的封建型依附结构发生松动。不过要看到,正是这种西方式的封建社会系统,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因为它在蛮族入侵反复破坏之后建立起等级封建权力机构(政治多元化);众多的小国林立而无大帝国体系(国际多元化);教权与王权分享政治权力(社会多元化),随之又发展起城市自治体(经济权力多元化)等等,使新兴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较易发展。尽管这样,如果没有产生特殊强大的冲击波予以推动,新因素也不可能成长壮大。这就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和殖民征服运动,使新生产方式在母体内获得了大量的营养液。随之而来的是十八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同步发生的政治大革命,这些奇特的巧合性使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紧扭在一起。只有这样,即许多有利因素的特殊凑合,新生的现代生产方式才脱颖而出,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了它的最适合的发展形式。但象南欧即地中海的城邦国家,早就享有海外贸易之厚利,却没有首先完成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同样,葡萄牙、西班牙曾经在地理大发现中遥领风骚,最早建立“日不落”殖民大帝国,也没有首先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众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自发的历史过程。物质对于精神,经济对于政治与文化,绝对不是按照人们设想的固定方向和顺序发生作用的。这只能借助于合力说才能正确说明历史客体发展的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这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论方法论的重大贡献。而所有单线论者和单因素论者是根本不了解这一点的。

  

罗文进而提出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架构。所谓历史一元论,即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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